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克爾

在林大林的無數件犯罪行為中，已經沒有任何一件會使我們感到驚奇了。然而我想，讀者們將不會沒有興趣了解另外一樁殺人罪的詳情。這裡所談的是殺害與斯大林關係特別密切的克里姆林宮衛隊隊長保克爾。

保克爾原系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征入奧匈軍隊，一九一六年被俄軍俘虜。十月革命爆發時，保克爾並沒有返回故鄉：他在那裡沒有家，沒財產，也沒前途。入伍前，他是布達佩斯輕歌劇院的理髮師，同時還給一位名歌唱家當差。他自己也嚮往著名望，並喜歡吹牛，似乎輕歌劇院的演員們在他身上發現了“卓越的戲劇天才”，爭先恐後地請他登台。

看來，保克爾並沒自吹自擂，他確實具有喜劇演員的才能。人們可以看到，他模仿上司的姿態是多麼惟妙惟肖，講起笑話來真可謂妙語連珠。但我認為，他真正的天賦是丑角表演藝術，只有在這樣的舞台上，他才可能獲得夢寐以求的名望。為了使保克爾的肖像更加完整，還應該添上幾筆：他的嘴唇紅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很有由感；一對烏黑髮燙的眼珠總是盯著克里姆林宮的要人和高級官員，而且總是流露著由衷的欽佩和狗一般的忠誠。正是這些相當謙恭的德性，才使保克爾沒有在俄國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完蛋。

保克爾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后，被派到肅反委員會工作。知識貧乏和對政治漠不關心，使他在那裡只擔任了一般行動隊員的職務，從事逮捕和搜查工作。他這項工作缺乏與高級領導接觸和得到提拔的機會。考慮到這一點，他決定利用自己在故鄉就有的手藝和本事，不久就成了肅反委員會副主任明仁斯基的理髮師和私人勤務兵。作為一個沙俄大臣的兒子，明仁斯基很賞識這個伶俐的僕人。從此以後，保克爾就一直跟在他身後。甚至明仁斯基一九二五年去德國治病時，都帶上了保克爾。

漸漸地，整個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人員都感覺到了保克爾的影響。明仁斯基任命他當了行動局局長。列寧逝世后，當時的克里姆林宮衛隊隊長阿布拉姆·別列尼基被解除了職務，保克爾就開始負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安全保衛工作。

保克爾很投斯大林的胃口。斯大林並不喜歡自己周圍的工作人員是些矢志效忠於革命理想的人，他認為這種人不可靠、危險。一個為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要追隨某個政治領袖，只會是在他把這個領袖看成這一理想的傳播者的時候。如果他看出這個領袖出幹個人利益而拋棄和背叛了崇高的理想，就會立即把昨天的偶像視為今天的敵人。就這個方面來說，保克爾是絕對可靠的：他的本性決定他絕不會有什麼崇高的理想，甚至犯錯誤也不會去當政治反對派。除了個人陞官，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而官帽這種商品，他要多少斯大林就可以給他多少。

列寧的私人衛隊只有兩名成員。列寧被卡普蘭槍傷后，衛隊人數也不過增加到四人。但斯大林掌權后，為自己建立的衛隊竟由幾千名特工人員組成，還不算各分局那些時刻守在附近，並處於全戒備狀態的特殊部隊在內。如此龐大的警衛部隊就是保克爾為斯大林建立起來的。單是從克里姆林宮到郊外斯大林府評那三十五公里長的公路上，就有三千多人負責警衛。其中有便衣，有乘車的巡邏隊，並配有複雜的警報系統和通話機。

這支人數眾多的秘密隊伍，分佈在整個斯木林行進路線沿途各處的房屋裡、灌木林中、樹木背後。不相干的汽車那怕是停留一分鐘，立即就會被便衣包圍起來，檢查駕駛員和乘客的證件，盤問出車目的。只要斯大林的汽車駛出克里姆林宮大門，這條三十五公里長的公路就立即被宣布處於戰時狀態。在轎車裡，斯大林身邊總是坐著身穿軍官制服的保克爾。

