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瀚

1895年：生於浙江餘姚沈家灣村。

1901年：啟蒙、首讀《詩品》。

1904年：隨課館之父，讀商務出版之國文教科書。

1905年：開筆作文，題《過而不憚改》。

1909年：入縣城誠意中學。

1912年：在誠意高等學校畢業（相當於初中）列第一名。

1913年：入杭州省立甲種農校，並自學日文。

1914年：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

1918年：畢業於北京農專。任家庭教師。

1919年：開始以英文寫日記。在中華聖公會受洗禮。

1920年：離北京赴湖南任常德棉場場長。

1922年：任安徽蕪湖農事試驗場農藝科主任。

1923年：赴美喬其亞農業大學為研究生，主修棉作學。

1924年：轉入康奈爾大學研究院，主修作物育種。

1927年：獲博士學位，回國任教金陵大學農學院。

1934年：轉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總技師兼農藝主任。

1937年：抗戰爆發，舉家西遷，初到貴陽，繼轉重慶。

1938年：升任中農所所長兼麥作雜糧系主任。

1943年：赴美出席聯合國戰後世界糧農會議。會後被聘為該會技術顧問，在美各州參觀訪問。

1945年：抗戰勝利，中農所遷回南京。

1947年：兼任農林部煙產改進處處長。

1948年：中美合作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沈為中方三委員之一。

1949年：隨農復會遷台灣，自此工作期間，乃擴至農、林、漁、牧、水利、農民組織、農業金融、鄉村衛生、家庭計劃及國際農業技術合作諸方面。

1964年：繼蔣夢麟任農復會主任委員。

1973年：提出請求退休，經批准，改任顧問。但原任亞洲蔬菜研究中心理事長與土地改革訓練所理事長，照舊。

1980年：突發腦溢血逝世。

沈宗瀚（1895－1980），原名沈修年，字海槎，別號克難居士。出生於浙江餘姚一個耕讀世家，祖父、伯父、父親均中秀才，以教書為業，兼事農耕。沈宗瀚兄弟六人，包括他在內共有四人從事農業工作。沈宗瀚自幼幫助家裡干農活，深悉農民繳稅谷、借高利貸及無醫藥之疾苦，從小立志學農，為最大多數的農民服務。1909年沈宗瀚進誠意高小學校讀書，深受黃宗羲和梁啟超的愛國主義、曾國藩的自身修養以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

1913年進浙江省立杭州甲種農業學校開始學農，1914年進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讀書。每於寒暑假返鄉，沈宗瀚常日間下田工作，夜間將所學植物、栽培、施肥、病蟲害知識與其兄暢談。1918年從北農畢業，1920年到湖南常德從事棉花試驗推廣，后又到南京第一農業學校任教。1922年到蕪湖第二農業學校任教，兼任蕪湖省立農事試驗場農藝科主任。在從事棉作改良和教學工作中，沈宗瀚認識到“農學除書本學識外，必須首先調查農業實際狀況，然後始能謀改良”。他博覽歐洲以及美、日等國的棉業著作，決心赴美學習棉作，以期深造。1923年入美國喬治亞大學農科，以棉業為主科，麥作為副科，第二年獲農學碩士。

1924年又入康奈爾大學研究院攻讀作物育種學，1927年獲哲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為《小麥出穗遲早之遺傳》。在美國求學期間，沈宗瀚非常刻苦努力，他常說：“余在康大，得三種寶貴訓練，即精密的思考（心到）、勤練的雙手（手到）與敏銳的觀察（眼到），於我以後研究學問有益，做事處世亦有益。”

