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研究

人類進行跨學科性的研究已有較長歷史，但真正稱得上跨學科的，還是在近代有了分門別類的學科建制后才逐漸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笛卡兒將代數學與幾何學交叉而發明的解析幾何，它不僅一改兩千年來這兩門學科彼此分離的局面，而且為微積分的發明創造了條件。此後，隨著科學的發展相繼出現了多種形式和領域間的學科交叉，使交叉學科研究成為科學中的一種常見現象。“跨學科”一詞最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紐約出現，其最初含義大致相當於“合作研究”。我國於1985年召開“交叉科學大會”，“交叉科學（或學科）”一詞在科學界廣為傳播。早期，人們對交叉科學和跨學科基本不加區分。20世紀90年代以後，有學者開始用“跨學科”一詞代替“交叉科學”。今天看來，交叉學科或科學研究還屬於跨學科研究的初步階段，因為這樣一種研究僅限於已有學科之間，而學科都是人為設置的，因此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進展，就必須突破學科劃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範圍更高境界的跨學科性的研究。儘管跨學科研究也可能產生一些交叉學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問題，更注重行動本身及其與社會聯結的深廣程度，而不以成立學科為目的，因而天然地蘊涵有吸收和集中學科之外非學科因素的意味，這就不僅比交叉學科突出了對象的複雜性和研究活動的群體性，而且明顯地具有實踐效果的放大性。

科學在20世紀以來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與技術的融合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滲透，這使科學更加變成了一項社會綜合事業和工程，乃至不通過跨學科研究的方式，就不會有真正的科學突破。人們常說的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就是對這一新興領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跨學科研究在快速推進的同時，其興盛也映現了當代科學和技術發展中的幾個基本態勢。首先，科學結構複雜化趨勢。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經典時代的科學統稱為簡單科學，但與今天大科學時代的多樣性、多層次性、開放性、非線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等的極度複雜相比，分門別類的經典科學在基本理念和存在形式上確實屬於簡單性的范型，是按照“古老”的簡單性原理構造起來的。其次，科學活動有機化趨勢。與近代之初的科學各自並立、彼此不相往來的狀況相比，當代科學表現出了明顯的整體性、自組織性和動態演化性等“有機”特徵；各門學科之間不僅相互聯繫增加，而且越來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規律”自主地“成長”並對社會形成影響，顯示了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再次，理想目標的“軟”化趨勢。主要表現在科學不再被簡單地看做是價值無涉的，而必須越來越多地顧及存在的影響和應用的後果，科學也不再被普遍地看做是唯一的話語權威，雖然科學依然是科學，科學主義也還是一種強勢話語，但來自科學內外的批評之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激烈和浩大。而社會各界對科學的某種人文化詮釋如對科學發展觀所作的“以人為本”的內涵界定，也是在人文的意義上擴展對科學的理解。這使得“讓科學回歸人文”成為未來科學發展中不可逆轉的一種社會潮流。此外，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由於技術、市場與交往的普遍化需求所帶來的全球化運動以及一些重大社會工程的出現，導致社會問題巨型化，使治理難度大大增加，向人類理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幾乎可以說，現實中的一切重大課題不通過跨學科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譬如，尋找SARS病毒和禽流感的病源，對艾滋病的有效防治，人類基因組測序、航天探索、印度洋海嘯災難的救治研究等，都不是任何一門學科或技術甚至一地一國所能承擔的，而這些問題之間有時又是相互聯繫著的，從而必需綜合多學科多方面社會力量開展集成性的研究。這種學科的多對象化和對象多學科化趨勢，必然導致跨學科（包括跨技術）研究與“跨界行動”成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類的研究規範從以往的“無學科”階段經由學科研究為主導和學科間交叉滲透階段而進展到跨學科整合研究的層次，跨學科研究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一種被庫恩所稱之的新的“范型”。

由於與傳統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在類型、規模和難度上都有巨大不同，因此當前的跨學科研究呈現出一些新的態勢和特點。其一，是學科跨度加大、數目增加、非學科類內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趨複雜，界限越來越不明晰；其二，科學研究中自覺地組織化程度提高了，通過這種組織，不同的學科和領域的人們自覺地走到一起開展合作性的科學研究，學科封閉越來越沒有市場和發展空間；其三，人文與社會科學成為跨學科研究的活躍領域，它們甚至大規模地向自然科學和技術進行反向滲透；其四，社會開始不斷接納跨學科研究的價值觀。學校中各級各類的通識教育特別是人文素養和社會技能教育都在試圖克服由於分科知識的單一化教育所帶來的多種弊端；社會在人才選擇上也強調專業基礎知識、業務技能、人文素養與社會經驗相結合的重要性，把厚基礎、寬口徑、親和度、拓展能力等作為一種人才標準來追求；各種大的科學和技術研究與開發項目都組織多學科和背景的人員參加並廣泛徵求各方面乃至公眾的意見，等等，這都展現了跨學科研究與發展的興旺勢頭和社會影響。

