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1918年6月18日出生在義大利羅馬的一個猶太家庭里。17歲時進入羅馬大學。1936年獲得了羅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不久，鑒於歐洲行將陷入一場浴血戰爭，莫迪利安尼與妻子便向美國申請移民簽證，並於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天抵達美國紐約。

戰爭使他們感到美國的居留將是長久的。於是，他立即開始考慮如何最好地謀求在經濟學方面的事業。他的運氣不錯，得到了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的獎學金。馬爾沙克是莫 迪利安尼的良師益友，他主要教莫迪利安尼學習宏觀經濟學。但最重要的是，莫迪利安尼從他那裡學到了研究方法。馬爾沙克強調建立檢驗性的假設的重要性，以及分析中數學和統計學的重要性。

1941年，馬爾沙克離開新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莫迪利安尼的正試訓練便告終止。 1942年，在莫迪利安尼還是一個研究生時，馬爾沙克幫助他在新澤西婦女學院謀得第一個教學職位。這項工作使莫迪利安尼擁有了集中精力於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經濟保證。

1944年，新社會研究學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論文《利息和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在有影響的《經濟計量學》雜誌上發表，該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精髓。這篇論文在把當時被一般人認為是同過去完全決裂的凱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經濟學的主流統一起來。1944年，這篇論文為學術界廣泛接受，並很快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經典文獻。

1946年，莫迪利安尼申請美國國籍得到批准，而成為美國公民。

1948年秋，莫迪利安尼榮獲聲譽很高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學金，並受聘為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顧問，於是離開紐約。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諾斯大學的一個令人嚮往的職位：“期望與商業波動”研究計劃主任。不過，在1949——1950年的整個學年裡，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參加考爾斯委員會的工作而獲益匪淺。一年以後，他提升為伊利諾斯大學的教授，在那兒，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調到卡內基技術學院為止。但是，莫迪利安尼繼續與考爾斯委員會聯繫直到1954年。到那時，他通過幾篇開拓性的論文和一本叫《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1953年）的書，確立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這本書試圖描述一個開放經濟中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計量理論，並且回答了60個行為問題。作者也利用時間序列數據艱難地計算了這個模型的參數。這是早期的經濟計量學著作之一。由於內部爭吵，莫迪利安尼1952年離開了伊利諾斯大學。1955年開始，莫迪利安尼成為卡內基技術學院經濟學和工業管理系的一員，他像該學院的許多同事一樣，越來越把興趣集中到研究有關企業經濟學這個領域。他在卡內基任職，直到1960年為止。這個時期是富有成果的。

1957——1958年期間，莫迪利安尼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客座教授，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企業財政理論的傑作。這時，他與默頓·米勒合作發表了《資本值、企業財政和投資理論》，載於《美國經濟評論》（1958年）。文中提出的理論是如此新穎和獨特，以致在學術界引起震動，在學者和實業者中引起極大的爭論，直到30年後，這場爭論尚未平息。這就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雖然這個定理是在嚴格的形式中闡述的，但它很簡明：在沒有稅收和完全財政市場的世界中，企業的平均資本值依賴於其資本結構。他還和E·格倫伯格共同發表一篇當經紀人對預測作出反應時社會事件的可預測性的論文。這篇論文後來成了“合理期望理論”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安尼成為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訪問教授，以後，除了抽出一年的時間去西北大學外，一直都呆在那裡。

60年代末，莫迪利安尼主持設計一個大型的美國經濟模型，即由聯邦儲備銀行資助的並且至今仍由它來使用的MPS模式（M指馬薩諸塞理工學院，P指賓夕法尼亞大學，S指社會科學研究會）。

1939年 羅馬大學（University of Rome）（法律）學士

1944年 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會科學）碩士

1942年-1944年 巴德學院（Bard College）講師

1943年-1944年 1946年-1948年 新社會研究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1949年- 1950年 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經濟學副教授

1950年-1952年 伊利諾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2年- 1960年 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經濟學與產業管理教授

