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

海登·懷特（1928- 2018）當代美國著名思想史家、歷史哲學家、文學批評家。1960年後涉足歷史哲學領域，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歷史哲學家之一。退休前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聖克魯茲分校。他廣泛吸收哲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構建了一套比喻理論來分析歷史文本、作者、讀者，揭示意識形態要素介入歷史學的種種途徑。懷特主導了二十世紀七十 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向，並將歷史主義思想帶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範。 《元史學》系海登·懷特的成名作，被譽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歷史哲學著作，也是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研究中語言學轉向的標誌。史與詩並不存在截然斷裂的鴻溝，任何史學作品都包含了一種深層結構，它是詩學的，實質上也是語言學的，是一種未經批判而被接受的範式。作者運用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結構主義文本分析理論，同時又注重貫徹歷史主義思想，並以反諷式的比喻策略對十九世紀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學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讀者展示了他們進行歷史著述時所採用的主導性比喻方式及與之相伴隨的語言規則，從而確證歷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詩學本質。學術界對懷特的學術地位評價很高，認為他對敘事與歷史解釋、敘事與人類行動、敘事與(社會經濟)結構、敘事與歷史實在等問題的討論，“成為了當代歷史哲學最為核心和前沿的關注點”，“懷特所啟動的敘事的歷史哲學，為傳統歷史哲學重新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平台”。

西方后結構主義之後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經過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洗禮”，已經呈現"回歸"的態勢。而“回歸歷史”就是其中比較明顯的一種。懷特的歷史詩學在研究歷史修撰及歷史研究本身的方法的同時，始終不離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特別在轉義、虛構、話語、敘事和文本性等方面清楚地勾勒了歷史修撰與文學創作、歷史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關性，對於文學的歷史主義批評尤其具有借鑒意義。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是誕生於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 文學界的“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一種對歷史本文加以重新闡釋和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新歷史主義對舊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文學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在張揚“主體”、“歷史”和“意識形態”中，使“本文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本文性”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範疇。新歷史主義的主將是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前者以研究文藝復興的“自我塑型”去重寫文學史，進而創建一種“文化詩學”，並將文學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靈史。而後者則注重“元歷史”的構架和“話語”轉義學的研究，進而確定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地位。

與新歷史主義眾多理論家專治文藝復興文學不同，海登·懷特專治19世紀歐洲意識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由於他眾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論創見，使他成為文學理論和歷史學界的著名人物，而奠定他學術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歷史》和《話語轉義學》。 《元歷史》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海登·懷特對自己的《元歷史》的創見非常自負，認為在美國自己是首先承認這種理論的。一般而言，Metahistory（元歷史）廣義上指歷史哲學，尤指“思辨的歷史哲學”（而與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區別）。其方法論原則是力圖建立一套闡釋原則框架，以說明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規律。因此，在“元歷史”理論強光照射下，歷史不再是非連續的、偶然的事件的展開，而是按一種闡釋理論連續的、必然的發展演進。於是，為“作為整體”的人類歷史提供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模式，從而為歷史進程的“整體”提供一種“意義”並展示一種總方向，就成為“元歷史”的根本目的。當然，在懷特之前，已有不少“元歷史”的理論設定，如中世紀的“歷史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一種神定的計劃展開”的說法，文藝復興的“歷史的前進建立在純粹經驗基礎上”的說法，啟蒙運動與后啟蒙運動的“歷史發展據理性而預測”的說法，以及現代斯賓格勒、湯因比、伽達默爾、羅蘭·巴爾特（《歷史的政治》）等人的歷史發展闡釋理論，均作出了各自的理論的貢獻。但是，儘管海登·懷特說自己是“第一個研究元歷史理論的人”，過分大膽了些，但說他第一個如此系統而創造性地研究了元歷史理論，倒是所言不虛。

