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泰安

在巴黎，他進入東方語言學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學習漢語和日語，接著又在高等研究院第五分部葛蘭言關於古代中國的研究班和梅斯特爾關於印度支那的研究班上課。他在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和馬賽爾·拉露（Marcelle Lalou）的指導下研習藏文，並在法蘭西學院聽過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ero)和列維（Sylvain Levi）的課。

1934年獲得法國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漢語文憑，接著進入高等中國研究所學習。1939年獲法國國籍，跟隨葛蘭言工作。

1940—1946年在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工作，收集資料，研究微型花園。後來院長以他是猶太人為由把他趕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石泰安曾在印度支那參加抗日戰爭，先後為山炮炮兵和法軍司令部翻譯，一度成為日本侵略軍的俘虜。1946年，石泰安作為法國遠東學院成員的身份得到恢復，並被法蘭西遠東學院派往中國昆明、成都、北京和內蒙古等地考察，后又在北京漢學研究所工作，在中國一直呆到1949年。他沒有忘記葛蘭言和梅斯特爾的勸告，繼續從事藏學和蒙古學的研究，以及漢藏交界地帶土著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京期間，他曾多次到內蒙古、藏區邊界地方旅行，並在洛克（J.F.Rock）的陪同下去了一趟雲南。

1949年石泰安返回法國，擔任國家現代東方語言學院中文教授。這時，他能夠充分利用近十年來在東亞收集到的全部材料。回國后他發表的第一篇著述是研究西夏的。1951年繼葛蘭言負責巴黎高等研究院第五分部宗教科學部“中國及遠東亞洲宗教”教授，1957年改為“遠東與中國比較宗教學和藏學”教授，並於1954年和1966年兩次對包括錫金在內的喜馬拉雅山麓進行了考察。

20世紀50年代，石泰安全身心投入藏族史詩的研究工作。他早在若干年前就對藏族史詩《格薩爾》產生了興趣，那是在1940年5月，他在河內的印度支那研究院宣讀了與之有關的一篇文章《一部藏族民間史詩》。1956年，他發表了史詩中的三章內容，這是他過去從打箭爐的木刻板抄錄下來的。發表時附上了他用法文撰寫的一篇富有價值的評價文章，還有一個罕見用語和方言術語辭彙表。在薩格爾肖像學研究之後，石泰安緊接著發表了他關於藏族史詩和吟遊詩人的名著。這部600頁的著作作為石泰安博士學位論文的重要論題，總結了他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並成功地改變了藏族文化史研究的面貌。與此同時，他的附屬產品是關於漢藏交界土著民族的論文，文中嫻熟地將歷史地理與傳說歷史精鍊地融為一體，到這時這種方法已經成為他的學術特點。

石泰安在高等研究院開設的學術講座延續了藏族史詩的研究，最終出版了研究成果《一份有關藏族史詩歷史的古代史料》和《格薩爾王評註》，並啟發了其學生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1962年，他發表了後來影響最大、流行最廣的著作《西藏文明史》，此書至今仍然是這一領域最具原則性和最全面的導論。石泰安過去有些忽視宗教方面的研究，而主要注重民間傳統的研究。然而，20世紀60年代，他逐漸轉向了道教和佛教文獻的研究，在1963年發表的一部重要著作《公元二世紀道教政治宗教運動評述》，本書中他重建了公元二世紀道教團體烏托邦似的理想和教會的組織結構，仔細地考察了外域文化及土著文化影響的複雜問題。

1966年石泰安開始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以填補埃米爾·加斯帕東（Emile Gaspardone）空出的職位，主持講座《中國社會研究：制度和觀念》。從前，雅克·巴科和馬塞爾·拉露開拓了國家圖書館館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的研究，現在石泰安又開始研究這些資料，並利用它們寫成了非常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一份吐蕃本孝喪葬儀軌有關的古代文獻》，主要研究了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苯教徒所主持的王室喪葬儀式；另一篇是《論敦煌吐蕃寫本中儀軌》，研究了關於苯教治病和護持儀式中神話和民間傳說因素，與死亡和葬禮也有關係；第三篇是《苯教語言——象雄語》。與此同時，他發表了最引人注目的兩篇比較研究論文，其中一篇為《中國爐灶的起源傳說》，這篇文章是神話與研究方面運用結構主義方法的典範運用，它吸收了作者熟悉的大量亞洲文化資料。另一篇是《頓悟或漸悟：漢藏文術語註記》，本文在研究中國內地和西藏早期禪宗“頓悟”派術語的文章中，石泰安閱讀並梳理了大量的漢藏文宗教資料，證明這些語彙實際含義是“同時”領悟，即在“輪迴”中對“涅盤”的領悟。石泰安對比較方法的純熟運用，使晦澀的佛教語文學變得明白易懂。

在石泰安研究藏學的全過程中，尤其是研究藏族史詩的時候，他遇到了佛教的因素。他最早以為佛教是後來闖入的，它掩蓋了本土信仰的深層性，他的任務就是掀開這層面紗，提示藏族文化底層的本源，後來他發現藏族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染上了“喇嘛教”的色彩。石泰安在閱讀藏文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有必要掌握一些密宗文獻。隨後在整個七十年代，石泰安在法蘭西學院的講課都是關於密教方面的題目。

對於比較宗教學的學者來說，密教肯定具有最大的挑戰性。它要麼披著印度教的外衣，要麼披著佛教的外衣，從其發源地印度傳播到亞洲各國，傳播過程中採納了當地宗教禮儀的同時吸收了當地宗教的神靈信仰，逐漸滲透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宗教實踐當中。兩種宗教中，典型的聖者通常都是某一位賦有靈性的傻子或愚頑可愛的小丑，他們都以打破束縛普通宗教徒的種種戒條為樂。密教的悉達和道教的真人在荒謬絕倫的唯信仰論的滑稽行徑方面存在共同的基礎，所有的這一切，在石泰安的《竹巴袞勒的生平與詩歌》、《竹巴袞勒的藏文文獻》、《竹巴袞勒傳藏文辭彙》等著作中均有體現。

石泰安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一直到1981年10月退休。他在研究藏族史詩和藏族文化史、研究道教和中國民間宗教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學生，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