1960年- 1962年 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2年- 1970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與財務教授

1970年- 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莫迪利安尼對經濟學理論作出了兩個重要貢獻:

一是家庭儲蓄的“生命周期”理論

二是決定公司及資本成本的市場價值的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

這兩方面的貢獻是密切的相互聯繫的。兩者都說明家庭財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看成莫迪利阿尼對金融市場作用的廣泛研究的不同部分。

在經濟學上主要的貢獻：

在50年代與美國經濟學家布倫伯格（Richard Brumderg）和艾伯特·安多（Al bert Ando）共同提出了消費函數理論中的生命周期假說。這一假說以消費者行為理論為基礎，提出人的消費是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個貢獻是，與美國經濟學家默頓·米勒（Merton H·M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資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分析資本結構和資本成本之間關係的新見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投資決策理論。

莫迪利阿尼作為一個后凱恩斯主義者，在消費理論和投資理論兩個方面發展了凱恩斯的學說。他關於利率對國民收入影響的論述對IS—LM模型的發展有重大意義，他關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述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在與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的論戰中，他堅持主張國家干預經濟。

他的主要學術觀點集中在他的學術著作中。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包括：

《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1953年）

《計劃生產、存貨和勞動力》（合作，1960年）

《通貨膨脹條件為穩定住宅建設而採取的新的抵押設計》（1975年）

《莫迪利阿尼文集》：第一卷《宏觀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第三卷，《財政理論及其他論文集》（1980年）。

XXX 里程碑 XXX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198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從而獲得此殊譽。

書名：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作者：（美國）邁克爾·曾伯格 譯者：黃秀蓉 合者：石慧璽

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01月

ISBN：9787508056081

開本：16開

定價：32.00 元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不曾停歇的思維》內容簡介：“偉大的經濟學家系列譯叢”旨在解析歷史上及當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通過描繪他們的生活、工作以及周遭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繫與影響，展現出他們的經濟學思想。本系列叢書文筆精簡且生動有趣，無論是專業學者，還是經濟學學生，甚至那些對經濟學感興趣的門外漢都會被這一系列叢書所吸引。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不曾停歇的思維》概覽莫迪利安尼生平，並對其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及理論做出解釋與評價，包括儲蓄生命周期假說、公司理財領域著名的MM定理、穩定性政策、經濟計量模式構建與預測，以及他對當代經濟學發展所留下的遺產與重大影響。

邁克爾·曾伯格是美國佩斯大學魯賓商學院財經學院院長及知名經濟學教授。曾寫作/主編多本著作，如《以色列鑽石產業經濟學》，該書由米爾頓·弗里德曼作序，榮獲歐文·費雪圖書獎。曾伯格教授曾獲優秀教學的科南獎，現擔任《美國經濟學家》雜誌主編和私人及政府部門的顧問。

致謝

序言

前言

第1章 莫迪利安尼早期生涯及其影響

一、簡介

二、性格形成時期：成長中的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第2章 莫迪利安尼與凱恩斯經濟學

