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光曲

東海漁民徐福被漁霸何仁齋逼租，慘死海上后，其妻又被迫當奶媽抵債。十年以後，何仁齋之子子英由徐媽哺育長大；徐媽的孿生子女小貓小猴兄妹倆也由祖母撫養到十歲。一天，徐媽聞知婆婆病危，失手打破何家一件古董，被逐回家。又過了八年，小貓小猴已經成人，繼承父業，仍租何家漁船出海捕魚。子英則秉承父命出洋攻讀漁業。他與徐家兄妹從小在村裡長大，臨行到海邊告別，小貓小猴唱《漁光曲》相送。徐媽夜間補漁網，漸漸發現自己看不清東西，未幾即雙目失明。不久，東海漁村遭海匪洗劫，徐家兄妹偕盲母流落上海，兄妹倆找不到工作，出去拾垃圾。偶然發現傻傻的哥哥有喜劇臉，妹妹唱歌也很好，於是跟舅父賣唱度日。何仁齋也遷居上海，與梁月波合辦華洋漁業公司，續娶交際花薛綺云為妻。兩年以後，子英學成回國，遇見徐家姐弟，正巧他們剛被無罪釋放，買了肉準備給媽媽補補，誰知道回家發現一片廢墟，媽媽和舅舅都死了，子英掏出百元鈔票相助，妹妹不要，於是他把他們帶回自己家。何父回來，把他們趕了出去，子英和他大吵。他上樓后，想著梁串通薛綺雲席捲何家資財潛逃，又怕被問責，又氣又急，拿出手槍自殺了。子英深悟自己改良漁業的主張無法實現，決定與徐家姐弟同到漁船勞動。不幸的是，小猴因捕魚受重傷致死，臨死，他央求姐姐唱《漁光曲》訣別。

為影片配樂之初，任光譜寫了一首《漁村之歌》，但是導演認為歌曲的旋律太過優美，與影片的基調有些出入，后特意與任光一起深入漁民的生活，體會漁民內心的疾苦。任光帶著對漁民生活現狀的悲憫與憤怒，創作了這首《漁光曲》。

影片在浙江象山縣一個叫石浦的漁村實地拍攝。為了儘可能地還原真實、增進感受，1933年9月，蔡楚生率三十多人去體驗生活，出主演和工作人員，聶耳作為《漁光曲》的配樂人員也一起來到了石浦。原本準備工作一個多星期，不料卻被陰雨困住，一下子逗留了一個多月。劇組在石浦租了一條捕魚的船，稍稍有點風浪就顛簸起伏翻騰不止。因自然條件惡劣，擔任影片攝影的周克身體欠佳，出海后吐得起不了床，故拍的鏡頭少得可憐。王人美還跟著一位漁家姑娘學習搖單櫓船，為了拍電影，胳膊練腫了她也沒停下。聶耳本來沒有演出任務，但有演員水土不服病倒了，他就頂了上去，演了一個遭遇海上風暴倖存的漁民，雖是客串，也演得相當出色。而船主橫徵暴斂、附近海盜橫行、地方國民黨黨棍滋事騷擾，無形之中更加豐富了全體演職人員的創作體驗，對漁民所遭受的自然災難和重重壓迫感同身受。

《漁光曲》剛上映時反響並不大，是上海一位姓胡的富商之子觀影后覺得國產片可與外國一流影片媲美，不成功是宣傳不夠所致，便說服父親自費刊登廣告，他在上海《新聞報》上匿名用兩個大張版面，印下超級大的“漁光曲”三個字，每個字尺寸足有一部電話機那般大。

2021年3月，左聯電影展映月3月26日正式拉開帷幕。此次左聯電影展從為期一個月，期間將展映由左聯盟員夏衍、田漢、許幸之、沈西苓、應雲衛等創作執導的《風雲兒女》《漁光曲》《大路》《馬路天使》《十字街頭》《桃李劫》《小玩意》《春蠶》等8部影片，將在虹口區內的4家電影院上映20場。

《漁光曲》無論是在藝術結構與鏡頭運用上，都突破了早期中國電影的影戲觀念，格調凄婉而壓抑，節奏緩慢而抒情。在保持了蔡楚生前幾部作品中的故事感人、情節曲折、悲喜交織、情趣盎然、觀賞性強等特點外，又突出了真實與細膩。通過貧苦漁民的悲慘遭遇，以凄婉的筆調描寫了當時居民的苦難生活，顯示了導演藝術技巧的成熟。作為配音片，《漁光曲》可以看作默片向有聲時代轉變的特殊時期的產物，既保持了中國默片視覺表現上的高水準，也體現出一些對於聲音手段的有益探索。