沈宗瀚學成後於1927年歸國，任金陵大學副教授、教授、農藝系主任，講授遺傳學和作物育種學，並主持小麥、水稻、高粱的育種工作。他對教書和研究極感興趣，認為“教書可訓練人才，改進農業；研究可以改良品種，增加產量”。1928年，沈宗瀚被康奈爾大學教授推選為美國科學榮譽學會會員，這是美國大學研究院對學生的最大榮譽。1931年，應國民政府實業部的邀請，沈宗瀚參與籌建中央農業實驗所，1932年後兼任資源委員會委員，1934年兼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總技師，主持小麥改良工作。這是沈宗瀚一生中的第二個轉折點。1938年抗戰爆發，中央農業實驗所西遷，他先後任副所長、所長，負責農業技術行政計劃和協調工作，致力於後方糧食和棉花增產。1945年抗戰勝利后被派接收華北農事試驗場，1947年到南京重建中央農業實驗所。

1948年去台灣，調任農村復興聯合會委員和主任委員。沈宗瀚到台灣后，是他一生的又一個轉折點。台灣地方不大，從大陸去的高級人才又少，他的業務範圍就農業擴展到林業、漁業、牧業、水履歷利、農業教育、農村衛生、農產運銷以及海外農業技術合作等等，使他有機會圍繞著農業這個中心，對台灣農業現代化和商業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遂成財經系統前期骨幹人物。併兼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委員等職。領導官辦農會。培植農業技術與建設人才，參與策劃與實施“土地改革”，頗多獻議。

曾多次參加聯合國科學與技術應用會議及國際農業發展會議，積極吸取歐美農業發展經驗，參與研擬台灣農業政策，對農業開發和發展，貢獻頗大。

1971年兼任亞洲蔬菜研究和發展中心理事會主席，致力於研究、設計和協調台灣的農業發展和海外農業技術合作。1973年退休后，繼續擔任農村復興聯合會顧問，仍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沈宗瀚先後在金陵大學任教11年，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17年，在農村復興聯合會工作25年。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工作生涯中，他為台灣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此期間，他考察了美國、加拿大以及歐、亞、非等十多個國家的農業發展情況，並在各種國際農業會議上發表講話，成為國際知名的農業科學家。

沈宗瀚一生致力於農業。在抗戰前，他認為中國農村和農業問題是農業生產力問題，改進中國農業的方法應是增加農業生產，而增加農業生產以改良品種入手最容易。採用改良品種不需要太費資金、肥料和勞動力，卻可以增產增收，農民得到實惠后，再引導他們接受新技術。1927年至1933年，中國連遭水旱災害，糧食緊缺，正在金陵大學主持農藝系的沈宗瀚十分關心和焦急。他採用由美國育種專家H. H. 洛夫倡行的純系育種桿行試驗方法，育成豐產、抗倒、適應性廣的“金大2905”小麥品種，在江蘇、安徽、湖北、陝西、四川等地推廣，一般能比地方品種增產 20%以上，對當時糧食增產、緩解災情起了很大的作用。1934年前後，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遺傳育種的研究論文，受到農學界的關注，這也是我國抗病蟲害育種的最早著作。

1935年，沈宗瀚兼任全國稻麥改進所麥作組主任及全國小麥檢驗監理處處長，協助長江以北各省繁殖推廣小麥改良品種，並按區域協調小麥改良工作。 1936年，他根據全國100個農家小麥品種，在晉、冀、魯、豫、浙、鄂、川等省區域試驗結果，劃分品種適應區域。該項試驗是以農藝性狀為標識，研究不同地區自然條件下小麥的反應，這是我國最早的小麥生態研究。1939年，他在英國愛丁堡國際遺傳學會議上發表了“中國小麥品種適應區域及育種之關係”一文，受到好評，並被選舉為國際遺傳學會副會長。

抗日戰爭時期，沈宗瀚先後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所長，兼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委員及農業組長，軍事委員會糧食組副組長、軍政部糧食生產總督導，致力於戰時糧棉生產和糧食管理問題的研究。這一時期，他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為保證抗戰期間棉糧增產和供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設。