一、簡介

二、莫迪利安尼的模型

三、二分法/薩伊定理、瓦爾拉斯法則以及同質性

四、莫迪利安尼模型的建立、求解、解釋和預測

五、莫迪利安尼的1963年模型

六、結論

第3章 對凱恩斯理論的貢獻：莫迪利安尼模型的發展和應用——1944-2003年，穩定政策

一、簡介

二、莫迪利安尼的穩定模型政策

三、1977、1985和2003年模型的政策主張

四、宏觀理性預期假說(MRE或MREH)的先驅)的先驅

五、結論

第4章 生命周期假說

一、簡介

二、絕對收入假說的問題

三、莫迪利安尼對消費函數的新貢獻

四、關於LCH的最新研究方向

五、結論

第5章 莫迪利安尼一米勒定理

一、簡介

二、以往的市場價值理論

三、市場價值的M-M理論

四、對定理的評價

五、結論

第6章 預測：MPS模型

一、簡介

二、1969～1995年FRB-MIT-Penn-SSRC模型

三、菲利普斯曲線和20世紀60年代的MPS模型

四、從MPS到FRB/US模型，理論轉移，拓展或微觀改革

五、結論

附錄A 身份問題

附錄B 精選的個人小插曲

附錄C 莫迪利安尼作品總覽

註釋

參考書目

譯後記

……

我生於義大利羅馬。父親安理柯·莫迪里安尼是羅馬城的主要兒科醫師，母親奧爾卡·法拉切爾是一位義務社會工作人員。

我早年的學校成績良好但不優異。1932那年精神上受到重大創傷。父親在一次手術中死去，我突然發現我愛慕他之深而使我在13歲時感到我的整個世界都完了。在這件事之後的三年裡，我的學校成績出現了污點，直至我轉學到羅馬最好的高中學習，在那裡我接受了有益的挑戰而成長起來。在別人鼓舞之下，我決定跳過中學最後一年，通過規定的困難的跳班考試，在17歲時提前兩年進入羅馬大學。家裡希望我繼承父親的衣缽進入醫藥行業。我苦惱過一陣，終因我對病痛和出血的容忍力低而最後拒絕學醫。隨之我選擇了在義大利有許多出路的法律專業。翌年，我決定參加由學生團體ILittorialidellaColtura組織的經濟學方面的全國競賽。出我意料地我獲得了頭等獎。雖然我不敢說這篇得獎論文對經濟學有什麼重要貢獻，但它明顯地奠定了我現在對經濟學的興趣。不幸，在法西斯統治下經濟學教學是令人淚喪的。僅僅由於我個人結識一些好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多·巴希，在他們的勸導下我開始閱讀英國和義大利經典著作。

學生團體Littoriali曾經我有機會同青年反法西斯主義者接觸。我反對當局的政治立場從此開始。我同我未來的妻子賽琳娜．卡拉碧以及她的非凡的父親居里奧——一位久經考驗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牽連，也有助於此。在1938年頒布義大利種族法時，我受到未來的姻親的邀請，在巴黎參加了他們的行列，並於1939年5月和塞琳娜在那裡結婚。我就讀於巴黎大學，但發現那裡的教學枯燥無味，簡直浪費時間，這樣，我就把時間花在StGenevi—eve圖書館里讀我要讀的書並寫我的論文。1939年6月，我暫時返回羅馬討論我的論文，並從羅馬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不久，鑒於歐洲行將陷入一場浴血戰爭，我們便向美國申請移民簽證，並於1939年8月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天抵達美國紐約。

我們在美國的居留將是長久的，這已變得很明顯了。於是，我立即開始考慮如何最好地謀求我在經濟學方面的事業。我碰上很大的運氣，得到了新社會研究學院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免學費獎學金。這個學院是為三個法西斯專政的受害者歐洲學者而剛建立不久的一個庇護所。這樣，從1939年秋起連續三年，我每白天販賣歐洲書籍，以維持我很快就有了我們的第一個男孩安德烈的家庭，而在晚間6點到10點進行學習。我努力工作，雖然辛苦，但回想起這段時間還是令人振奮的。我發現了我對經濟學的熱愛，這還要感謝那些卓越的老師，其中包括阿道夫．婁韋，尤其是雅可比·馬爾沙克，我對他的感恩非語言可以形容。他幫助我打下紮實的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基礎和一些數學基礎，把我引向當時的爭論，並以他那種令人難忘的仁慈給我以已經常的鼓勵，特別是我從他那裡學到理論和經驗分析的融合，理論之可以檢驗，和經驗工作之由來指導，所有這些都刻劃了我日後的許多工作。馬爾沙克還邀請我參加約在1940年末1941年初在紐約舉辦的、以A·瓦爾德，T·庫普曼斯和O·蘭格等為其成員的、一個非正式討論班，從而為我日後的發展提供了經驗。