懷特的“元歷史”理論特徵，在懷特看來，必須先將對歷史的理解看作一種語言結構，通過這種語言結構才能把握歷史的真實價值。歷史是一堆“素材”，而對素材的理解和連綴就使歷史本文具有了一種敘述話語結構，這一結構的深層內容是語言學的，藉助這種語言文字，人們可以把握經過獨特的解釋過的歷史。事實上，這種看法在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闡釋理解理論”中是不難讀到的。懷特理論所具有新意之處，有人認為在於他強調歷史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是充滿虛構想象加工的，將歷史與文學都看作可以獲得真實的敘述的。但仍然可以想起亞里士多德曾說過的：詩比歷史更具有歷史的普遍意義，相對照之下，懷特的創新似乎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懷特是以整個體系的完整性顯示出自己的實力的。他認為歷史話語具有三種解釋策略：形式論證、情節敘事、意識形態意義。在每一種解釋策略中，有四種可 能表達的方式供歷史學家選擇：對形式主義、有機主義、機械論和語境論而言，可用形式論證解釋；對傳奇原型、喜劇原型、悲劇原型、反諷原型而言，可用情節的解釋；對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而言，可用意識形態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家像詩人一樣去預想歷史的展開和範疇，使其得以負載他用以解釋真實事件的理論。懷特強調，歷史的預想形式可用弗萊關於詩的四種語言轉義（即隱喻、轉喻、提喻和諷喻）來表示，這正是歷史意識的四種主要方式。這樣一來，懷特就將歷史事實、歷史意識和歷史闡釋的差異填平了。他堅持認為，人不可能去找到“歷史”，因為那是業已逝去不可重現和復原的，而只能找到關於歷史的敘述，或僅僅找到被闡釋和編織過的“歷史”。因此，歷史意識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在懷特看來，不可能有什麼真的歷史，歷史的思辨哲學編纂使歷史呈現出歷史哲學形態，並帶有詩人看世界的想象虛構性。這樣，歷史就不是一種，而是有多少理論的闡釋就有多少種。人們只選擇自己認同的被闡釋過的“歷史”。這種選擇往往不是認識論的，而是審美的或道德的。經過這一番闡釋，使人注意到懷特對歷史意識、闡釋框架和語言，以及詩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虛構的特彆強調，因為這正是懷特元歷史理論的核心思想。

這種將歷史詩意化的研究使懷特受到文藝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批評。但懷特仍然堅持自己的“歷史闡釋論”和“語言行為論”，並且，進一步將這種觀點引入文藝理論研究中。他認為解決本文與歷史的關係是新歷史主義研究的關鍵，要解決好這一問題，主要應選擇語言敘事理論，在文學本文研究中採用歷史本文研究法，在歷史本文研究中採用文學研究法，使文學本文與歷史本文在元歷史的理論框架中恢復敘述（return to narrative），使文史哲和社會科學的界限淡化並打通邊界。這種重敘事結構、重意義想象、重語言闡釋的“元歷史”，是獲得意義之“真”的唯一途徑。因為，歷史事實不是“真實”，事實漂流在歷史中並可以與任何觀念結合，而歷史“真實”只能出現在追求真實的話語闡釋和觀念構造之中。因此，懷特所理解的新歷史主義就必然是一種詩意直覺的、印象主義的、本文細讀式而非理論式的，因為“新”歷史主義仍然是一種歷史主義，仍受制於元歷史的理論框架規約。

對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意向的關注，使海登·懷特由對其審視，到為其辯護，甚至最後到成為其中一員，儘管其態度仍是曖昧的。懷特注意到，新歷史主義研究文學本文與其社會文化語境的關係，並進而“越界”，要對文化社會歷史本身的本體理論加以重新闡釋，這一策略無論在文學研究還是在歷史研究上都是對傳統恪守文史哲疆界的“專家”的冒犯。它既冒犯了新批評那陳舊的形式主義信條，又冒犯了后結構主義的“本文之外一無所有”的本文中心說，還冒犯了舊歷史主義對歷史的保守觀念。所以，它似乎既是一種所謂的“文化主義謬誤”（culturalist fallacy），又是一種“本文主義謬誤”（textualist fallacy）。這種冒犯的根本在於“歷史是一種本文”（福克斯一吉諾韋塞）這一命題上。懷特認定，這種對歷史研究的本文主義的強調，以及形成的不同本文理論間的矛盾，正是造成了一般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領域的批評者之間衝突的癥結所在。這種衝突，其實反映了形式主義和舊歷史主義的局限，以及新歷史主義自身的創新。