跨學科研究根據視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為方法交叉、理論借鑒、問題拉動、文化交融四個大的層次。其中，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較、移植、輻射、聚合等，這些通常發生在各學科之間，其中每一方面和環節都包含著非常豐富細緻的內容。理論借鑒主要指知識層次的互動，通常表現為新興學科向已經成熟學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學科向新興學科的滲透與擴張。問題拉動是以較大的問題為中心所展開的多元綜合過程，有純粹為研究客觀現象而實現的多領域綜合，也有探討重大理論問題而實現的多學科綜合，更有為解決重大現實疑難而實現的各個方面的綜合。關於這個問題，英國科學家齊曼在《元科學導論》中曾經提出科學研究的三個主要維度，即知識或科學哲學維度，共同體或社會維度，個人或心理學維度。齊曼認為，科學是一項複雜活動，它同時存在於所有這三個維度之上，三個維度間的不同作用展現了科學活動的複雜景觀。文化交融是不同學科所依託的文化背景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這種融合併不是一個單獨的過程，因為學科間的任何互動都有文化的因素參與，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個更深更廣的過程，是跨學科研究的終極目標。當代跨學科反思真正要挖掘的，正是這后一種情況。顯然，要自如地進入跨學科研究並非易事。除了具備傳統科學研究所要求的較高專業科學素質外，還要有跨學科研究的嚴格訓練，培育跨學科的意識、視野和情懷特別是必要的學術規範等。由於科學研究已經進入跨學科行動這樣一種大科學時代，因此當務之急是要有對跨學科研究的恰當理解和正確態度。在科學共同體內部，跨學科研究目前遇到的阻力主要是深度共識的匱乏。為此，必須加大科學內部跨學科的清理和宣傳，通過推動有效方法的移植，包括對對象的轉移、理論或原理的推廣、基本理念滲透所形成的方法論融合，形成跨學科研究的基本操作規程；通過推進對複雜問題、複雜適應系統和複雜性科學的廣泛研究，推動跨學科基礎研究的建設；通過對傳統研究模式的超越和技術提升實現科學研究跨層次性、可移植性和高綜合性的系統整合，將天才的想象與紮實的論證及現實的組合有機統一起來；通過將有效性規則在領域擴張、科學基本素質兼容方面的試驗，將條件性原則在根據和邊界上的應用，將多樣性原則在多層次化、系統化、具體化等方面的貫徹，實現對跨學科研究的內在結構和社會外化的整合。在科學共同體外部，跨學科研究目前遇到的直接阻力是科研體制的僵化和被學科割據所壟斷的流行教育。實際上，人們常說要用素質教育取代應試教育，而素質教育的科學基礎之一就是跨學科研究。由於跨學科研究的需要，當代科學教育在基本知識和技能上，首先要使受教育者在科學研究中知道選擇哪些後繼的標準對現存和備選事物作出評估，知道怎樣選擇研究工具，怎樣理解與把握科學研究的可行性，怎樣獲取結論和把握系統的隱含性知識以及理論和實踐、系統與政策之間的多樣性聯繫，甚至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價值觀，進而改進外在工具和環境等等。為此，必須堅決改革現有教育的某些弊端，打破專業、課程和行政上的條塊限制，杜絕教育中不適當的過早分科，通過廣泛的通識教育和綜合訓練等消除不合理教育給青少年知識與智能特別是心理和觀念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由於現代標準意義的科學在中國起步和發展都比較晚，更缺少西方近代知識論意義上的分科概念，因此中國人在跨學科研究的理解上將不會遭遇西方成熟科學文化那樣嚴重的障礙，這或可成為今天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思想補充資源。為此，不僅許多現代西方思想家頻頻向中國古老的文化智慧表示敬意，著名華裔科學家陳省身、楊振寧及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吳文俊等更是從中華先民的寶藏里獲得啟迪。這也是華夏5000年文明給予現代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饋贈。但是，鑒於跨學科研究領域在近年來出現的一系列學術失范現象及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在科學技術和應用倫理學發展繁榮的今天，更應該加強跨學科研究的哲學和倫理學思考，探索跨學科研究的倫理學，通過強化學者和科學家的道德自律或他律，保證跨學科研究的順利推進。這正是未來跨學科探索所面臨的社會責任。

