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秉正

馮秉正(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字端友，1669年12月16日出生於法國Bugey地方一門古老的望族家庭的封地“瑪雅城堡”，屬Belley主教區，這是五百多年來他家祖傳的封地。1686年9月10日拋棄榮華富貴，進了耶穌會裡昂的初學院。

由於他不斷申請去中國傳教區的強烈要求，終於獲准，並於1702年啟程東來。1703年6月16日抵達澳門，然後轉赴廣州，在那裡學習漢語和中國習俗。

1710年馮秉正被派去協助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神父領導的測繪地圖的工作，並會同德瑪諾神父一起測繪了河南、浙江、福建等地，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馮秉正、德瑪諾、雷孝思三人又被派去測繪台灣及其附屬各島的地圖。其間亦傳播教理，鼓勵教民。測繪地圖的整個工程花了十多年的時間，主要工作都由西方傳教士擔任。最後終於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製成了《皇輿全覽圖》和各省分圖稿共32幅，並被刻印成冊。

測繪工作完畢后，馮秉正等人回京師復命，康熙皇帝深器其材，命留居京師，派內廷行走。此間他學習滿語，進步很快。在這漫長的四年測繪期間(1710-1714)，他因未能專心致志於傳教事業，而深以為憾。

馮秉正先後為康、雍、乾三位皇帝效勞。康熙皇帝欲使滿語傳世久遠，曾命人將中國正史譯為滿文。由於馮秉正精通滿、漢語言，又熟悉中國古籍暨其風習、宗教、歷史，尤其善於考據，故康熙皇帝命令馮秉正將同一史書再譯為法文。馮秉正以《通鑒綱目》一書為主，再博採其他史書以補充，對明清兩代的事迹，尤為詳細。此書編撰歷時6年，他所翻譯的《中國通史》7卷本終於於1730年完成。馮秉正1737年將書稿寄回法國，弗萊雷曾計劃出版它，但未及實現就去世。此後，儘管學術界一直對它感興趣並等待它的問世，這部書稿卻在里昂學院圖書館沉睡了30年。后因法國耶穌會遭壓制，學院當局將手稿交給格魯賢(Abbé Jean Baptiste Grosier)希望他能尋機出版。格魯賢終於不負所託，於1777—1783年間在巴黎將此書分12卷付梓，並附地圖和說明圖。同年又有人將此書翻譯成義大利文。這一巨著奠定了馮秉正作為“法國漢學家奠基者”的歷史地位。馮秉正的這部《中國通史》著作，對於歐洲人研究中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法國漢學家戴遂良、高第和勒內·格魯塞教授等在從事著作和研究的時候，都從這部著作獲益匪淺。

馮秉正神父不但擅長用漢文寫作，還能流利地說漢語。馮秉正神父最善於處理和解決教區棘手事務，他利用在群眾中的威望和影響，使教難的趨勢得到局部遏止或緩和。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駕崩，其四子雍正很快即位了。雍正皇帝不像他的父親，他和宮廷耶穌會士沒什麼往來。事實上，他討厭所有傳教士，認為他們對於維持和平和秩序而言是潛在的危險，並把他們和白蓮教的成員歸為同類。

1723年6月，一個基督教文人叛教以後，聯合了他的一些朋友向本地長官寫了一封信，其中對傳教士的行為進行了非難：他們有許多教堂遍布各處以蠱惑百姓，視男女為平等並誘勸年輕女子成為修女。這封信引起了江西省總督和省長的注意，他們下令所有傳教士離開本省，移至澳門。他們向皇上稟報了此事，1724年1月11日，雍正皇帝認可了他們的決定，並將其推行全國。

宮廷耶穌會士白晉、巴多明、雷孝思和馮秉正等人通過一個同情他們的皇帝的兄弟進行活動，試圖勸說皇帝收回成命，或至少允許傳教士們在廣州居留，在那裡他們能夠和歐洲保持聯繫。最後，約1724年7月，皇帝在這后一點上讓步了，命令廣州的地方官准許傳教士逗留此地，“只要他們不製造麻煩”。

但是，一到了廣州之後，傳教士們就重新開展了他們的工作，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結果1732年8月18日，朝廷下令限他們三天之內遷到澳門。

無論在北京或其它地區的神父們，雖身處層出不窮和日益加劇的折磨和憂患之中，但都滿懷希望，等待著有朝一日在天主台前歡聚一堂。1748年（乾隆十三年）2月間，馮秉正神父心力交瘁，卧病不起，於6月28日，神父安然逝世，享年80歲，皇上賜予帑銀200兩，遺體安葬在正福寺法國傳教士墓地。

馮秉正與宋君榮於1723年10月獲悉傅聖澤想刊行一份以威烈王開元的中國歷史年表，二人立刻著手反駁。宋君榮注重天文數據，馮秉正則從事對記載這次日食情節的古文獻進行考證，想通過文獻考證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馮秉正對中國編年的看法主要體現了他的《中國通史》以及與弗萊雷的通信中。《中國通史》中的紀年依據《通鑒綱目》，推出伏羲開始執政的時間應為公元前3332年，黃帝執政的時間則為公元前2698年，堯帝執政開始於公元前2357年。馮秉正在《中國通史》序言中介紹了孔子對中國古史的敘述，稱孔夫子將中國歷史追溯到伏羲，講述了人們以結繩代替文字記事之前時代的情況，甚至還講到中國尚處於極端蒙昧中的時代。馮秉正從孔子的記述中得出，可以將中國第一批聚落的建立追溯得非常遠古。

馮秉正因弗萊雷對中國天文、若干傳教士及中國史家的判斷、《竹書紀年》、大堯治洪水、秦始皇焚書以後之經書等問題產生疑問，故著書以答。馮秉正這些書簡的主旨是確信中國紀年之遠古與可信，他提出中國編年史的紀年必然要追溯到伏羲，因此中國的紀年與猶太人紀年的整個體系對立，與希伯萊文獻的紀年絕對不相吻合。甚至也難於同《七十子譯本》的紀年協調。由此馮秉正強調，必須以批判的思想和服從堅實可靠佐證的傾向來研究這些中國紀年及其基礎。

《中國通史》的優缺點可用費賴之的話概括：“是編雖不無缺漏訛誤，尚不失為今日中國史最完備之本”，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撰於1868—1888年間，但馮秉正著作的影響力此後還在延續，直到20世紀初仍為關於中國歷史的各種敘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之所以視《中國通史》為另一種風格的耶穌會士作品，關鍵原因在於此書不再執著於遵從耶穌會士的需要對中國歷史進行支離和重組，多少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而向西方人呈現了一段較完整的儒家眼裡的中國歷史，此書的主體部分差不多是對朱熹《通鑒綱目》的翻譯，而《通鑒綱目》是朱熹對《資治通鑒》施以理學化解釋的努力。選取理學家的作品為藍本，也意味著早期耶穌會士小心恪守的反理學、從古儒的方針此時已失去約束力。至於這樣一部歷史擺在18世紀末期的歐洲人面前會產生什麼反應，這是后話。同時應該指出，耶穌會士從拼湊中國形象轉為根據中國的文本來敘述中國，這固然是一大進步，但並不意味著這樣就一定能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得出正確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