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缽

所謂“捺缽”，乃契丹語，又譯作納拔、納缽、納寶、剌缽等，相當於漢語中表示皇帝出行所居之處的“行在”或“行幸頓宿之所”。《遼史·營衛志上》：“有遼始大，設置猶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缽。”《遼史·營衛志中》“行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

遼帝保持著先人在游牧生活中養成的習慣﹐居處無常﹐四時轉徙。因此﹐皇帝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 缽﹐又稱四時捺缽。遼代不同時期四時捺缽的地區也有所變化和不同。

大體而言﹐春捺缽設在便於放鷹捕殺天鵝﹑野鴨﹑大雁和鑿冰鉤魚的場所﹐最遠到混同江(今松花江上游)和延芳淀(在今北京東南)。夏捺缽設在避暑勝地﹐通常離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境)或中京(今內蒙古寧城境)不過三百里。秋捺缽設在便於獵鹿﹑熊和虎的場所﹐離上京或中京也不很遠。冬捺缽設在風寒較不嚴酷而又便於射獵的場所﹐通常在上京以南至中京周圍。遼帝在四時捺缽駐留的時間長短不等﹐每處長則兩月左右﹐短則不滿一月。

凡捺缽﹐所有契丹大小內外臣僚以及漢人宣徽院所屬官員都必從行。漢人樞密院﹑中書省等南面臣僚則只有一二人相從﹐其餘宰相以下在京都居守﹐處理公務。高級官吏的除拜﹐中書省以堂帖權差﹐等待皇帝主持的北南臣僚會議最後批准﹐然後出給誥敕。這種會議﹐每年在五月納涼和住冬時節舉行。捺缽的禁衛法制十分森嚴﹐氈車為營﹐硬寨為宮﹐貴戚為侍衛﹐著帳戶為近侍﹐武臣為宿衛﹐親軍為禁衛﹐百官輪番為宿直﹐以警衛皇帝的安全。

北宋龐元英的《文昌雜錄》即記述了遼道宗時出使北宋的遼朝參知政事王師儒的相同解釋。龐元英在該書卷六說：“北人謂住坐處日捺缽，四時皆然，如春捺缽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件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元人所撰詩作中對此也有明確記載。比如楊允孚的《灤京雜詠(上)》：“納寶營盤象輿來，畫簾氈暖九重開。大臣奏罷行程記，萬歲聲傳龍虎台。”原詩注稱：“龍虎台，納寶地也。凡車駕行幸頓宿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缽。”李心傳也如此解釋道：“剌缽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在遼金元文獻中，捺缽一詞的異譯有“剌缽”、“納跋”、“納缽”、“納寶”等寫法。不過在金代文獻中捺缽一詞並不常見，更多的情況下是徑稱為“行宮”。

遼朝的四時捺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歷來受到遼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早在1910年代，日本學者池內宏、津田左右吉就曾先後撰文對此加以探索。1942年，傅樂煥先生在他的代表作《遼代四時捺缽考》一文中，對遼朝的捺缽制度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釋。金朝的捺缽，其重要性雖不及遼朝，但也是金源一代歷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它表現了女真社會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質。由於《金史》沒有像《遼史》那樣專立一個《游幸表》來記載捺缽事項，所以有關金代捺缽的史料較為零散。傅樂煥先生在《遼代四時捺缽考》一文中曾對金代捺缽略加論列，而除此之外，尚無人注意這個問題。希望本文的研究結果能夠有助於人們對金代的捺缽制度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

遼朝的“捺缽”雖然可以譯為“行在”，但與中原王朝皇帝的“行在”或“行宮”、“行營”卻有很大不同。中原王朝的皇帝平時住在京城的皇宮裡，“行在”僅僅作為皇帝出行時的臨時住所。而建立遼朝的契丹族乃是游牧民族，轉徙隨時，車馬為家，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也使遼廷形成了獨特的議政方式。因而遼朝處理政務並無固定的場所，皇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時間都不在皇宮裡，政治中心和政權中樞可以說就在馬背車帳之上和四時捺缽之中。而作為皇都的上京和中京，主要是皇帝接見北宋、西夏和高麗使節的地方(當然接見使節有時也在捺缽進行)，具有禮儀的性質。特別有趣的是，皇帝在中京接見使者以後，往往還要到皇城外停駐的車帳中住宿，可見民族傳統和民族習俗的深遠影響。

“捺缽”按春、夏、秋、冬的時序安排，因而也稱四時捺缽。四時捺缽分為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它既是皇帝鉤魚行獵、習武休閑的理想勝地，也是皇帝議政治軍、號令天下的主要場所。遼廷內政外交的方針大計，都要在這裡拍板決策。其中春捺缽、秋捺缽主要處理遼朝與所屬其他民族的關係，夏捺缽、冬捺缽主要召開北、南臣僚會議。四時捺缽雖然是將議政辦公與鉤魚行獵結合進行的，不過議政辦公屬於遼廷高層和政權中樞的內部活動，具體情況、箇中奧秘很難為外人所知；鉤魚行獵卻是皇帝帶領朝臣從事的公開活動，在遼、宋訂立澶淵之盟以後隨著北宋使節的頻繁到訪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描述，元人纂修的《遼史》也根據相關史料作了或詳或略的記錄。關於四時捺缽的時間安排，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每3個月皇帝就要帶領遼廷各機構的主要官員從一處捺缽遷往另一處捺缽。至於四時捺缽的地點，自遼代中期以後便大體固定下來。