在懷特看來，那些對新歷史主義的批評的普遍依據是：新歷史主義同意歷史序列在本質上應被理解為“符碼式”而非“詩化”力量的功能，但卻簡單地錯誤理解了這些 實際決定著歷史序列的結構和過程的符碼的性質，並試圖以文化、文學、話語或“詩學”符碼來取代更為基本的階級、民族和性別符碼。懷特指出，這事實上是一種“誤讀”。因為，新歷史主義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文化詩學”的觀點，並進而提出一種“歷史詩學”的觀點，以其作為對歷史序列的許多方面進行鑒別的手段——這些方面有助於對那些居於統治地位的，在特定時空中佔優勢的社會、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碼進行破譯、修正和削弱。因而，他們尤其表現出對歷史記載中的零散插曲、軼聞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議的情形等諸多方面的特別興趣。歷史的這些內容在“創造性”的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詩學的”，因為它們對在自己出現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組織形式、政治支配和服從的結構，以及文化符碼等規則、規律和原則表現出逃避、超脫、抵觸、破壞和對立。在這方面，它們可以說是類似於詩學語言，儘管詩學語言對語法或邏輯規則可能有所抵觸，但它不僅具有意義，而且還總是隱而不露地對在這一語言進行表述的時候佔據統治地位的語言表達的典範規則提出挑戰。可以說，“冒雙重危險”——冒險於歷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是新歷史主義者的“處境”。

轉向歷史的新歷史主義者，是為了獲得文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種知識，然而，他們發現根本就不存在歷史研究中的特定的歷史方法這種東西，而只存在多種歷史方法，並且在當前的意識形態領域中，有多少立場觀點，便會有多少歷史方法。任何專業研究採用歷史方法，都要求具有或者隱含一種獨特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既是人們對“歷史”本身的認識，也是人們建構學術研究領域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對新歷史主義的責難攻訐，都是存在自身理論盲區的。而新歷史主義的“雙重冒險”卻使其獲得全新的視野和文化史觀。

無論如何，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打通了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的界線，並使“文學的歷史敘述”成為當代文藝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同樣歷史話語所稟有的那種“詩性”品質，“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現實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正是這一事實允許人們去思考文學理論和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的理論及實踐兩方面的關係”。

以對形式主義、舊歷史主義、后結構主義挑戰者姿態出現的新歷史主義，儘管在十幾年的理論風雲中毀譽參半，但畢竟以一種“文學與歷史”、“本文與語境”的獨特方法使形式主義、舊歷史主義趨於終結，並將后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批評方法整合到自己的理論武庫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在整個文學理論界只重向心式“內部”研究時，展開了輻射式的“外部”研究，在“邊緣”處境中發出了自己的“歷史與意識形態、權力話語”的聲音。新歷史主義的雜糅狀態，使其理論缺乏透明性和一致性。這使得《新歷史主義》一書的主編阿蘭姆·維薩在歸納新歷史主義者恪守的“宗旨”時，也深感艱難。但新歷史主義仍有自己相對集中的綱領，而不是一個“多元”闡釋群體。正如布魯克·托馬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新歷史主義的背景涉及到“權力”（power）、“支配”（domination）、“排斥”（exclusion） ，以及“解放”（emancipation）諸種歷史話語及其與文學研究的關係。“文學和批評喪失了獨立於社會之外、可以超然地對社會進行批評的特殊地位，因而亦如同其他社會實踐一樣，必定會陷入產生其權力關係的領域之中。簡言之，文學與批評不可避免地從屬於政治壓力，文學史所有的建構都是政治性的。許多新歷史主義者都以再現先前遭到排斥的東西這一方式來糾正過去的政治偏見，他們將此視為自己的職責”。

新歷史主義對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經典性發生置疑；強調不能孤立地看待歷史和文學史，不能將文學話語和所有其他政治話語、經濟話語、歷史話語分割開來；堅守一種將文學與非文學一視同仁的研究立場，並將文學本文置於非文學本文的“框架”（frame）之中；綜合各種“邊緣”理論，試圖達到文化政治歷史詩學的文化重寫目的。這標誌著20世紀文學研究（社會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讀者中心—社會中心）的新的輪迴。

