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

2010年7月5日在華東醫院的一間病房裡，一位95歲的老人端詳著一張入黨紀念賀卡，看得很仔細。除了耳朵不大好，老人身體健碩，思路清晰。她叫李雲，是目前上海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成員。今年，她加入中國共產黨整整80年。

由於身處隱蔽戰線，老人的名字並不為多數人知。李克農曾對她說：“你是無名的英雄。”採訪前，她的女兒再三叮囑：“我母親不喜歡被媒體拔高。”老人亦淡然：“我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有虛度，為祖國盡了小小的力量。”

“最難忘的是入黨時，當時上海總工會領導找我們談話，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說了三點：一是嚴守黨的秘密，二是堅定自己的立場，三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

“在租界里，中國人常常受到侮辱。”李雲談起童年的苦難記憶，忍不住長嘆，頓了頓，聲音又高起來，“現在不同了，國際地位高了。”

民國初期的上海，民生多艱。“家中祖輩都念書，父親寫得一手好字，還是只能去衣服店做夥計。那時窮人要改變命運真難！”有些激動的李雲對童年時的苦難仍很清晰，“父親對我說，外灘公園的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國恥難忘。”

雖然窮，父親堅持送李雲去了紹興七縣旅滬同鄉會第一小學。正是在這所小學，革命的種子在幼小的心靈中生根發芽。“學校中老師基本都是共產黨員。”1929年，小學六年級的她成為了共青團團員。臨近畢業，李雲經歷了生平第一次抗爭：“1930年，學校師生參加反對清廷簽訂二十一條的國恥日活動，駱京軒校長被捕，學校黨小組的老師帶領著學生，跑到街上散發‘反對捕房摧殘教育’等內容的傳單。”

小學畢業后的李雲在閘北絲廠總工會做青工工作，人小又機靈，“當時讓我送信送書，裡面其實是黨內資料。”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參加“飛行集會”：當時傳單就綁在自己腰上，到地點給隱藏在人群中的同志，而後四處散發傳單，大家高叫“打倒帝國主義！共產黨萬歲！”一撒完傳單大家就如鳥獸散，李雲笑吟吟地說，“當時我們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

1930年10月，參加了絲廠總工會“黨員學習班”的李雲成為了光榮的共產黨員。“那時的想法很簡單，家裡很貧困，窮人要翻身，跟著共產黨走，反對帝國主義。最難忘的是上海總工會領導當時找我們談話，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說了三點，一是嚴守黨的秘密，二是堅定自己的立場，三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

這三點從此貫穿了李雲的生命。後來1932年進入中央特科的這段經歷，被李雲深深埋藏在心中。“入黨80年了，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組織紀律嚴格。我在中國福利會工作了將近30年，沒有一個人知道當年是組織上派我去宋慶齡身邊工作的。李克農曾經說過，‘你們是無名英雄。’這給了我們極大的鼓勵。”

“我們在特科是屬於陳雲領導的，當時組織派我去河南，工作對象叫惠東升，是國民黨軍官，我們通過他獲取了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計劃。”

說起特科的經歷，或許是多年保密習慣使然，李雲的神態凝重了許多，“當時陳雲派我們打進內部去，徐強的身份是惠東升老婆的表哥，我是惠東升的侄女。”

1932年，當時在中共上海浦東區委擔任青年工作的李雲，被組織派到河南，由徐強(後來成為李雲的丈夫)直接領導，工作對象叫惠東升，是國民黨八十師李思朔部的少將副旅長兼該師學兵營的營長。

“惠東升在黃埔軍校做過教官，人很耿直，當時很不滿意國民黨的腐化。有次他來上海，和一個朋友馮三昧說起過自己的想法。通過同情革命的馮三昧介紹，徐強認為這是一個突破口，可以做他的工作，把他的部隊拉出來，投奔革命。後來，惠東升同意我們派人過去。”