抗戰勝利后，他參與籌建和負責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的工作，他的工作領域擴展到農、林、牧、漁、水利、農民組織、農業金融、農業經濟、家庭計劃、海外農業合作等。在台灣，他具體指導了台灣的農業發展以及農業政策，參與了台灣的土地改革。可以說，他對台灣的土地改革、農會改組、工農業的配合發展，加速農業建設措施和農業發展條例的擬定，倡導農業經營現代化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沈宗瀚一生論著豐富，計有300多篇，其中中文200多篇，英文近100篇。由於他在農業方面的傑出研究，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了他的三部重要英文著作：《中國農業資源》，這是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農業資源的最早著作，被許多專家評為資料豐富、見解確切、是研究遠東問題不可缺少的參考書；《二次大戰後台灣農業之發展》，是研究促使台灣農業發展的環境與政策、農業技術的改進、農業經營的專業化商品化多元化的著作，被海外專家評為可供發展中國家發展農業的借鑒；《農村復興聯合會二十年中美合作發展農業之經過》，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國的經濟援助進行農業建設的經驗總結。此外還出版了《農業發展與政策》、《中華農業史論集》、《克難苦學記》等書。

60多年中，沈宗瀚為中國農業發展培養人才、改進農業技術、發展農村經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學道、通道、樂道，供人、用人、容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銘。他曾說：“農民疾苦最深，余以宗教精神改良農業，做一個科學牧師。”在晚年他仍說：“來生仍願生於清寒的耕讀世家，仍願苦學農業，終生服務農業。”

1980年12月15日，沈宗瀚因腦溢血突發逝世，享年86歲。

沈宗瀚 - 生平貢獻　1927年沈宗瀚學成回國，執教於金陵大學農學院，並主持該院的小麥、高粱、水稻等作物育種。他認為“改進中國農業，旨須訓練人才，自己有了優秀人才，再有良好組織，然後可請外國專家協助我們設計並解決問題”。

作為教授，他非常注重啟發學生的思想和理解，每課開始前，先向學生提問，以養成學生循序漸進、前後銜接的習慣，教材內容，力求結合實際。比如當時所採用的多為美國課本，對水稻、高粱、穀子、甘薯等作物，往往不夠深入具體，他就根據中國的需要，加以補充。他還指導學生，進行系統的技術操作，包括田間試驗設計，室內種子準備，以及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長記錄、雜交、選種、收穫與室內考種、生物統計等。他的這種密切聯繫實際的作風，在學校教書是如此，以後在科研單位工作時，也是如此。他最得意的門生和助手馬保之博士回憶說：“我從英國回來后，他派我在中農所麥作系工作，他的工作要求和原則，仍沒有變，規定三點：一是播種工作必須親自下田，雖擁有博士學位者，也不例外；二是抗病育種，一定自己做記錄，不可交給工人；三是收穫工作，也要親自動手，不準假手於人。”

他對學生考試的計分方法，也有獨到之處。實驗與口試各佔總分1/3，季考和期考共佔1/3。平時，他和學生坦率地約定，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考試作弊，即為零分。至於他自己，對未能完全理解的問題，如生物突然變異；數理性狀的多數遺傳因子；玉米雜交第一代優勢的原因等，也說明暫不知其事理，尚待繼續研究，或提供有關資料，鼓勵學生去自行鑽研。當時，金大農學院以200學生為限額，農藝系的主修生很少。最初讀遺傳的只有六七個人，自他接辦以後，學生不斷增加，5年後超過50人，加上旁聽的，有時幾乎佔全院的半數。但他自覺數理基礎不夠，對生物統計的公式，難以解釋清楚，便到數學系去旁聽。一位知名教授竟“屈尊”去旁聽，一時傳為美談。

他在金大期間，培育成了小麥良種金大2905，這個品種原是1915年以南京郊區農田中隨機取樣而得的，經過7年連續比較試驗的結果，較一般農家小麥增產1/3，而且極少黑穗病或稈黑粉病，早熟且不倒伏。1933年由他提出作為金大農院的第一個推廣品種，開始在江蘇鎮江、安徽蕪湖兩地推廣，很受歡迎。抗戰時期，又在四川成都平原、陝西漢中、安康以及湖北襄陽等地廣為種植。隨後他夫人沈驪英用雜交方法育成的驪英號小麥良種，在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糧食增產上也起了顯著的作用。