春捺缽

春捺缽也稱“春水”，意為春漁於水，地點一般在長春州(吉林扶余塔虎城)東北35里的鴨子河濼，又名魚兒濼，即今吉林省大安月亮泡。《遼史·營衛志》對鴨子河濼的描述是：“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宋人王易《重編燕北錄》則說：“春捺缽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正月上旬皇帝的車帳自遼上京出發，到達鴨子河濼以後先在冰上搭起帳篷，鑿冰鉤魚。鉤魚開始以前先派人於河上、下游截魚，以防逃散。鉤得頭魚，即於大帳置酒設宴，皇帝命前來祝賀的女真各部酋長依次歌舞，上壽助興。待冰雪消融，天鵝飛回，乃縱鷹捕鵝獵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其時皇帝冠巾時服，系玉束帶，於上風觀望。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天鵝受驚而起，左右圍騎舉旗猛揮。皇帝得到頭鵝以後，首獻宗廟，祭祀祖先，然後群臣各獻酒果，縱飲作樂。

夏捺缽

夏捺缽的主要地點為吐兒山，位於黑山東北。四月中旬皇帝起牙帳，車駕到達夏捺缽所在即將車馬停駐山中，皇帝主持北、南臣僚會議，與北面、南面大臣會商決策軍國大政。北面、南面官制在中國歷史上是遼人與時俱進的大膽創造，可謂首開一國兩制的先例。北面官制以契丹故有的官製為基礎而有所發展，又稱“國制”，主要管理同契丹人相關的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官制借鑒唐朝官制而加以變通，又稱“漢制”，主要任務是治理州縣、掌管財賦、分領漢軍。《遼史·百官制》稱遼朝“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乃是對於北、南面官制的準確概括。北、南臣僚會議是皇帝主持的北、南面官最高層的集會，會議結束以後皇帝拔牙帳前往行獵地點，遊獵張鷹，講習武藝。契丹官員和少量漢官扈從隨行，這樣有關契丹人的宮帳、部族、兵機、群牧之政即可由皇帝隨時處理；大部分漢官則離開捺缽返回中京，按旨處理有關漢人的日常政務。

秋捺缽

秋捺缽也稱“秋山”，意為秋獵于山。《遼史·營衛志》說秋捺缽在“永州西北五十里”伏虎林，這裡的“永州”，遼史專家傅樂煥所著《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版)認為當為“慶州”之誤。因為穆宗、景宗、聖宗、道宗和天祚帝時的秋山均在慶州，因而伏虎林也應在慶州附近。《遼史·營衛志》在言及秋捺缽時說：“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除了獵虎以外，秋捺缽還有射鹿的安排。每年7月皇帝的車駕到達秋捺缽，皇族與高官分佈於山中濼水之側，待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模仿鹿鳴，鹿乃紛紛奔跑而至，於是開始射鹿，俗稱“舐鹼鹿”，又稱“呼鹿”。

冬捺缽

冬捺缽在永州東南30里的廣平淀，東西20餘里，南北10餘里，地甚平坦，四望皆積沙，樹木多榆柳。由於其地多沙，冬月稍暖，所以皇帝牙帳於此坐冬避寒，召開北、南臣僚會議，兼受北宋及諸國貢禮，得暇時則外出校獵習武。北宋文學家蘇轍使遼時所作《虜帳》詩，曾記述廣平淀的冬捺缽：“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廬窟室欺霜風。舂粱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誇強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虜帳》，《欒城集》卷一六)詩中暴露的正統觀念固然一無可取，應予否定，不過詩人對於冬捺缽的描繪卻形神畢具、惟妙惟肖。至於其中“釣魚”的說法，乃是蘇轍走馬觀花而產生的誤判，實際上正如程大昌《演繁露》引用久居契丹的“思鄉人”武珪所言當以“鉤魚”為是，遼人捕魚的方式與宋人畢竟是大不相同的。

而關於冬捺缽中皇帝行宮幕帳的形制規模，元人所撰《遼史·營衛志》則留下了珍貴的實錄：“皇帝牙帳以槍為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衛。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日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綉額。又以黃布綉龍為地障，窗、桶皆以氈為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余，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障，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為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其中所說的“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綉額”和“黃布綉龍”的豪華裝飾無疑蘊涵著中原文化的重要影響，但是便於遷移挪動的氈帳式宮殿卻繼承了北方民族所居穹廬的古老傳統，實際上乃為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結晶，從而充分體現了番、漢合一的特點，使其成為遼朝多民族政權的象徵。

捺缽制度是有遼一代治國安邦的基本制度，對於遼朝這樣一個多民族政權至關重要。遼代中期以後遼聖宗、遼興宗和遼道宗3個皇帝都駕崩於捺缽，說明它不僅在政治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遼廷如影隨形、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度。捺缽制度中游牧狩獵文化威武有加、健勇無比的寶貴元素，為中華文化北雄南秀、氣象萬千的多元一體格局帶來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遼朝滅亡后，其捺缽制度對於中國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清三代政權卻產生了深遠影響。金皇統三年(1143年)七月，熙宗即曾“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剌缽。”(《大金國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三)當然在四時捺缽的具體內容、程序規模、性質作用和持續時間上，金朝以後與遼時相比已不盡雷同。金代詩人趙秉文有《春水行》詩：“光春宮外春水生，駕鵝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旃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韝掣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連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鵝誇得雋，一騎星馳薦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待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即形象逼真地描寫了春捺缽的獵鵝活動在金朝得以再現的生動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