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

憶逃亡：九死一生貴人相助

1947年高秉涵的父親在戰亂中去世了。“在那樣戰亂的情形下媽媽希望我能活命，就讓我逃。那時候我還小，媽媽的話就是真理啊。”於是，當時就讀於菏澤縣立簡易師範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學一起投奔國民黨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敗退，他就讀的學校解散，小小年紀的他便跟著國民黨的一支軍隊，匯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隊伍。

13歲孩子在戰亂年代隻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謂九死一生：在瓜洲，一場急性腎炎讓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過；在安徽，他親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軍用卡車墜落谷底；在閩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艱辛的場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這些傷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邊說著一邊挽起褲腿，露出了小腿上幾個焦黑色的傷疤。據高秉涵介紹，那是在一次被解放軍圍追的途中被慌亂士兵滾燙的稀粥燙傷的，“當時是黑天，只顧了逃命沒覺得疼。直到第二天才發現傷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氣炎熱，又沒有藥品和救助，傷口經常招引蚊蠅的叮咬，後來潰爛地都露出骨頭來了。回想起來也是命大，竟然沒死。就這麼帶著傷口一瘸一拐的繼續逃亡，直到後來到台北當了火車站小販有了收入才有條件去醫院看病，當時大夫說如果再遲一點就要截肢了。太太後來還開玩笑說，早知道你腿上有這麼多傷疤我就不嫁給你了，呵呵。”只有經歷了人世滄桑之後，人在回憶曾經的苦難時才能這樣舉重若輕。

初到台灣，雖然沒有了戰亂的驚恐，可對於一個年僅13歲舉目無親的孩子來說生存仍是無比艱辛的。“當時到處都是難民，誰幫得了誰呢？沒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車站；沒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場找，最大的敵人就是狗，呵呵，有時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東西，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多月。”

後來好心人介紹高秉涵當上了火車站的小販，再後來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經的恩師、校長李學光，在她的鼓勵和支持下，在既是同鄉又是師生和世交的劉澤民夫婦一家人的資助和關懷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經過六年半工半讀的艱苦歲月，他如願地考取了台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后又考取了法官。十年法官生涯之後他辭掉職務，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灣著名的律師。

送骨灰：鄭重承諾鞠躬踐行

菏澤旅台同鄉會成立於1995年，既是一個聯誼鄉情、關懷照顧鄉親的民間社團，也是一個愛國家、愛民族、反“台獨”、促統一的群體，高秉涵就是它的創始人和現任會長。當年逃亡到台灣的菏澤老兵、老鄉大多沒有文化，在台灣的生活很艱辛，許多人直到終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師，經濟條件好，又有一副熱心腸，於是老鄉們視他為親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則有求必應，自己的辦公室便成了菏澤

老鄉活動的場所、團聚的“家”。“我到台灣的時候只有13歲，那些比我年長的哥哥姐姐曾經在感情和靈魂上給了我很多慰藉，那種給予是無形的卻又非常珍貴，他們是我在台灣的親人。”

眼看著人已黃昏而歸鄉的日子遙遙無期，於是很多老兵、同鄉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輕的高秉涵身上，囑咐他：“老弟啊，我是沒有希望回去了，你還年輕、有機會，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帶回去……”就這樣，一個、兩個……高秉涵肩負了很多深情的囑託。1987年台灣當局通過的《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實施，禁錮兩岸近40年的鐵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許多老兵直到人生謝幕也沒能趕上這一天。為了自己曾經鄭重的承諾，從那以後，高秉涵頻繁往返於兩岸之間，先後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從台灣送回老家，了卻了他們“回家”的遺願。

護送老兵的骨灰回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個骨灰盒都重達十公斤，“我每次都是親手捧著他們的，這樣才安心，有時候在路上會在心裡默默和他們說話。”多年來護送骨灰回鄉經歷中令高秉涵記憶最深刻的是1997年護送定陶縣籍已故同鄉的那一次：家在台北的高秉涵先乘飛機到花蓮，轉乘汽車至山區軍人公墓，辦理完領取骨灰手續時已是黃昏，且風雨驟起，暴雨沖毀了通往花蓮道路上的橋樑，高秉涵只得抱著骨灰罈和守墓的老人在一個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當地的救援機構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機前往營救。

說鄉愁：故土滋味悲喜家書

“老家在哪裡，哪裡就是故鄉，出生在哪裡，哪裡就是故鄉。有人總盼著歸鄉，有人常急著離鄉。歸鄉是去尋找自己的老家，離鄉是為子女創造另一個故鄉。我的故鄉不是河北省房山縣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縣的老鴰窩。我在異鄉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園，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鄉。所以我的故鄉在山東菏澤。”這是高秉涵寫在自己《天涯感悟》一書開篇的話。遊子是樹，故鄉是土，泥土是落葉的歸宿，故鄉則是遊子生命的源頭、情感的皈依。在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頒獎典禮上，他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當鄉愁無限蔓延，心頭的思念便難以化解，就像頒獎詞里說道的：“這海峽好淺，好淺，深不過我的遺憾。”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蘭的學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鄉探親，返程途中專程繞道台灣，給台灣的同鄉帶了一大箱家鄉的土特產和菏澤泥土。“第二天上午，菏澤旅台的鄉親一百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聽卞大姐動情的‘鄉情報告’，然後開始分發珍貴的禮物。大家一致推舉我來公平分配：一家一個燒餅，3個耿餅，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一調羹泥土。”因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獨故鄉貴”，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銀行的保險箱里，另一半則分七次摻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鄉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聲咽下去，含在嘴裡半天才捨得咽下去。”而分得的耿餅和燒餅直到放得發霉了也沒捨得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家書是戰亂中給親人的一個告慰，也是身在他鄉不知歸期的遊子療治思鄉苦楚的一劑良方。在高秉涵闊別故鄉整整31年的時候，他滿懷期盼地寫下了第一封家書，這封信漂洋過海輾轉三個多月才終於飛至三姐手中。又經過近一年的漫長等待高秉涵才收到大姐的回信，這是一封帶給高秉涵無限喜悅和悲傷的信，喜的是終於有了家人的信息，悲的是得知母親早在1983年已經過世。“1984年，我冒險前往香港，在那裡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媽和姐弟，一見面就抱頭痛哭，那幾天我們生怕耽誤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傾訴相思之苦啊。我今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沒能親眼再見媽媽一面，未能給她端杯茶一盡兒子的孝道。”高秉涵哽咽地說道。

家屬成員

父親是外祖父的得意門生，也是三民主義的堅定擁護者。母親乃魯西南女子踏入新學堂的先聲，畢業於濟南第一女子高等師範學堂，與父親一起在家鄉創辦新式小學共同任教。然而，在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國民黨革命傳統的大家族裡，姨媽和兩位姐姐卻瞞著家長，毅然由學堂走向紅色延安，加入共產黨並在各自的崗位上身居要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