在金大執教了幾年，雖說客觀反映良好，可是他反覆考慮，在大專院校培養人才尚可，欲求改進農業，則力有未逮。當時南京正在著手建立中央農業實驗所，延聘人才，充實力量，1934年他離開金大轉到中央農業實驗所任總技師兼農藝系主任。這是沈宗瀚一生中的第二個轉折點。到所后，他除了繼續洛夫博士的小麥品種區域適應性試驗，審核小麥育種及棉花、稻作試驗外，還從事協助外國專家的工作，如英國劍橋大學的生物統計學家弗適教授（John Wishart）、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作物育種學家海斯教授（H.K. Hayes）等，或開辦訓練班，或到各地考察，另外還必須兼管一些行政業務。這樣，他已由獨自進行研究擴展到科研管理的領域。不久，全國稻麥改進所成立又由他和趙連芳博士分別主持全國稻麥改進事宜，任務更為繁重。這時，沈宗瀚剛過40歲，正當年富力強，又是用其所長；同事當中，人才濟濟，還有他夫人沈驪英為麥作系技正，與他並肩從事小麥遺傳育種，稍後，還有戴松恩、馬保之等等一批新回國的博士都是研究細胞遺傳與生物統計的專家，充實小麥抗病育種工作，都是他極其難得的合作者。他曾經向人表示，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時期。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緊接著八一三上海抗戰。他不顧敵機的狂轟濫炸，始終堅守在南京的崗位上，直到11月10日，白天躲避空襲，晚上還趕到金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後一課”，在他這種精神感動下，學生無一缺席，照常認真聽講寫筆記。

南京淪陷前夕，他與中央農業實驗所人員，向大後方搬遷與轉移，流離奔波於皖、鄂、湘、川、黔各地，縱然一再遇險，照常堅持工作，並積極參加有關社會活動。當時，廣大華北和華東棉區已經淪陷，為解決軍民衣被，他曾協同棉花專家馮澤芳博士，前往雲南等邊遠地區，研究和推廣當地農民在房前屋后種植的多年生海島棉，俗稱木棉，實為優質長絨棉，發展黃紅麻，解決戰時原棉供應和麻袋等等。而更值得提出的是，1941年前後，重慶等後方糧價猛漲，人心惶惶，他組織有關人員，深入各地調查，進行綜合研究，提出《田賦改徵實物及政府須稻穀與小麥雜糧並收》的建議，為當局所採納，實施田賦徵實與隨糧徵購的辦法，有效地支持了持久抗戰。與此同時，他也曾邀集重慶、成都、昆明等地中華農學會會員中的知名專家 48人，聯名寫信給教育部，以《教育與建設之聯繫》為題，籲請當局採取具體措施，調整全國農業教育機構，充分發揮其效能。

1943年春，沈宗瀚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赴美參加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會議，會後被聘為該組織技術顧問，並隨團訪問美國各州農業科研教育機構，以之參照考慮戰後我國農業之重建。當時，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曾高薪挽留他在美工作，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應致力祖國之農業建設，何況他已擔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所長，便婉言辭謝。但從那時起，他便開始醞釀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問題。 1945年發表《中國農業機械化之可能》一文，並與鄒秉文博士共同商討其具體實施方案。其中有得到美萬國農具公司贈給20名留美學生獎學金，選派陶鼎來等一批農業工程學者，赴美深造，並決定中農所內增設農具系。1948年，由中美合作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成立，他出任委員，翌年，他隨該會遷往台灣，即升為主委。沈宗瀚到台灣后，是他一生的又一個轉折點，台灣地方不大，從大陸去的高級人才又少，他的業務範圍就農業擴展到林業、漁業、牧業、水利、農業教育、農村衛生、農產運銷以及海外農業技術合作等等，使他有機會圍繞著農業這個中心。對光復后的台灣農業現代化和商業化，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沈宗瀚的夫人、小麥育種專家沈驪英，她對沈宗瀚早期事業的成就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同時，她在繁重的家務與困難的生活條件下，不但撫育出空間科學家沈君山博士，而且她自己也在小麥育種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她是1929年從康奈爾留學回國，1930年與沈宗瀚結婚的。

