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餉加派
三餉加派
三餉加派是明末在正稅之外的田賦加征。明代加派始於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 為建造朝清宮而加賦100萬兩。而最重的加派為明末的三餉。遼餉，用於遼東所需的兵費。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俺答 (明代韃靼酋長) 犯京師。三十年，京邊歲用至595萬。戶部尚書孫應奎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120萬。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 (1618年)，遼東軍餉驟增300萬兩，宮內雖有積儲，不肯撥發，於是援御倭例，每畝加派3厘5毫，共增賦銀200多萬兩。四十七年又加3厘5毫。四十八年再加二厘。前後共加九厘，共增賦銀520萬兩，遂為定額。
“遼餉”始征於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明廷因“遼事”緊急，加派“遼餉”，畝加銀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後三加，即每畝加征銀九厘，每年“遼餉”銀五百二十萬兩。
崇禎三年（1630年），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
崇禎徠十年（1637年），明廷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徵“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餘萬兩。
崇禎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練餉”，每年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
“遼餉”、“剿餉”、“練餉”，合稱“三餉”，三項征銀高達二千萬兩，超過正賦數倍。廣大農民傾家蕩產，饑寒交迫。自萬曆以來，全國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不斷發生，並最終星火燎原。
遼餉、練餉、剿餉（曾議，未實施）等“三餉”的加派，成了崇禎一生的最大污點和罪證。
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
所有人都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
滿清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並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築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曆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