影片以現實的題材、動人的情節、通俗的手法和精鍊的技巧，贏得了觀眾的熱烈歡迎，在故事性和抒情性的結合上，畫面造型的美感追求上以及對待意境界的營造上，都有所探索和創新。影片表現手法質樸，卻有很大的藝術感染力，開頭和結尾尤為動人，前後對應配以清新真摯的主題歌，達到聲情並茂的藝術效果（中國網）。

《漁光曲》另一特徵在於其鮮明的民族風格。包括前半段對於漁海風光的展示，尤其是合著《漁光曲》的旋律所插入的想象畫面。而影片信手拈來的“比興”手法，深得中國傳統美學意蘊的旨趣。影片同名曲由俄羅斯一首古老喪歌改編而來，體現出突出的民族風味。歌曲在影片中前後出現三次，情境皆有不同，透過樸實旋律和歌詞唱出了漁民沉重的勞動和被剝削的貧困生活，表達了他們心中的悲憤，有力地渲染了影片的主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同時，影片塑造了相對豐滿的人物形象。傳統農業文明滋養下的青年徐小貓與徐小猴，被現實的鐵壁無情地擊碎了夢想，由農民向城市無產者的身份轉換，也無力幫助他們阻擋猝不及防的現實擠壓。而何子英顯然是編導所鍾情的對象，但他儘管滿腔報國熱忱、一肚人道心腸，面對這個世界也同樣茫然無措。子英父何仁齋的冷酷雖為觀眾所唾棄，但在這一人物身上，也體現出地主階層面對新興商業社會的幼稚狹隘和無所適從的心態（新浪影視）。

影片以漁民徐家的家庭悲劇為主線，描繪了在經濟恐慌、民生凋敝的社會狀況下，漁民災難重重的生活，表現出作者對窮苦漁民的無限同情，貫穿了1930年代中國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同時，也圍繞著這個漁民家庭的悲慘遭遇，深刻揭示了造成漁民深重苦難的原因：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漁業資本家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等，真實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漁村的社會面貌。又通過船主之子何子英這位新工商從業者的形象，探討了“實業救國”的理想問題。影片上映之後，觀眾對農民的凄慘生活深表同情，對實業人士的認識也發生了巨大轉變（新浪財經）。

如果說影片立足於現實的厚重感是時代所稟賦於創作者，那麼通過精巧的構思和設計將現實傳達至銀幕之上則體現出創作者的智慧。在《漁光曲》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青年一代的成長印記、貫穿鄉野凋敝、城鎮凄楚的社會實景，苦情的渲染與悲憤的鬱積從銀幕上彌散到銀幕外，創作者的那份拳拳赤子之心得以顯露，對“為富不仁”的痛斥與譴責、對社會良知的珍守與呼喊，無不在強化著觀眾的心靈痛楚的同時發人深省（新浪影視）。

《漁光曲》可說具備了三十年代商業電影的必要元素，編導蔡楚生，主演韓蘭根，配樂聶耳，這種陣容已經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基礎。加上蔡楚生眼光獨到，大膽啟用剛加入聯華不久的王人美，她演繹的漁家女兒帶著活潑、樸實、健康的“粗獷美”，為影片增色不少，也為當時“病態美”的電影界吹來一股新風（新浪音樂）。

蔡楚生反對口號式的宣傳灌輸，他清楚大眾愛看什麼樣的劇情，那個年代的觀影群眾並不是高層次“白領”，“向大眾走，把每個社會、每個集團的痛苦，表現出來“，反映現實的“苦情片”最能引發一般市民的共鳴。

其次，《漁光曲》的藝術追求與商業壓力並不矛盾，蔡楚生倡導的都市寫真與強調的電影技巧並不是故作深沉、遠離觀眾的晦澀。《漁光曲》中樸實的畫面銜接、口語化的人物對白、複雜而又充滿巧合的故事情節、烘托劇情的背景音樂以及旋律優美的主題曲等元素都是在當下欣賞水平內引導觀眾審美的升級（李多鈺主編《中國電影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