為國內當時少有的女性高級科技人員，中農所技正。結婚不久，抗戰爆發，她帶著三個孩子和一大批試驗材料，丈夫又不在身邊，顛沛流離，輾轉於湖南、貴州、四川等地，堅持田間試驗和研究工作，親手作記錄，參加小麥播種和收穫，還要照顧幼兒，防空襲、躲警報，過度的勞累，後來她的腿痛得難以舉步，就請人把她抬到田間去工作，晚上回來，常常疼痛難忍，暗自流淚。但次日一早又照常不誤。以驚人的毅力，在8年中選出9個小麥新品種，產量較當地農家品種高20%～30%，且成熟早，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這就是廣為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驪英1號、3號、4號和6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驪英死後10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為糧食增產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眾的愛戴。

沈驪英由於過度辛勞，終於在1941年試驗室工作時，猝然病倒，搶救無效，不幸早逝。同年12月21日鄧穎超同志曾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婦女光輝的旗幟——沈驪英女士》悼念和高度評價這位女科學家，同時還以整版篇幅刊登董必武同志輓詩及其他悼念沈驪英女士的文章。重慶、貴陽兩市都召開了追悼會。

專註農學

沈宗瀚80高齡時，曾在題贈給馬保之的條幅上，錄下他的座右銘：“學道、通道、樂道；識人、用人、容人”。縱觀他的一生，應該別無遺撼了。遠的不論，只講他從33歲克難苦學完成博士學位以後，在金大農學院11年（1927—1937年）、中央農業實驗所12年（1937—1948年）、農村復興聯合會 31年（1949—1980年）的半個多世紀中，盡心竭力為農業、為科學，始終屹立在自己認定的造福農民的崗位上，他有機會發財，而沒有發財；他培育良種，培養人才；他勤奮筆耕，著述甚豐；跋涉山川，將他的“良種”播向各方，留傳後世，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得上有成就的農學家。

1990年12月，中國農學會在北京舉辦了“沈宗瀚先生農業學術研討會”，這是40多年來，海峽兩岸農學家第一次共聚一堂的盛會，出席的專家名流計有費孝通、何康、盧良恕等200餘人。會上的老一輩農學家提供的史料說明：沈宗瀚早在1920年就是農學會的永久會員，那時他才24歲，已提任該會會報的編委；1926年他還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攻讀時，就已嶄露頭角，躋身於高層次的科學家之列，參加了由翁文灝、竺可楨、胡先驌等8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題為《Acclimatization of Cotton in China》的論文。後來他在金大教書，為時雖不太長，卻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諸如楊顯東、孫仲逸、黃瑞采、章錫昌、庄巧生等等。他教書育人態度認真，要求嚴格，又喜歡隨時向學生提問，所以大家都用心聽講，當然他講的很透徹，很吸引人，可是他濃重的浙江餘姚口音，非專心傾聽，不易理解，以致使人不免緊張。有一次，他上遺傳學，講到“三點法”以測定兩個基因位點間遺傳距離時，反覆提到“區間1”（Region One）、“區間2”的交換值，班上有個同學叫李家文（後任山東農業大學教授）恰巧與Region One 諧音，以為是指名要提問，心裡不由得撲通一番，課後，李家文跟大家說起這件事，無不捧腹大笑。還有一次，正在講玉米自交與雜交的事理，體育教師突然進來，要班上的金陽鎬去參加足球比賽，那是金大與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校際比賽，而金陽鎬則是金大足球隊的中鋒。可是沈宗瀚表示，沒有教務處批准的通知，不能擅自離開教室，等通知送到，才讓金去參加比賽。下星期上課，口試提問雜交優勢，金答不出，判為零分。學期平均為丙，後來金退出球隊，認真學習，下學期作物育種課得了甲。金陽鎬是沈宗瀚最賞識的學生之一，長期隨沈工作，曾任台灣省農林廳長，后不幸因車禍喪生，沈聞耗悲痛萬分。