司馬遷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讀書與實踐是他的治學準則，按照現在的話語系統來說，就是文獻材料與田野考察相結合。因此，如果我們非要追尋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起源，我看完全可以追到司馬遷那裡。司馬遷給中國的史學家樹立了好的榜樣，但後來的史學家大多並未像司馬遷那樣去做。直到今天，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獻、辨證考據，如果沒有正史、實錄、檔案、筆記、方誌、家譜等等的文獻材料，史學研究簡直是寸步難行。社會史研究雖然拓展了研究內容，也擴寬了史料運用的範圍，然而社會史研究並未對傳統史學產生真正的衝擊，甚至我們可以說，從研究手段上講社會史仍未脫傳統史學研究的窠臼，因為社會史研究同傳統史學一樣基本以文獻材料為主，注重歷時性研究。人類學引進到歷史研究中去后，才使歷史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因為人類學除了強調在內容上注重下層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評國家和政治精英建構的歷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時性研究。總之，人類學的方法要求史學家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這與傳統史學是一個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類學有可能幫助歷史學家發現一個新的天地。

目前，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以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為中心的一批學者開展的華南社會研究，已經顯現出歷史人類學的誘人之處。這批學者特別重視小社區的研究，他們認為小社區的典型研究對於理解一個社會內部多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從總體上把握社會發展的趨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義。在小社區研究中，田野調查的方法成為他們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過實地深入觀察（即人類學家所強調的“參與體驗”）而獲得對社區內部各種社會關係和各種外部聯繫的了解，對於深化整個已顯窘態的社會史研究有積極意義。這種小社區的研究實際上已帶有布羅代爾所揭示的“整體歷史”的意義，也就是“小社區，大歷史”。在田野調查中，他們搜集到極為豐富的民間文獻，包括家譜、族譜、碑刻等資料，還有婚帖、訃告、賬簿、人緣簿、分單、鄉村告示、符紙等以前幾乎從未被史學家注意和使用過的材料。通過與村民的交談和接觸，他們得到很多口碑資料，這些資料所揭示的社會文化內涵往往是文獻記載所未能表達的。比如劉志偉重點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問題，鑒於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歷史往往增飾虛構，因此他採取人類學的方法，將故事文本放在當地社會歷史的背景與發展中加以解讀，從而使譜牒祖先世系的資料記載重獲生機，揭示出宗族的社會文化意義。陳春聲的研究集中在廣東潮州特別是一個叫樟林的鄉村，主要研究民間信仰與社區歷史發展。他注意挖掘民間文獻的史料價值，探討了地域神三山國王的崇拜問題，對樟林神廟系統表達的信仰空間和潮州民間神信仰的象徵意義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對華北社會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個學術熱點，趙世瑜的成果最為引人注目。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能嫻熟地運用社會學、民俗學、神話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將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眼睛向下，於細微處發現真實的歷史。比如他對明清時期華北廟會的解讀，從記載民間信仰和祭祀組織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歷史等，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與精英們的理想圖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其代表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中的多篇論文，人類學影響的痕迹非常明顯。

在研究中，這批學者充分認識到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意義，並為許多年輕學者效仿。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一取向稱為史學的人類學轉向。

現在有學者提出歷史人類學應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對此學者們頗有爭議。客觀上分析，這種爭論似乎為時過早，因為現在歷史人類學在中國剛剛起步，其影響也還相當有限，似乎尚無資格為自己爭得一個地盤。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畫地為牢，可能它也沒有什麼前途。當然可以坦率地講，我在此文中談論歷史人類學的出發點是歷史學，我是站在歷史學的本位立場來談論歷史人類學的，因為我不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尤其是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歷史人類學只是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一個視角。正如著名歷史人類學學者安德烈·比爾吉埃爾所說，歷史人類學並不具有特殊的領域，它相當於一種研究方式，這就是始終將作為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聯繫起來，和由這種演進產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繫起來。如果非要分門別類，我看也只能劃在歷史學科之內。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被歷史學“搶注”了。這個觀點是忽略了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沒有較為深厚的人類學研究的傳統，很多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人類學研究者多為歷史或考古出身，也有部分民族學研究者，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只能依附在歷史學的庇護之下。有學者指出，之所以進行田野考察，是為了能更好地解讀文獻。此一語道破天機。也就是說，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歷史學的方法仍是根本，人類學的方法是輔助。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也可以相互結合發展，形成新的交叉邊緣學科，如進化金融學（Evolutionary Finance）就是近年來興起的介於生物學和金融學的一門邊緣科學，進化證券學則是介於生物學和證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此外，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也可以相互結合發展，形成新的交叉邊緣學科，如網路語言學就是網路技術和語言科學有機融合而成的新興交叉學科，該學科由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首先提出，並受到學界關注和肯定。

