趙敬璞

趙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於南京市浦口。籍貫江蘇銅山縣 房村鎮小趙莊。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學高中一年級時因參加“西安事變”學生運動被開除。

1937年5月離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國民師範軍政訓練班。1937年6月，集體參加犧盟會，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戰爆發后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 為決死一縱隊三大隊八連隊員。

1937年10月被派往長治縣任人民武裝自衛隊副總隊長。

1938年2月，調回決死一縱隊三總隊工作，此時雖不是黨員，但由於組織信任，擔任了一營一連指導員。

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到1940年期間，任團政治處組織幹事，代教導員。閻錫山發動攻擊新軍的“十二月政變”后，為充實部隊，新軍游擊一團與決死三總隊合併為八路軍新軍第25團，調任連指導員。

1940年2月調任八路軍太岳縱隊青年知識分子訓練隊（簡稱青訓隊）任指導員。

1940年秋，青訓隊與太岳縱隊教導大隊合併，調任指導員、組織幹事、大隊總支書記（教導員）。

1943年3月，調任軍分區巡視組長。

1945年2月任八路軍太岳一分區第38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上黨戰役第一階段作戰結束，為執行中央搶佔東北的戰略決策，太岳軍區組成太岳支隊（五個幹部團）赴東北。任幹部團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於

1945年10月出發。途徑洮南車站時遭到當地政治土匪的圍攻遇險，頑強抵抗堅持一晝夜，得到白城子軍分區和蘇聯紅軍駐軍的支援，始得脫險。

1945年12月抵達嫩江軍區后，任警備二旅四團政委，該團有關內老八路的五個整連，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戰爭期間，在龍江、景星、甘南等地發動群眾，進行土改，剿滅土匪，先後任東北騎兵二團、騎兵一團政委。

1948年4月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巡視團巡視員、組織部幹事。四野打到廣州后，任第15兵團直屬政治處副主任。在廣州與同在兵團直屬政治處的李燕結婚。

1950年7月，在廣州的15兵團領導機構與在河南的第13兵團領導機關對調，兵團機關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任志願軍司令部直屬政治處政委、直屬政治部主任。

1956年5月離開朝鮮回國。

1957年8月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4系（裝甲兵系）政委兼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所政委。

1960年6月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核武器局）的第一任專職黨委書記，在青海實地領導原子彈研製工作，直到1962年10月因肺結核病情惡化，醫生診斷有肺穿孔的危險，才離開青海，住院治療。

1964年10月，調任二機部三局（核地質局）黨委書記，所領導的核地質戰線，職工多達3、4萬人，工作地區艱苦，隊伍分散。文革初期，因抗戰時期的山西新軍的革命經歷而靠邊站停止工作。

1969年秋，獲得解放。

1971年2月，重新工作，任二機部辦事組（辦公廳）組長，部黨組成員。

1973年初去四川地區的九院解決問題。

1974年二機部恢復機關的司局建制，任九局局長，後任副部長兼軍工局局長，1982年12月離休。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榮獲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頒發的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趙敬璞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最後一個年頭，我國在戈壁灘上的一次空投核彈過程中，因降落傘沒有打開而出現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計數之後，核彈本來應該飄到預定的空中爆心處，可是核彈卻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沒有出現蘑菇雲。雖然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會引起嚴重後果！核彈哪裡去了？它還可能炸嗎？是不是在預定範圍內炸？或者已摔碎了，不會再炸？那核彈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個地區？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尋找，由於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始終沒有發現核彈的痕迹。但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們都記得日本廣島、長崎在遭受原子彈襲擊后留下的慘景。哪個國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來這麼一下。

“文革”中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就多次說過，降落傘是個大問題，一定要保證降落傘能打開。可是恰巧就這一次，沒有打開。

許鹿希說:“因為我在 1987年仔細問了當時二機部 趙敬璞副部長，所以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馬蘭有一個機場，飛機是從馬蘭飛上去的。這個核彈是從飛機上投下來，飛機飛得非常高。因為那個核彈不能扔在馬蘭，馬蘭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沒有人住的羅布泊，扔到羅布泊的天上，在羅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後當時算好了蘑菇雲應該在哪兒，蘑菇雲應該往哪兒飄，要對我們國內沒有任何害處。

這裡唯一保密的就是飛機的高度不能說。

飛機扔核彈，那個核彈必須得掛著降落傘飄，要是不掛降落傘的話，一扔出來核彈就爆炸，飛機就完蛋了，所以必須得算好降落傘怎麼飄，風向是多少，飄到一個爆心再爆。

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傘沒有打開，很多人不理解，說降落傘怎麼還打不開？普通人用的降落傘是好打開的。核彈是一噸重，你算算，比平常那個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號的降落傘展覽過，很大的，從這頭到那頭，巨大展廳的樓頂整個都是。1979年用的那麼一個降落傘沒有打開，飛機扔出來這個核彈從高空一直掉下來，直接摔到地面，就給摔碎了。

可是這次的核彈，是鄧稼先簽的字。鄧稼先簽字就表明說向國家保證這個彈是成功的，所以他決定自己親自去找，許多同志都反對他去。陪他一塊去的就是當時(二機部)的副部長趙敬璞。他們倆一塊坐上吉普車去找。這時候基地的一位領導說‘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這位基地的領導叫陳彬，鄧稼先聽后心中激動不已。他此時被一群生死與共的同志的真摯情感所打動，但他已不可能聽這位將軍的勸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鈈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體，極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進入體內后200年還剩一半。這就是說，它將終生傷害著‘被輻射’的人的身體，永無解除之日。這一切，鄧稼先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這些情況一樣，沒有聽從好心同志的多方勸阻，坐在車上，他心裡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這事我不去誰去？’