阿布拉姆·別列尼基僅僅是列寧和其他政府成員的衛隊長。他嚴格地保持了自己與被保衛官員之間在職務上的等級距離。而保克爾所佔據的地位，竟使政治局委員們都認為他幾乎可以與他們平起平坐了。他把向他們提供食品、衣物、汽車、別墅的權力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他不僅能滿足他們的慾望，甚至還知道怎樣點燃他們的慾火。他為政治局委員們從國外進口最新式的汽車、良種狗、名貴的酒類和無線電收音機；為他們的夫人從巴黎買來衣料，絲綢製品、香水及其他大批使她們心滿意足的奢侈品；還給他們的孩子購買貴重的玩具。保克爾彷彿變成了一個聖誕老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在分送禮品。正因為如此，他在全體政治局成員的妻室兒女中特別受寵。

過了沒多久，克里姆林宮的居民們就不再將保克爾僅僅看成個有求必應的物品供應者了。他開始被視為一個熟悉克里姆林穹上層人物私生活的人，一個掌握著大量足以破壞“國際無產階級領袖”們的威望的隱私細節的入。例如，時刻處於保克爾的人保護之下的伏羅希洛夫是不會對他隱瞞自己同一位正在上升的芭蕾舞明星的私情的，要知道，保羅希洛夫正是藉助於保克爾的魔棍，剛剛修起自己的第三棟，也是專供這位女舞星使用的別墅。還有，另一位政治局委員搞上了一個工程師的妻子。結果，工程師被送進了精神病集中營，而那位很有威信的政治局委員的夫人則自殺未遂。總之，許多聳人聽聞的家庭風披，就發生在保克爾派去保護這些家庭的噗羅的眼皮底下。因此，無論政治局委員們如何裝腔作勢，如何自命不凡，心裡卻很明白，這一切在保克爾眼裡能值得幾個錢。

保克爾對斯大林甚至比對克里姆林宮的其他高級官員更不拘禮節。保克爾認真研究過斯大林的各種嗜好，學會了揣摸他那些最微妙的想法。發現斯大林喜歡吞食大量肉質粗糙的俄羅斯鮭魚，保克爾就從國外定購味道更鮮美的魚類。從而博得了斯大林的歡心。俄國伏特加上外國名菜，保克爾達下可是露了臉，他居然成了經常陪伴領袖狂歡的酒友。發覺斯大林非常喜歡開猥褻的玩笑和講反猶太人的起事，保克爾使四處收集材料，隨時為斯大林提供新鮮的話題。作為扮演丑角和說俏皮話的人，無人能與保克爾相比。就連斯大林這個天性陰沉、不苟言笑的人，也會因他的玩笑笑得前躬後仰。

保克爾暗中觀察到，斯大林很愛照鏡子，經常整理髮式，特別喜歡撫摸自己的小鬍子。他從中斷定，領袖絕非那種不注意自己僅表的人，在這一點上，與凡夫俗子沒有兩樣。於是，保克爾親自為斯大林的服裝四處張羅。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了罕見的創造力。看出斯大林希望“增加”點身高，喜好高跟鞋，保克爾就決心讓主人增高几厘米。他為斯大林發明了一種特殊的高跟鞋：外皮巧妙地掩著了部份增高的後跟。斯大林穿上這雙靴子，往鏡子前一站，頓時喜形於色。可他還不滿足，又吩咐保克爾，每次上列寧陵墓時，預先在他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塊墊腳的小方木塊。這些把戲使得許多只能從遠處或報紙的照片上看見斯大林的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似乎斯大林是個中等身材的人。可實際上，他的身材只有一米六三左右。為了保持這種錯覺，保克爾便為斯大林定製了一件下擺直到鞋後跟的特長軍大衣。

作為過去的理髮師，保克爾親自擔負起給斯大林刮臉的任務。在此以前，斯大林看上去從沒認真刮過臉。這是因為他臉上布滿了痘痕，而他慣用的保險剃刀又難以把那些凹陷處的毛髮利乾淨，這些殘剩的鬍渣反而使他的臉顯得更加凸凹不平；理髮師的刮臉刀斯大林又不敢信任，只好容忍自己這美中不足。現在總算有了保克爾，對他，斯大林是完全信任的。這樣一來，保克爾就成了第一個獲准把刮臉刀刀刃伸向領袖咽喉的人。