我以為，在1941年馬爾沙克離開新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之時，我所受的正式訓練便告終止。於是，我在新澤西女子學院找到第一次擔任講師的教學工作。我用英文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流動偏好及利息與貨幣理論》，基本上也就是我的博士是論文，我認為這是我的主要著作之一，約在兩年後問世。在馬爾沙克的討論班上的討論結果以及和阿巴·倫納一系列辯論的結果均旨在把當時被一般人認為是同過去完全決裂的凱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經濟學的主流統一起來。

1942年，我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當時的一個住讀學院——巴爾德學院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講師，從而有機會賞識一個美國學院校園的獨特生活品質，特別是同那些第一流學生的親密關係。1944年，我以高級講師的身份回到新學院，並在世界事務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和漢斯·奈塞爾一起負責一個研究項目。這項研究的結果最後發表在《國民收入與國際貿易》。在這一期間，我還寫出我對儲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獻，後來以杜森貝利——莫迪里安尼假說而聞名。

1948年秋，我榮獲聲譽很高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學金，並受聘為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顧問，於是離開紐約。到芝加哥不久，我接受了以利諾斯大學的一個令人嚮往的職位：“期望與商業波動”研究計劃主任。不過，在1949—1950年的整個學年裡，我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參加考爾斯委員會的工作而獲益匪淺。當時，這一專業團體，包括由馬爾沙克、庫普曼斯、阿曼和西蒙作為他的成員和訪問學者，正在吸收著兩個重要的“革命”：一個是馮·諾伊曼和摩根斯頓所首創的不確定性下的選擇理論，另一個是哈瓦爾謨所啟發的非實驗數據的統計推斷。由於內部爭吵，我在伊利諾斯大學供職到1952年便告終止。在這一段段期間里，我結識了一位有才華的青年研究生，名為李查德·布倫堡。我和他的合作，奠定了後來成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的基礎。後來我們倆人都離開了伊諾斯大學，他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他的博士論文，我到了卡尼基理工學院，即現在的卡尼基·梅隆大學。1953和1954年，我們把生命周期假說寫成兩篇論文，一篇論述個人行為，另一篇論述總量儲蓄。《總量》一文，由於布倫堡的夭折，使我失去把它修改並壓縮到符合標準專業期刊出版要求的意志，僅在1980才發表在我的論文全集里。

我在卡尼基任職，直至1960年為止，這一期間是富有成果的。除了完成兩篇奠定生命周期假說的基本論文外，我與人合著一本研究最優生產修浚問題的書，又和米勒和寫了兩篇關於財務結構與紅利政策對一個廠商的市場價值的影響的論文。我還和E·格倫貝格共同發表一篇當經紀人對預測做出反應時社會事件的可預測性的論文。這篇論文後來成了“合理期望理論”的支柱之一。所有這些文獻都在某種程度上表示我在研究“期望與商業波動”時所開始播下的種子即將開花結果。

1960年，我成為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訪問教授，以後，除了抽出一年的時間去西北大學外，一直到現在我都呆在那裡。在這個絕無僅有的學院和它的舉世無雙的同僚的支持下，我繼續發展我早先對宏觀經濟學的興趣，包括對貨幣主義者立場的批評，金融機制的歸納以及生命周期假說的經驗檢驗。我還把我的興趣引向新的園地，如國際財政和國際支付系統，通貨膨脹的後果和治理，有廣泛指標的開放經濟的穩定政策，以及引向財政的各個領域，諸如信貸配給，利息率的期限結構和投機性資產的評估。60年代末，我還主要負責設計一個大型的美國經濟模式，就是由聯邦儲備銀行資助的並且至今仍由它來使用的MPS模式（M指馬薩諸塞理工學院，P指賓西法尼亞大學，S指社會科學研究會——譯者）。最後我曾經積極參與有關義大利和美國經濟政策的辯論，最近則集中辯論龐大的公共赤字是否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