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瑪麗·蘇·科爾曼說，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技術和貿易似乎在摧毀一切障礙。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的合作來追求學校的遠大未來，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優秀的、不同學科的人才組合起來，然後支持他們，放手讓他們自己做主。

科爾曼介紹說，在進行開創性的跨學科研究方面，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有悠久的歷史。50多年前，密歇根大學的一些教授組成了一個小組，運用在二戰期間開發的手段，開創了“現代社會科學調查研究”。他們建立了社會研究所。今天，這個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學術調查研究中心，彙集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等多學科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是跨學科的，而且力圖影響企業和政府在各個領域的決策——優秀的研究都應如此。

在密歇根大學，研究人員還在探索其他的跨學科研究前沿領域，如化學基因組學中心把物理學、化學、工程學、計算機科學以及深海潛水和草藥研究聚合在一起。這個新的“化學基因組學中心”正在利用人工智慧實驗設備和計算機，篩選數以萬計的化合物，尋找未來的可能藥物。跨學科研究需要以多樣性為前提，而知識的多樣性僅僅是一個開端。

在談到知識產權問題時，科爾曼說，大學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交易市場，而是一個思想的市場，其目標是儘可能有效地轉化創新成果，將其引進商業領域。在美國，大學教職員工究竟應該享有哪些知識產權，在20多年前曾有過一場爭論。但爭論現在已經結出了碩果。例如，2004年，密歇根大學的教師有285項發明，開辦了13個新公司，流感疫苗鼻噴劑和在美國各地數以千計的手術中心成為標準技術的激光角膜瓣切削技術，更是令密歇根大學引以為榮。

科爾曼最後表示，由中美兩國合辦的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將大力扶持計量社會科學研究，扶持新的跨學科的中國問題研究。據介紹，從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在密歇根大學學習過的中國學生，在數量上多於在其他任何一所美國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這些留學生中有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博士、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朱光亞博士、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博士等。

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繫和永恆發展的，這是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聯繫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一個基本觀點。事物聯繫的普遍性，要求我們認識任何事物都必須堅持聯繫的觀點，反對行而上學的孤立觀點。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只是在它們的總和中，以及在它們的關係中才會實現。”可見，只有堅持用普遍聯繫的觀點觀察問題，才能達到對事物真理性的認識，否則，就會陷入片面性。提倡跨學科研究，就是在學科研究方面促進人們貫徹與實施唯物辯證法關於普遍聯繫觀點的重要實踐，是推動人們在科學研究領域更加逼近真理的正確方向。為此，必須突破現有以學科劃界的研究模式，走向更加符合客觀物質世界規律“普遍聯繫”的研究模式。這是科學技術界的一場革命，由此必將會引發出我國的“新經濟”即“跨學科經濟”的出現。

跨學科領域簡稱跨學科，又稱交叉學科，多學科，綜合學科或複雜性學科，都是同一個內容，不同的稱謂。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科學家錢學森從系統科學理論提出科學理論、經驗知識和專家判斷力相結合的半理論、半經濟方法來處理複雜性問題。

八十年代中，由諾貝爾獎獲得者葛爾曼為首的一批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在美國組成了桑塔菲研究所，開展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稱為複雜性研究（複雜性科學）。這裡既有自然界的複雜性也有人類社會及人自身的複雜性。他們的研究體現了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綜合趨勢。葛爾曼說過：“研究已表明物理學、生物學、行為科學，甚至藝術與人類學都可以用一種新的途徑把它們聯繫在一起。”這一領域曾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遺傳演演算法、計算機網路、演化經濟和人工生命系統等。

隨著“人類基因計劃”的實施，生命科學進入“后基因組”時代，在這個時代，生命科學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涉及的問題越來越複雜，採用技術也越來越先進。前些年，國際上出現過Bio-X一詞，認為生命科學要進一步深入發展，僅靠自身學科是不夠的，必須藉助於物理學、化學、數學、工程學和計算機科學等非生命學科與生命科學相互交叉的力量，這似乎已形成多學科交叉的潮流。由此而出現一批新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機構，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的Bio-X中心。與此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誕生了許多新的交叉學科：生物化學（Biochemistry）、生物物理學（Biophysics）、生物數學（Biomathematics）和生物工程學（Bioengineering）等。