與斯大林及其家庭有關的任何東西，都必須由保克爾經手。未經他的許可，連一小塊食品都不可能出現在領袖的餐桌上。未經他的同意，任何人都進不了斯大林的住宅或在郊外的別墅。保克爾無權擅離崗位一分鐘，就是中午，把斯大林送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之後，他也得趕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行動局，向明仁斯基和亞果達彙報當天的情況，然後才有空同朋友們擺談一下克里姆林宮最近的新聞和流言。

保克爾很健談。每時每刻我碰到他，總看見他在興緻勃勃地向人談論那座奧林匹斯山上所發生的事。

“為了他，我頭髮都愁白了！”有一次，保克爾對自己的副職沃洛維奇抱怨說，“有這樣一個兒子，真是極大的不幸！”

“啊，我還不知道你有了兒子。”我說道，他的話使我很驚奇。

“不，不對，我在說主人的大兒子，”他解釋說，“我們有四個便衣跟蹤他，仍然無濟於事。最後，還是主人吩咐把他關起來才算了結！”

保克爾說的是雅科夫·朱加葉維利，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兒子。斯大林憎恨這個兒子，這個兒子也同樣以憎恨來回答他。

由於經常執行斯大林交辦的最微妙的事務，保克爾幾乎變成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員。的確，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對他一直很冷淡，拘束。但斯大林的孩子們，瓦西利和斯維特蘭娜卻非常喜歡他。

記不清是一九三二年還是一九三三年，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此事是交給保克爾辦理和執行的，它揭示了斯大林的一個秘密嗜好，以及由保克爾承辦的一些任務的獨特而微妙的性質。事情是這樣的，內務部駐捷克斯洛伐克情報站站長斯米爾諾夫（格林斯基）從布拉格回到莫斯科。斯魯茨基聽完他的工作彙報之後，請他到保克爾那裡去一趟，因為保克爾有件什麼任務與捷克斯洛伐克有關。保克爾預先警告斯米爾諾夫；他倆的談話絕不準外傳。然後，他從保險櫃里取出並打開一本不堪入目的春宮畫冊，遞到斯米爾諾夫面前，這使後者大吃一驚。保克爾看出斯米爾諾夫又驚又窘，就解釋說，這些畫是革命前一位有名的俄國畫家畫的，在僑居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國僑民中，肯定還能找到一些這位畫家的類似作品，必須盡一切可能把它們買到手；但一定要通過中間人，那樣才不會使任何人猜到是蘇聯大使館要買這些畫。“為此，請不要吝嗇金錢。”保克爾補充說。

斯米爾諾夫是在一個被流放的革命者家庭中長大的，早在沙俄時代就入了黨。他對保克爾居然讓他完成這種任務而感到氣憤，並拒絕執行。出於極度的憤怒，他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些朋友。但斯盧茨基很快就把他的憤怒壓了下去，並再次警告斯米爾諾夫要守口如瓶：那些畫專為主人買的！就在同一天，構務部的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又把斯米爾諾夫找去，以威脅的口吻重複了那個警告。很久以後，亞果達的老朋友亞歷山大·沙寧（一九三六年，我被委命為他的副職）告訴我，保克爾在很多西方和東方國家裡為斯大林購買了不少類似作品。

斯大林對自己這個忠實的，肯賣命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給予了慷慨的獎賞。他送給保克爾兩部汽車——一部轎車，一部敞篷小車，授予他整整六枚勳章，包括一枚列寧勳章。但保克爾的生活很難稱得上幸福。他經常向朋友們發牢騷，說自己沒有私生活，而且基本上沒有供自己支配的時間。這是真話。不管斯大林是否需要他（而一天二十四小時任何時候都可能需要他），他都得呆在崗位上，至少也得在附近的什麼地方。莫斯科發生的任何事——火車出軌或者火災，政府成員意外死亡或者地下鐵道的隧道滑坡——保克爾的人都應該第一個趕到現場，而保克爾本人則必須立即將事件的全部細節準確地報告給斯大林。

不過，保克爾的這種生活，依他看來，也有快樂的一面，也存在只有他一人獨享的滿足之處。例如，他喜歡軍裝成癮，為此還鬧出不少笑話，逗得朋友們非常開心。每次在紅場舉行閱兵式的時候，保克爾看上去活象一個輕歌劇中的滑稽角色。他總站在列寧墓的台階上，肚皮滾圓，又緊繃繃地捆著根皮帶，藍色的馬褲格外刺眼，還要蹬上一雙鋒亮的皮靴。那身打扮，活象個沙俄時代的警察。

