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志

（清）繆荃孫、徐松輯，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四卷。

查“河南”之名，唐、宋以前為縣為郡，至明設河南布政司，始為省區稱號。此書內容僅為成周以來洛陽之城附、宮殿、古迹而已，範圍甚狹，不出今洛陽市區。

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號藝風，江蘇江陰縣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近代藏書家，校勘學

者。其題此書曰：游京師廠肆“一日見《河南志》抄本一巨帙，用《全唐文》格紙，封面題《河南志》，識是徐星伯先生手筆。城池、宮闕，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冊而徐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時所錄者。”文中所提之徐星伯即徐松（1781—1848），清直隸大興縣（今屬北京市）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長於地理學，著有《新疆志略》、《唐兩京城坊考》等書。宋次道即宋敏求（1019—1079），北宋趙州平棘（縣名，明代併入趙州）人，進士，精於史地之學，著有《長安志》、《河南志》等書，后書佚。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學家。原籍浙江上虞的徐松幼年落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因聰慧勤奮，嘉慶十年（1805年），在弱冠之歲即考中舉人，二十五歲又以殿試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的成績高中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不久授翰林編修，入直南書房。他的天賦很快得到朝廷的賞識，二十九歲那年又進入全唐文館，擔任提調兼總纂官，全面負責編修《全唐文》，利用新出碑誌和《永樂大典》等大內秘笈，以精深的史識和考據功力，輯錄了如《河南志》、《宋會要輯稿》500卷、《中興禮書》等重要的唐宋典籍，並開始了他考據學的力作《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的撰著。僅僅這些成果，就顯示了他體大思精的才學與識力，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清代實學——乾嘉學派後期中堅的地位。

此書八卷八目如下：卷一京城門坊街隅古迹；卷二成周城闕、宮殿古迹，後漢城闕、宮殿古迹，晉城闕、宮殿古迹；卷三後魏城闕古迹，隋城闕古迹；卷四唐城闕古迹，宋城闕古迹。

清沈受（1798—1840）論此書曰：“……《河南志》久佚，獨藉此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考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吳興叢書·落帆樓文集·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沈系所謂“隋唐東都制度”即此數代城閾、宮殿建築之規格，此誠可貴，但此書之價值還可指出如下數點：第一，此中保存不少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如言後魏商人之豪華，“……有劉寶者最富，州郡都會之處皆宜一宅，宅各養馬十匹。宅宇逾制，服飾擬於侯王。”（卷三）後魏定都洛陽后，孝文帝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改革政策；在商業上擴大在中國境內，以至和國外的往來，貿易日趨繁榮。又如言隋大業元年（605）築羅郭城，役“兵夫七十萬”，“其內諸殿及牆院又役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十餘萬人”（卷三）。楊廣之勞民傷財如此；其轉瞬覆亡為理所當然。第二，此中保存不少佚書中的資料。如《河南郡圖經》，晉陸機、華延雋等人的《洛陽記》，唐韋述的《東京記》等佚書，均可藉此而略窺其中的片斷內容。第三，此書還給後代的方誌開闢一條溪徑，名曰“建置”，這是明清各類方誌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另有不少專著也主要走這條路子，如明李廉的《汴京遺跡志》，清周城的《宋東京考》等書皆是。

此書是否如繆荃孫所言，為宋敏求《河南志》之首冊？似可商榷。宋書入狀，僅可從司馬光所作之《序》（見《司馬溫公文集》六十六卷）略知其大旨。而此《河南志》多有元代資料，可知絕非宋書原文。沈受曰：“是書實出元人之手，而宮殿坊市，則直錄宋敏求之書，間加改竄。”（同上《落帆樓文集》）據上所引資料，“實出元人之手”一句，自無問題，余亦臆斷耳！在是書卷首尚有圖紙五幅：曰東漢東都城圖、魏金塔城圖、後魏洛陽宮城圖、西晉洛陽京城圖、宋西京城圖。阮元曰：前四圖”……非後人所能造，必唐以前人舊書之遺跡也。”亦臆測之詞。第五圖則為謬荃孫所塞入，更不知所由來。

徠此書為今僅存之河南古方誌，辛經繆氏整理、校訂、雕板問世，保存文獻，功不可沒。此書除《藕香零拾叢刊》本外，尚有《永樂大典》輯本，靈岩山館本，抄校本、抄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