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尼和他們

亨利希·伯爾(heinrich boll)是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著名小說家，1917年出生於科隆的一個雕刻師家庭。1939年，伯爾進入科隆大學學習日爾曼語言文學，但不久即被徵召入伍，服兵役直至1945年。戰爭期間，他曾隨軍隊到過法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1945年4月被俘虜，9月獲釋，回到科隆大學繼續學習。

伯爾的文學創作從1947年開始，著名作品有《列車正點到達》《一聲不吭》《九點半鐘的桌球》《一個小丑的看法》等等。1971年出版的《萊尼和他們》是伯爾最優秀的作品，被稱為“伯爾小說創作的皇冠”。

1972年，伯爾因“作品具有對時代的廣泛透視和對人物細膩的塑造，並有助於德國的文學復興”而獲諾貝爾文學獎。

此後伯爾一直堅持文學創作，比較著名的有《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玲娜·勃羅姆》《保護網下》等。伯爾於1985年去世。

下面的選文講的是小說中經常提到的“咖啡”風波。在花圈廠工作的萊尼不顧自己周圍的人的反應，將最好的咖啡送給了蘇聯戰俘波利斯喝。這個事件最能體現萊尼的性格特徵和伯爾的行文風格。

好了——那個俄國人進場的第一天，我們的萊尼幹了什麼事呢？她給俄國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您要知道那是一比三的咖啡，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淡而無味的代用品——她用自己的杯子從自己的壺裡給俄國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幾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組幹活的那張桌子上去。給一個既無杯子又無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對萊尼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可您以為她知道這有多麼大的政治性嗎？我看到就連伊爾澤·克雷默爾也變得面無人色——因為她知道這有多麼大的政治性：給一個俄國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這種咖啡的香味本來就壓倒了所有其他淡而無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麼呢？他平常坐在那裡幹活，他的假腿解開放著，因為他還沒有完全適應；這時他從牆上的鉤子上取下那條解開的假腿——可想而知，牆上老是掛著這麼一條假腿有多麼好看啊!——從那個完全被搞糊塗的俄國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著是死一般的寂靜，我想人們就是這樣說的，不過這種所謂死一般的寂靜——在文學作品中，在我現在有時閱讀的作品中就是這樣說的——還可以區分為不同的幾種：謝爾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靜表示支持，維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赫特霍尼和伊爾澤則以此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訴您，我們全都大吃了一驚，除了討厭的格龍奇，他靠在辦公室的門框上，站在我旁邊一味笑著。他倒高興，此人顛三倒四，沒有什麼事叫他擔心，雖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麼呢？我由於緊張從辦公室門口朝工作間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這種東西而我又成功地表達了它，那就是一口完全帶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離克雷姆普比距離萊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離克雷姆普比距離萊尼近，你怎麼能說清其重要的政治含義呢？你怎麼能證明這口唾沫帶有嘲諷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靜，可以說籠罩著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恐懼不安的緊張氣氛，這時萊尼怎麼辦呢？她怎麼辦呢？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龍頭跟前，仔仔細細地沖洗——洗得那麼仔細，這本身就是一種挑釁——我相信，從此刻起，她就存心進行挑釁了。我的天哪，您知道，這麼一個杯子很快就可以洗乾淨，我認為也可以洗徹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樣子，就好像那是個聖餐杯——接著她又完全多此一舉——用一條潔凈的手帕把杯子擦乾，走到她的咖啡壺那裡，從壺裡倒出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種可以裝兩杯咖啡的小壺——並把它平心靜氣地端給俄國人，看也不看克雷姆普。她並不是默默無言地這樣做的。不，她還說了一聲“請吧”。現在就看俄國人了，他一定知道，整個場面具有多大的意義——我告訴您吧，這小子很敏感、聰明、機靈，有些人還真不如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