“通過惠東升獲取了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紅軍計劃后，徐強喜出望外，急忙交給我。我的任務是密寫情報，連夜用藥水抄在一本線裝的古籍書背後，連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密碼本和河南全省的軍用地圖，放在一條棉被絮里，交給一位同樣潛伏在河南國民黨軍隊中擔任文書的老傅同志，急送到了上海的黨組織手中。”李雲說得很平靜。

然而，李雲和徐強後來的被迫轉移則驚心動魄：“那年8月，惠東升被調到潢川，徐強覺得很奇怪，提醒惠東升小心。第二天上午，惠東升便被叫到司令部，一直沒有音訊，徐強讓惠東升的妻子打電話詢問，惠東升說，我在這裡蠻好，一定不要讓‘表哥’走了。徐強一聽，知道壞了，惠東升一定被扣留了，必須轉移！他發現原定到潢川北部的商城路線已經暴露，臨時決定花十塊錢請個農民帶路，沿著潢川城外直奔光山司令部，再到信陽，坐火車經隴海線由宿縣到上海。”

“原來，有人叛變，向國民黨告密，學兵營中的中共地方組織全部被破壞，牽連到惠東升，認為他勾結共產黨，那天光山司令部派了馬隊追趕我們，幸虧臨時換路。”李雲說。

看不見的刀光劍影，秘密戰線上的英雄在用智慧“暗戰”。

“周恩來總理關照，‘宋慶齡存在就有政治影響，她要你辦什麼事，你一定要給她辦好。’我一直將這句話謹記。”

“當年，是黨派我擔任宋慶齡的聯絡員的。”憶起初見宋慶齡的情景，李雲笑了：“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號宋慶齡的寓所，宋慶齡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鞋，笑著端詳扎著兩條小辮子的我：‘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1936年4月，黨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並恢復同堅持在上海鬥爭的中央特科的聯繫。一次，馮雪峰和宋慶齡研究有關救國會工作時，宋慶齡提出希望黨派一位共產黨員給她，能經常與她聯繫。黨組織最後選定了有7年革命經歷的李雲。“開始時，每周去2-3次，後來因為需要，宋慶齡要求我每天去。每次從宋慶齡家回機關駐地，我必須花費幾個小時兜馬路，直到確保身後沒有‘尾巴’為止。”李雲說。

我黨通過李雲和宋慶齡保持著密切聯繫。1937年7月17日廬山會談后，周恩來等來到上海，要求見宋慶齡，請李雲約定時間。“當我告訴宋慶齡這個消息后，她十分高興。會面時，周恩來將廬山會談情況向宋慶齡作了介紹，當提到蔣介石對抗日仍很動搖，以致會談沒有結果時，宋慶齡很生氣：‘怎麼能置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於不顧，豈不是變成人人喊打的賣國賊了嗎？！’宋慶齡一生愛國愛民，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友，並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能代表黨組織與她聯絡，是我的榮幸。”李雲說。

解放后，應宋慶齡之邀，李雲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1952年12月，前往蘇聯參觀訪問后的宋慶齡，對當時蘇聯的少先宮特別感興趣。回上海后，她把李雲叫到家中：“中國孩子也應該有一個如蘇聯少先宮那樣的校外活動場地，咱們就叫少年宮，先解決房子與園地的問題。”“原來孫科的房子很大，花園也大，結果我調查下來，孫科的住宅已經成為製藥廠，因此作罷。有人提出將少年宮建在靜安公園裡，宋慶齡不同意，她認為公園是群眾活動場所，少年宮怎能侵佔？”李雲說，“最後找到了英國猶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房子一直空著，宋慶齡很高興，要我們將它租下。不久上海房地局將其作為代管，租給了中福會少年宮。於是，1953年6月1日上海有了中國第一座少年宮。‘少年宮’三個字是毛主席題寫的。”

此後，李雲等按照宋慶齡指示，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全國各省市都成立了少年宮，少年兒童校外教育已得到廣泛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