新歷史主義詩學堅持，“對話”是當代詩學的品格。社會文化現象是其歷史決定的，歷史的每一特定時期都具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特定文化語境塑造了自身獨特的詩學話語。換言之，歷史並不可能重現，任何瞬間都是新的一刻，因而任何文化歷史詩學理論都不是中性的，它必然帶有一種意識形態性。意識形態話語透過歷史的地表釐定了話語與一種文化的關係，並進而被話語的權力形式所制約。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對話的詩學，強調任何話語都是內在於歷史環境中被架構出來，以產生一個“歷史化”（historicized）的批評策略。而在這種策略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福柯的身影。

然而，新歷史主義的策略仍然是側重於“邊緣化”（marginalized）的。研究者熱衷於文化的癥候的研究，喜歡對諸如遊行、札記、宮廷布置、教會諭示、女性手冊、衣飾、建築，乃至宮廷、政府建立的權力中心，權威展示的儀典，最高權力者的傳記軼事感興趣，並想透過這些權力者的表象去窺探權力運作的內在軌跡。這種將歷史帶進文學中，又將文學意識歷史化的活動，是由歷史到權力，由權威到詩人和本文的中心位移。

海登·懷特是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被譽為“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他的主要著作有《歷史的負擔》（The Burden of History，1965）； 《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敘事的回歸線》（Tropics of Discourse，1978）；《希臘羅馬傳統》（The Greco-Roman Tradition，1978）；《形式之內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借喻的現實主義》（Figural Realism, 1997）。其理論著作主要有《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1973年）、《話語的比喻：文化批評論集》（1978年）、《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表現》（1987年）、《比喻實在論：模擬效果研究》（1999年）。

海登·懷特的學術研究亦文亦史亦哲，如今也被人視為美國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美國國內文學界對海登·懷特的譯介、研究不少，而史學界除有台灣學者劉世安先生、葉勝裕先生等人正面譯介之外，更有旅美學者邵立新先生撰文將懷特理論視為魔術予以駁斥。懷特的理論作品始終圍繞歷史、比喻、想象三個概念展開論述。懷特希望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確立一個話語連續統，藉助比喻理論尋找想象與歷史之間的合理聯繫。然而，這種做法為多數現代史家所不容，但也獲得少些新銳史家的讚譽。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懷特始終處於史學理論爭執的漩渦之中。80年代后，他又被眾人當作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的重要人物，捲入現代/後現代史學爭論。新歷史主義在80年代名噪一時，它以其凌厲的攻勢四面出擊，憑藉不同學派的知識分子的血緣雜交優勢，聚集起形形色色的受壓抑的“邊緣學者”。這一現狀使新歷史主義遭遇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是這一批判運動既無系統的理論基礎，又無支配性指導力量，因而成員雜色 紛呈，理論矛盾雜陳。在不斷以亞文化、次文化吞食正統文化中心話語的過程中，呈現出巴赫金所說的“變調對話”和“文化狂歡”的后理論景觀。另一方面，新歷史主義面對被解構主義夷為平地的精神廢墟，急於全面改造重建，以至它不得不從文化的各個領域盲然冒進。它集政治、歷史、文學、哲學、經濟學和符號學於一體，落入方向的多維性和理論拼集裂解的邊緣性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誤區。

新歷史主義正在成為歷史。西方有些學者認為，新歷史主義因其自身的理論局限，已經使自己減少了巨大的影響力。有人已經在談“新歷史主義之後”這個課題，甚至一些新歷史主義的發起人也否認自己是“新歷史主義者”而改弦更張。但這一流派仍未失去歷史的視野，它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中仍顯示出一線歷史定位和精神復歸的希望。儘管它的理論泛雜性導致它產生了兩個後現代變種（文化經濟學與文化人類學變種），以及在後現代浪潮中日益顯出喪失文化批判的嚴峻性而走向實證、中庸、瑣屑和多元的種種跡象，但這群“邊緣學者”對精神價值重建的嚮往和對歷史意識的推進，無疑會給正在或將要出現的各種“新主義”（new-isms）和“後主義”（post-isms）以不可忽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