當衣著考究的保克爾坐在敞篷汽車裡沿莫斯科街頭行進時，總是不停地按響特製電喇叭。交通警趕緊中斷交通，垂手立正。而這位肇事者，雖然心中因意識到自己地位顯赫而無比得意，卻讓自己那張不大的面孔露出威嚴的神情，並大睜著一雙惡狠狠的眼睛。

保克爾還有一個嗜好是上劇院。只要能爭取到個把小時自由時間，他就會出現在歌劇院他的包廂里。而幕間休息時，他還要跑到後台去，聽聽演員們歡迎他的掌聲。大概，只有在這幾分鐘中，保克爾才會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麼離奇啊：從一個布達佩斯輕歌劇院不起眼的理髮師，成了斯大林手下一個高高在上的，全莫斯科戲劇名角都得討好巴結的大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爾坐在一起飲酒，突然接到外交部報告，說是蔣介石開始大規模逮捕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中國當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事情發生在一九二七年）。這些暴行的發生，與斯大林制定的缺乏遠見的對華政策和他假惺惺地與國民黨調情不無關係。斯大林被蔣介石的“兩面派”激怒了，命令保克爾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中國人。

“對中國大使館怎麼辦？”保克爾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他中國人一個也不要放過！”斯大林做了明確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國人，必須一個不漏地進監獄！”

保克爾立即著手執行命令。他動員了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員，抓了整整一夜。從洗衣店老闆到陸軍大學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們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爾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務的報告。斯大林吃早飯時，保克爾在一旁敘述了行動中發生的種種可笑細節，逗得斯大林格外齊心。他還象演滑稽戲一樣，表演那些中國人突然被抓時的驚恐表現，模仿他們那可笑的口音。

幾個小時以後，當疲乏不堪的保克爾正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自己的辦公室里睡覺時，斯大林的私人秘書打來電話，把他從床上叫了起來，說是“主人”要立即見他。同時，秘書還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緒不好。

原來，共產國際的一位領導人（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是皮亞特尼茨基）打電話到斯大林秘書處，問斯大林是否知道，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全部中國人和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全部中國籍學生。

“就是說，你逮捕了全部中國人？”保克爾剛走進辦公室，斯大林就問。

保克爾一愣，他懷疑出了什麼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來，便回答說，他已竭盡全力，一個中國人也沒放過。

“你對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兇狠地追問。

保克爾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學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當然，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保克爾提高聲音說，“我把他們直接從床上……”

保克爾還沒來得及把話講完，就感到臉上挨到了重重一擊。

“蠢貨！”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們放了！”

保克爾象是被開水燙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這件事之後，對如何繼續使用保克爾，斯大林很是憂愁。一般來講，斯大林對待私人衛隊是客氣而有分寸的。他知道，一個可以接近他這種要人的警衛人員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鋌而走險。而保克爾是衛隊的總頭目，其危險性就得加倍增大。在發生了這一切以後，難道還能象過去一樣信任他？照理說，保克爾應該被撤換。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慣了，同他相處太深了，對他太有好感了，已經很難同他分手。當然，要讓保克爾留在原來的位置上，首先必須做的事，就是減輕那一記出乎意外的耳光給他帶來的委屈。

釋放了全部中國共產黨人，保克爾返回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自己的辦公室，在那裡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該到克里姆林宮去護送斯大林回郊外別墅呢，還是繼續坐等斯大林親自召他去。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半夜一點左右，保克爾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宮的電話響了起來。聽筒里傳來斯大林非常親切、溫和的低語，“主人”對保克爾沒上他那裡去感到奇怪。幸運的保克爾立即飛車進了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的秘書們用戲謔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聲祝賀。“怎麼回事？”“見到主人您就知道啦。”

斯大林送給進門的保克爾一個小盒子，裡面放著枚紅旗勳章。他握握保克爾的手，又遞上中央頒發的嘉獎令副本，內稱，保克爾“因圓滿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而受此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們就此而譏笑說，保克爾不應該把這枚勳章掛在胸膛上，而該掛在吃了苦頭的面頰上。