關愛青年

對學生是這樣，對待同事，特別是年輕有為的同事，他也是愛護備至，循循善誘。中農所、農復會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把他看作家長，以師事之。如繼沈而任台灣農復會主任委員的李崇道博士，回憶在被提升為該會秘書長的往事中寫道：“沈先生雖則很喜歡我，對我確有幾分不放心，就怕我脾氣太大。事前某晚邀我長談，頻頻叮囑，我答應今後盡量不發脾氣。為了實現自己的諾言，我鑄了一塊銀牌，在正反兩面分別刻上‘慎’與‘忍’兩個字，以之自勉”。沈宗瀚的“識人、用人、容人”的領導藝術，於此可見一斑。

學識淵博

沈宗瀚家學淵源，根底深厚，用詞樸素淡雅，可讀性很強。尤其難得的是，寫作極勤，每次開會、下鄉、出國乃至旅遊，都不斷地將所見所聞所感，隨時筆記下來，事後還分類整理。他從十幾歲開始，70餘年如一日地寫日記，更非常人所能及。據他本人彙集，一生髮表的中英文論著，共有320篇之多，其中中文220 篇，英文近100篇。按內容分類：糧食與種子改良63篇、農業技術改造86篇、農業機械及其工作65篇、農村經濟與農民生活19篇，以及在有關國內外學術會議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講稿等等。

沈宗瀚的文章，還不限於農業科學技術這一個方面，他的散文隨筆，也清新動人；還寫過一些科普作品和遊記、雜感。他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中年兩度喪偶，對他刺激很深，所作悼念沈驪英夫人與陳品芝夫人（生物學博士）的祭文，哀婉凄惻，催人淚下。最突出的還是他青少年時期的自傳：《克難苦學記》曾受胡適的高度評價，發行達15版之多。

沈宗瀚晚年仍勤於讀書寫作，涉獵範圍益廣，除一貫關注的作物品種改良、農業生產、農產品商品化、農業機械化、農業教育與農業建設問題外，還鑽研農業史，並與史學家趙雅書博士合著《中華農業史》。

沈宗瀚也擅長詩詞，精於書法，屢有佳作，只是由於精力集中農業，未暇一一顧及，但是從他遺留的日記筆記中檢索，他對歷史、文學、地理及至考古、地質等，也有一定的造詣，所以美國哈德福特大學授予他文學名譽博士學位，自非偶然。

古人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譽人之勤奮淵博，縱觀沈宗瀚之一生，可說是庶幾乎近矣。青少年期間，克難苦讀，深居簡出，在北京4年，尚不知從前門如何去大柵欄鬧市，已被傳為美談。後來他在康奈爾攻讀多年，又連相距很近的紐約也沒去過。畢業時，他的老師洛夫勸他順便去逛逛，他也只說日後會有機會的。

“日後”，作為國際知名的科學家，他果然有很多機會訪問紐約、華盛頓乃至世界各大名城勝地，但主要還是開會和專業性的考察。他先後出席好幾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聯合國科學技術會議、國際遺傳學會議（被選為該會副會長）、國際農業演變會議、世界銀行農業諮詢會議、亞洲開發銀行農業發展諮詢會議、亞洲生產力會議等等；他曾重點訪問美國10多個州的農業教育和科研機構，併到北美、歐、亞、非等10多個國家參觀考察。晚年，為籌建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又遍訪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等地，且每到一地，必去農村、農場和農家，必有調查記錄或報告，從而也為後人留下了豐富和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