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烈

1911年3月，鄭烈回國準備參加廣州起義，后因忽傳起事改期，撤回香港。但滯留廣州的林文、林覺民、方聲洞等人堅持先發制人，不幸失敗。廣州起義失敗后，鄭烈繼林文之後接任中國同盟會第十四支部支部長。是年11月，福建光復，成立都督府，鄭烈出任福建軍政府司法部長(1912年7月改為司法司長)，後任公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校長，並策任福建稽勛分局局長。1913年，任福建司法籌備處處長，不久機關裁撤。1915年3月，遠赴雲南任昆明地方法院檢察廳檢察長，同年11月，因不滿袁世凱洪憲帝制復辟而辭官返鄉。1916年，出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推事，后充任庭長。1921年，鄭烈追隨孫中山南下廣州，被派任護法軍政府大理院及平政院庭長，統攝院務，併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議。同年11月調任廣西高等審判廳廳長。次年6月因廣西政亂而去職。當時司法部改委鄭烈為山東青島地方檢察廳檢察長，但鄭烈堅辭不就。1923年3月又轉任福建高等審判廳廳長，后兼任福建私立尚賓法政學校校長。1927年，北伐軍入閩，廢高等審判廳，鄭烈離職赴廈門執律師業。

1927年秋，鄭烈受聘為廈門大學法科兼任法學講師，參與了法律系學生的一些課外活動，並曾在法科同學會創辦的《法潮》刊物第一期（1927年12月付印）上發表有《請求再審訴狀附判決詞》一文。至於鄭烈在校任教期間具體講授哪些課程，目前未能查到相關記載。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鄭烈於1928年11月被委任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故辭去廈門大學法科兼職。鄭擔任斯職直至1948年12月。1947年6月28日，受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之命，鄭烈曾以檢察長名義下令“通緝”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在蔣管區各地報紙刊登通緝令全文，喧囂一時。識者聞之，莫不齒冷。

1949年，鄭烈辭職赴台灣，在台北市專事律師工作，並曾連任兩屆“台北市福州十一邑市同鄉會”理事長。1958年12月病逝。著有《精忠柏史劇》、《歷代人物評詠》、《黃花崗烈士林大將軍傳》、《黃花崗福建十傑紀實》、《嘯余吟草》、《中國新刑法判解彙編（總則）》等。

鄭烈的女兒鄭秀原系清華大學法律系學生。比她高兩屆的曹禺，是清華外國文學系的學生。他久仰鄭秀的芳名。一次初見，便與她有一種親近感，狂熱地追求她。後來二人有情人終成謄屬。

1934年~1936年，曹禺的兩部大型話劇《雷雨》、《日出》先後發表，轟動全國。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后改為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簡稱“劇專”，多次邀請曹禺來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終於來到南京任教。在鄭秀的引見下，拜會了仰慕己久的鄭老先生。老先生見他彬彬有禮，又能侃侃而談，益發喜歡。不料年過半百、喜歡舞文弄墨的鄭老先生竟對話劇創作也發生了興趣，試著寫了一部多幕話劇《精忠柏》。他讓秘書用毛筆認認真真抄了一遍，親書“請家寶斧正”幾個字，送給曹禺過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劇本寫得不倫不類，既不像京戲，又不像文明戲，但曹禺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見。鄭老先生看了連連點頭：“講得極是，講得極是。”

為了進一步修改劇本，同時也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曹禺的了解，鄭烈多次邀請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帶車庫的洋房裡詳談。

鄭烈的《精忠柏》寫得很長，取材於宋朝岳飛抗金的歷史題材，從岳母刺字、受宗澤重用、朱仙鎮大捷，一直到十二道金牌召回、風波亭遇害等情節，都寫得十分詳細。劇中出場的人物不少，除岳飛、岳雲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檜、王氏等賣國奸佞也都全部出場。鄭烈當時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負責檢察署、監獄等部門，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謙恭，敬稱為“伯父”，但談到劇本意見，他也較坦誠。他說：“伯父，您的這部劇作好在寫得嚴謹，主要歷史事件、主要歷史人物處處有出處，情節發展原原本本，脈落十分清楚，不過，劇本本身可能長了一些，搬上舞台的話，至少要七八個小時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許的話，我可以冒昧幫您再作一些刪削。”同時，曹禺又謙虛地問:“劇本為什麼取名‘精忠柏’？”

“徠這是因為杭州西湖的岳廟中，樹枝都向南傾斜。後人認為這是岳飛堅決抗金的精誠感召所致，故讚譽為精忠柏。岳廟久經滄桑，此事是否屬實，已難稽考。但我幾次去過杭州，岳廟內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陳列若干柏樹樹段，據說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後人憑弔。我覺得這是國人對岳飛精神的敬仰之情，故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鄭烈問曹禺。曹禺極口稱讚，兩人共同讚譽岳飛還我河山、精忠報國的精神。

“很有深義，它象徵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種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劇精神。”未來的翁婿越談越投機。這段時間，曹禺經常陪鄭烈吃飯、喝酒、聊天，親密無間。

1987年，鄭秀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對筆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父親後來喜歡曹禺甚至超過了喜歡我。”當時，他們在南京由鄭烈主持訂了婚。

1937年10月，在戰亂中，在雙方父母的電報祝福下，曹禺與鄭秀在長沙喜結連理。

當年在南京的日日夜夜，曹禺與岳丈暢談話劇《精忠柏》，岳飛留給他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1943年1月，在重慶，《戲劇月刊》創刊號上“特刊稿件預告欄”中，公布了曹禺創作的有關岳飛的歷史劇《三人行》即將問世的消息，曹禺為此還寫了一篇《創作經驗談》。這年2月，曹禺又應邀在上清寺儲匯大樓重慶儲匯局同人進修服務社作了一次題為《悲劇的精神》的學術講演。在講演中他認為莎士比亞筆下的普魯托斯，中國的屈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是有著可歌可泣悲劇精神的人物，處於抗戰時期的中華民族要存在，“中國要立足於世界，我們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揚這些真正的悲劇人物雄偉的氣魄，他們的勇往直前、堅持不懈的悲劇精神。

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強、國家要立足於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終是與岳飛和鄭烈的心是相通的，與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國民黨軍隊土崩瓦解，全國已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上海龍華機場，一架即將起飛的專機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鄭秀一個人站在飛機旁，焦急地向機場入口處張望。

“穎如，你還在望什麼？”父親鄭烈焦急地問。

“你不是說通知家寶與我們一起去台灣嗎？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誰知道呢，也許他碰上什麼事……”鄭烈含含糊糊地搪塞著，其實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處，根本就沒派人去接曹禺。為了讓女兒同自己一起離開大陸，鄭父曾四次動員女兒。

見不到曹禺，鄭秀心中一陣酸痛，但又決然地說：“爸，女兒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說著她含淚拉著兩個女兒，轉身就往出口處走。

“穎如，穎如！你給我回來！回來！”

鄭父聲嘶力竭地叫著，鄭秀和兩個孩子噙著淚，一步一回頭地走出機場，她就這樣和父親一訣成永別了。

改革開放后，一位德國著名記者烏葦多次採訪曹禺，以《戲劇家曹禺》為題，發表了採訪長文。在這次採訪中，在沉默了30多年之後，曹禺第一次向外國朋友談起了他與岳丈鄭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摯的緬懷之情。“不思量，自難忘。”歷史是不可能割斷的，血濃於水，民族的感情、愛國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無法切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