保克爾是個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對他來說很難把“主人”生活中的事情藏在心中而不向朋友們傾述。據我看來，保克爾大概壓根就沒想到，他所講的事情會使自己的庇護人威信掃地。他對斯大林的崇拜過於盲目，對斯大林那無限的權勢過於確信，甚至沒意識到斯大林的舉動是否合乎最起碼的人類道德標準。

保克爾講出來的斯大林的故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於他十分殘忍的故事，開場白通常是“噢，當他怒不可遏之時……”第二類是關於他的政治手腕——“瞧呀，他是怎麼牽著他們的鼻子轉圈的……”第三類則是關於斯大林如何器重他保克爾的——“出色的工作，保克爾……”

我有機會聽到很多這類故事，這裡只轉述幾件最具代表性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斯大林在保克爾和大隊衛兵的護送下，抵達索奇附近的黑海海濱別墅休養。保克爾在他身邊呆了幾天之後，便被派去加格拉，視察一幢新別墅，它是喬治亞共和國送給斯大林的禮物，是貝利亞下令修建的。保克爾在那裡滯留了一夜。他返回索奇之後，立即獲知，當他不在的時候，這裡發生了一件事；照他看來，屬於“啊，當他怒不可遏之時……”那一類。

那天夜裡，斯大林被附近什麼地方的狗吠聲驚醒。他起床走到窗戶前，問道：“狗在那裡呼什麼，不讓人睡覺啦？”外面值班的衛兵回答說，這是旁邊一幢別墅的狗。“找到它，用槍打死，它影響我睡覺！”斯大林粗暴地命令道，砰的一聲關上了窗戶。早上起床后，他情緒蠻好，並開始用早餐。當坐在餐桌旁時，他突然想起了那條惹禍的狗，便問一位衛士：

“把狗打死了嗎？”

“狗跑了，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衛士回答。

“你把狗打死了嗎？”斯大林重複了一遍。

“狗被牽到加格拉去了，”衛士回答，並解釋說，這是一條經過特殊訓練的為盲人引路的牧羊犬。是農業部一位工作人員專門為自己的父親從德國帶回來的，他父親是個老布爾什維克，眼睛瞎了，狗是他的嚮導。現在，老頭子已帶著狗離開了這裡。

斯大林吐去嘴裡的食物，又扔掉手中的東西，發瘋般地大叫一聲。“立即把他們給我抓回來！”驚慌失措的衛士趕緊用電話同去加格拉沿途的邊界哨所進行了聯繫，終於把老頭和狗弄回了斯大林的府邸。斯大林得到呈報后，便來到花園裡。果然，不遠處立著個瞎跟老頭兒，手中牽了一條狗。

“下命令就是為了要執行這些命令，”斯大林指出說。“把狗牽遠一點，用槍打死……”

保衛人員上去想把狗牽走，可它卻豎起背毛咆哮起來。他們只好要求老頭子跟他們一塊走，這樣，狗也就跟他們一起走了。斯大林一直沒進屋去，直到花園盡頭傳出兩聲槍響之前。

還有一個屬於這類“啊，當他怒不可遏之時……”的典型事件，其全部細節，人們不止一次地聽保克爾講過。

有一次，在索奇休假的斯大林沿著黑海岸向南方的巴統作了一次短途旅行，並在一幢政府官邸逗留了幾天，因為喬治亞當局為歡迎他在那裡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在名目繁多的山珍海味中，有一道菜很特別，由喬治亞廚師將活蹦亂跳的小魚兒扔進沸油中烹制而成。作為精通喬治亞菜的美食家，斯大林對這道菜很是稱讚，但他同時又不無遺憾指出，如果這道菜是用另外一個品種的小魚做成，味道就會更加鮮美。

保克爾一聽暗暗高興，因為這又是一個可以討好斯大林的機會。他馬上表示，明天的餐桌上就將出現這道菜。但客人中的捕魚迷卻認為這未必能辦到，因為那種魚在這種季節都躲藏在湖底，不會浮到水面上來。