鄧稼先當時不可能不去，因為當時不知道這個彈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這個彈是什麼情況，如果這個彈爆炸的話，那就壞了，廣島什麼樣，長崎是什麼樣，你可以看到畫面是吧，我們不能自己在自己國土上干這麼一下，對不對？

戈壁灘上不是沙漠，戈壁灘是大大小小的石頭。大石頭跟籃球那麼大，小石頭就是小石頭塊，吉普車就在滿是石頭塊的戈壁灘上到處跑，那天他和趙敬璞同行，乘坐一輛吉普車，向戈壁深處駛去。在汽車上，他們沒有說什麼話，這並不是沒話可說，而是鄧稼先的腦子裡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麼事故？有幾種可能性？最壞的結果是什麼？他什麼都想到了，但就是沒有顧得想想鈈239對於人體的傷害。

他這時還不知道，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飛機上直摔下來的著地點，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他一門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彈，探明原因。車子在大戈壁上到處亂跑。他終於找到了，因為這是他們製造的，他認得。

到了發生事故地區的邊緣時，鄧稼先鎮靜地說‘到了，停車’，他要汽車停下來。一下車，鄧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對於身體的危險性，這是核科學家的直覺。他堅決阻攔趙副部長和司機等人與他同行。趙敬璞副部長堅決要跟他一起過去，鄧稼先就呵斥趙敬璞副部長，他當時也顧不上禮貌了，他說‘你們都給我站住！你們進去沒用’。鄧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邊兒，他自己卻進去了。

他獨自向裡面走去。他終於找到了，這是他們九院的寶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許鹿希說:“趙敬璞副部長 說，大概摔碎的那個範圍呀，像 半個足球場那麼大，就是 整個彈都摔碎了。”

聽到這裡 我問，他知道很危險，也阻攔別人進去，自己為什麼不注意呢？

許鹿希說:“那時候他已經顧不上了。”

說到這兒，許鹿希輕輕擦了擦流出的淚水繼續說:“那時候有人說他是傻子，我也說不出來他是什麼人，是傻子還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鈈239是怎麼個毒性，鈾235是怎麼個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進去以後，找到了那個摔碎的彈片的時候，最糟糕的是他還雙手捧了一下，捧起來一看，他馬上就放鬆了，他們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他拖著疲憊不堪的步子向停在遠方的吉普車走去。

鄧稼先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就是‘平安無事’。這意味著對全國老百姓來說，沒有影響。但就在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有問題了，因為他是搞核物理的。當時在上車前，他主動邀請趙副部長與他合影留念。”

許鹿希說:“那是鄧稼先已經去世有幾年了。有一次趙敬璞副部長打電話說你到我這兒來一下，我有一件東西給你。我跟我兒子去的，我去他們家時，恰好李覺副部長在趙敬璞家裡，趙副部長給了我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鄧稼先生前沒有給我，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張照片。趙副部長說‘這個照片你應該有’。我把那張照片複製以後，把原件還給他了。”

那張照片是兩個頭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護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邊、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的紀念照。左邊的高個子就是鄧稼先，右邊是趙敬璞副部長。

鄧稼先在研製核武器這一緊張的工作中，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他工作起來節奏很快，匆匆忙忙。這次他要特別留下一張紀念照，一定是內心裡有另外什麼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覺察到自己此後壽命的期限了吧。儘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險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放射性鈈239的輻射傷害，這將是他身體狀況的巨大轉折。

這次對鄧稼先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水平無法補救的。因為他已經多次受到輻射傷害，再加上這一次，埋下了他死於癌症的惡果。

那是一次當時在內部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隊的領導都在現場等著觀看。據說，試驗場地擺上了許多試驗品：坦克、鐵架、活著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數三二一起爆的時候，沒有蘑菇雲，也沒有聲音，爆心地方什麼也沒有，不知道核彈哪兒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灘上來回找，防化兵不認識，因為這個核彈不是整個摔下來的，而是彈已經摔碎了。核心裝置為什麼鄧稼先去找呢？雷管、外殼不能作數，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應了還是摔碎了。沒有核反應表示沒有在我們中國國土上放一個核彈，那全體老百姓平安無事，最關鍵是這個。所以鄧稼先自己要去找。

許鹿希說:“鄧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著明天找，明天找不著後天找，反正總有一天會找著。

但是鄧稼先就想找到以後親眼判斷一下，如果當時是一個核反應，等於在中國本土上放了一顆核彈，可了不得的，比廣島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馬上就得撤退，幸虧沒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鄧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慘。

這些事是趙副部長在鄧稼先去世后告訴我的，還給了我那張照片。他還說，在回去的車上，鄧稼先向他解釋‘你們知道放射鈈最容易被什麼吸收嗎？人的骨髓！那玩意兒如果侵入人體，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嗎？200年後還剩一半’。”

那個時候，三機部說二機部九院的臭彈，二機部說你們三機部的傘不好，鄧稼先一看降落傘摔在那兒，根本沒有打開，這個事情今天說起來沒有問題，不泄密，因為這個事情在1989年的時候，國防科工委有一個科技局的局長，他把這件事情寫出來了，這本書的名字是鄧小平親筆提的《中國核工業的四十年》。

許鹿希說:“書出來了，我們再說就沒有問題了，就不算泄密，過去不許講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許說，現在我可以很公開地說，我們中國一共是45次核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