這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結出許多碩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爾布呂克的學生沃森（J.Watson）和英國晶體學家克里克（F.Crick）在1953年提出的DNA雙螺旋模型。從此生命科學由過去的描述性學科轉變成為實驗學科，並形成了許多新的交叉學科。

二十世紀末又一次興起了與生命科學相關的多學科交叉的潮流。但這一次唱主角的不再是物理學和化學等，而是生物學，其命名由Bio-X發展到X-Biology。這個變化一方面強調生命是一個特定研究對象，不再是物理學和化學的附屬品，另一方面也強調了非生命學科對生命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過去的遺傳學研究依賴於單個基因突變的分析，而今天的化學遺傳學，則試圖利用組合化學產生的巨量小分子化合物去研究基因的功能。正如這門學科的創始人斯耐伯（S.Schreiber）所說：“我們的目標是為每一個基因找到相應的小分子化合物，用它來分析細胞和有機體的功能。”

國內的物理學家中就有郝柏林、張春霆等院士和羅遼復教授等參與了生物信息學方面的研究。胚胎髮育生物學家施履吉院士前些年提出：生物學面臨一個更基本的挑戰是如何讀懂那些30億個核苷酸構成的天書，應及早部署，聯合有關學科的專家，開展“遺傳語文”的研究。數學家王梓坤院士認為現在至少有兩門新學科正呼之欲出：一門是“計算生物學”主要從事非線性序列統計分析，如分維、神經網路、複雜性、數學建模、計算數學等；另一門是“生物信息學”，主要從事生物信息的獲取、處理、儲存、分析和解釋。可見我國的科學家已在著手從事跨學科方面的研究。

在技術開發上，有了好的創意，不一定能實現成功的技術革新；有了許多高水平的專家，不一定能形成很強的合力。這就是說需要不僅是發明之“母”，它還要有合作的“遠親”，即讓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在一起合作。位於美國北卡羅來那教堂山的“環保型溶劑和工藝科技中心”採用一種非傳統的方法，在該中心每個研究小組裡增加一名社會學家，其目的在於分析成員之間的交流模式，從而提出改進方法，使其更為高效率地工作。理論專家與實驗專家之間有著一道傳統的鴻溝：一些研究人員往往不了解其它領域的行話，而又不去問一些過於淺顯的問題，或者不願意把那些重要的、難得的信息告訴關係疏遠的同事。社會學家索納沃德（D.Sonnenwald）恰恰解決這種溝通上的問題，從而使兩方面的專家能夠高效率地合作，幫助他們縮短了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時間。

在化學家、物理學家和激光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努力下，一個新的多學科交叉領域誕生了。他們利用激光場所發現的與原子、分子、團簇、等離子體、核子及基本粒子有關的多種特有現象。現在他們正在努力把激光場的強度提高到比1028W/cm2更高的水平，激光可在真空中產生電子-正電子對。

R.W.Shorthill是天體物理學家。1976年，他為了測試地球大陸塊漂移、地球軸顫動和地球自轉等，與Vali合作利用廢棄涵洞建造一台大型干涉儀，這是一台長200M、寬200M的巨型感測裝置，還要求恆溫與真空條件。儘管他們已獲得資助，但總覺得困難很多。在他們為難時，聽說有光纖報告會，他倆對光纖都是外行，抱著聽了沒有害處的想法參加了報告會。在聽到中途時，兩人突然站起來，相互高興地說：“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了。”立即走出會場，商量半夜，決定把200M×200M的建造方案拋棄，採用多卷繞制的光纖組成閉合光迴路，其直徑約有磁水杯那麼大。用此完成了測試任務，進一步使用沿閉合光迴路里正反兩個方向傳播的激光諧振頻差來測定慣性空間的方位，這純粹是光學儀器，但在功能上與高速旋轉的陀螺儀一樣。這說明吸收其它學科的知識，豐富並加深了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創新產品——激光陀螺儀就產生了，這是不同學科滲透與結合的碩果。

中、西醫都經歷了長期發展，中醫立足於人體的整體辯證論治，而西醫著重於病變部位的微觀研究，兩者相互滲透與結合，創新出中西醫結合的體系。臨床證明，不少疾病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效果比單一治療為好。

我國經絡學說與現代物理學相結合，祝總驤教授採用三種生理、生物、物理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對人體客觀定位，展示出古代經絡圖譜。

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是對單一學科研究的挑戰與革命，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實質性突破。這是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的必然趨勢，必將對未來科學與技術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