“契卡應該具有能把一切東西都弄到手的本事，包括湖底的魚。”斯大林煽動性地回答道。

這句話聽起來就象是號召契卡人員去發揮他們在職業上的聰明才智。所以，當天晚上，一組斯大林的衛士便帶著幾個喬治亞嚮導進了山，來到一個有很多魚的湖邊。他們還帶去了一箱手榴彈。黎明，手榴彈的爆炸聲震醒了離湖不遠的村莊。村民們紛紛湧向湖邊。這裡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呀。可是湖面上這時已布滿了成千上萬條死魚和被震昏了的魚。保克爾的人正從船上或岸上觀察著水面，耐心地尋找著他們所需要的那種魚。

村民們提出了抗議，並要求掠奪者趁早趕緊離開。但契卡人員們對此不予理睬，繼續用手榴彈炸魚。為了捍衛自己的財產，村民們朝著沿湖岸散開的不速之客撲了過去。有的人則奔回村裡，拿來了草叉和獵槍。不過，事情還沒有發展到相互射擊的地步。經過一場短暫的衝突之後，契卡人員們灰溜溜地回去了。在衝突中，村民一方“參戰”的主要是婦女。

衛士們回到別墅時，一個個看上去狼狽不堪：有的臉被抓破了，有的眼睛浮腫，還有的手脫了臼。可筐里裝的卻全是一條條斯大林感興趣的那種魚……

斯大林得知了這件事的經過，立即命令喬治亞的“機關”將這個村裡除了小孩和年老體弱的老人以外的居民全部逮捕，並以“反政府叛亂”罪發配到哈薩克。

“我們要讓他們看看，這個湖泊究竟是屬於誰？”這位“人民的父親”幸災樂禍地說道。

保克爾沒有參加莫斯科審判的準備工作，保衛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工作更為重要。但大概是認為參加審判工作的內務部工作人員都會榮獲勳章，保克爾也決心插一手，也為自己撈上一塊。他自告奮勇地逮捕了幾個原反對派成員。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部份內務部領導已經被捕，這時，我在巴黎一爿咖啡館里偶然遇見了外事局的一個秘密間諜。這也是個出身匈牙利的人，同保克爾是老朋友。我以為他剛從莫斯科來，由於想了解一下有關國內肅反運動的最新消息，就走過去坐到了他的桌旁。

“保克爾的情況如何，一切正常嗎？”我開玩笑地問道，儘管我絕不相信逮捕浪潮會觸及保克爾。

“您怎麼可以開這種玩笑？”匈牙利人打心眼裡感到委屈和憤怒。“保克爾對於斯大林來說，比您想象的更為重要。斯大林對他比朋友還親……比兄弟還親！”

順便談談，這使匈牙利人還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為紀念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設立，斯大林為這一部門的領導人舉辦了一個小型宴會。被邀請赴宴的有：葉若夫，弗里諾夫斯基，保克爾和其他幾位契卡人員。當出席者都差不多喝醉了時，保克爾為斯大林做了個即興表演。他叫兩位同事扮作獄中看守，挾著他，而他自己則扮演被押往地下室執行槍決的季諾維也夫。絕望的“季諾維也夫”吊著兩名“看守”的肩膀，兩腿拖在地上，嘴中大聲哀嚎，眼光里充滿恐懼。到了屋子中間，“季諾維也夫”跪在地兒死死抱住一個“看守”的靴子，驚恐萬分地呼叫起來：“請……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同志們……請叫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斯大林觀看著這場表演，哈哈大笑。客人們見他很喜歡這齣戲，便爭先恐後地要求保克爾再來一遍。保克爾照辦了。這一次，斯大林簡直笑瘋了，捧著肚子，彎著腰。保克爾又為自己的表演增加了一段新情節：他沒再跪下去，而是直挺挺地站著，向著天花板伸出雙手，高聲呼喊：“請聽我說呀，猶太，我們的上帝是同一個上帝呀！”斯大林實在支持不住了，他笑得岔了氣，不得不向保克爾打手勢，叫他停止表演。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們在國外聽到傳聞，說是保克爾好象被解除了斯大林衛隊長的職務。年底，我又打聽到，克里姆林宮衛隊的頭頭們全換了。當時我還認為，斯大林會放過保克爾的；要知道，保克爾不僅與他脾胃相投，而且還卓有成效地保衛了他整整十五年的生命。然而，就連對這個人，斯大林也沒表現出一點人性。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第三次莫甲審判中，亞果達在自己的交待中說，保克爾是名德國間諜。聽見這話我就明白了：保克爾已經不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