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定理

概括來說，斯密定理就是市場規模限制勞動分工假說。

斯密定理作為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核心，並沒有隨著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解體而消失，也並沒有隨著凱恩斯主義等形形色色新學派的出現而退出經濟學舞台；相反，包括斯密定理在內的一些古典經濟學理論仍然被現代經濟學家廣泛用來研究現代經濟問題，得出了重要的理論成果，使一些古典經濟學理論發出奪目的理論光彩。

斯密提出的兩個最為基本的問題是：國民財富究竟從哪裡來，以及財富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歸結為一點，便是經濟增長之源泉及其實現條件。雖然《國富論》洋洋洒洒數十萬言，但斯密對增長之內在邏輯的解釋與歸納卻言簡意賅，那就是經濟增長濫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因於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來源於市場規模的擴大。如刪繁就簡，人們就得到了這樣一個促成經濟長期快速增長模型：市場規模擴大→分工和專業化加強→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再進一步簡化后，們便看到了被經濟學家稱之為“斯密定理”的命題：經濟增長取決於市場規模的擴大。

某人單位時間內原本只能生產一件產品，在勞動強度大體不變時，可以生產兩件了。這便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單位時間的產出量增加。由此，他的收入水平相應地也會提高，至少是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經濟增長，一般不會產生任何歧義。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又是如何提高的。人們經知道，斯密的回是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為了說明分工和專業化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係，斯密特別地“扣針”（也就是縫紉所用之針）生產為例。

扣針雖小，但在斯密那個時代，一個勞動者，如果沒有受過相當的職業訓練，又不知如何使用生產針的機械，那麼即使他盡全力地工作，也許一天也製造不出一枚扣針來。然而在生產扣針的流程被分解成大約十八種操作或工序之後，情況則大不相同了。在一個只雇傭十幾名工人的小扣針工廠中，每個工人只擔任兩三種操作。雖然其機器設備十分簡陋，但他們經過勤勉工作，每人每天可製成的扣針數量高達四千八百枚。對此斯密感嘆道：“凡是能採用分工制工藝，一經採用分工制，便相應地增進勞動的生產力。”

隨而來的問題是：分工和專業化又是如何演化出來的呢？按照斯密的邏輯，是市場規模擴大引發了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而這其中的機理又何在呢？假定有一個只有三戶人家的村莊。由於人手少，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個個都多才多藝，不僅要會種莊稼和蔬菜，亦必須會喂牲口飼養家禽，也要會種棉花兼代紡紗織布做衣服，還要會蓋房子燒飯理髮製作農具，等等。即使這三戶人家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或粗糙的，因為人太少了。然而，當村民戶數由三戶增加到三百戶人家時，情況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人口的增多，難想象，村子里就可能出現餐館，理髮店，鐵匠鋪和裁縫屋，還可能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生產或服務的“專業戶”。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的數量上的增加實際上就等同於市場規模的擴大。見識了市場規模如何促進和深化分工的內在機理。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技術的進步其實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的一個派生結果。

傳統的關於企業規模最著名的理論是被稱作“斯密定理”的市場限制勞動分工假說。這也是對企業界限的最早描述：交換能力引起勞動分工，而分工的範圍必然總是受到交換能力的限制，換言之，即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亞當·斯密，2003）。但是，斯密定理卻造成了一個兩難悖論：如果確是市場容量限制了勞動分工，那麼典型的產業結構就必定是壟斷；如果典型的產業結構是競爭，那麼這一定理就是錯誤的，或無重要意義。實際上，在現實經濟中，壟斷和競爭的企業結構是同時存在的，即使是一個壟斷企業，它與其他的壟斷企業也存在激烈的競爭，不僅如此，在壟斷企業內部，競爭同樣激烈。依據斯密定理，如果市場發育足夠大，則將由一個大的壟斷組織來提供所有的產量。但答案卻是否定的，可觀察到的事實是，許多大的公司或非常多的中小企業共同佔領同一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由此可推斷，斯密定理存在嚴重的缺陷，或者說，市場容量限制分工不是導致企業規模或界限的必然或根本理由。斯密定理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如果沒有斯密定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將崩塌。

表現為人口增加的市場規模擴大為何會促進分工和專業化。這其中的關鍵點在於，市場規模擴大將會催生或增加潛在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只要兩個人（這可以輕易地拓展到兩個企業或兩個國家）在生產相同的兩種商品時勞動生產率不等，他們各自只生產勞動生產率相對高的商品並彼此交換，其獲得的兩種商品的總量均會大他們同時生產兩種商品時的總量。在此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過中雙方多獲得的商品量，便是經濟學家最為關注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其含義與李嘉圖兩百年前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首創的“比較利益”概念等價。顯而易見隨著人數的增加，人們之間潛在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就隨之、甚至會更高比例地增加，從而“誘致”出分工和專業化，並最終推動了經濟增長。也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斯密和李嘉圖都成為了鼓吹自由貿易的旗手。當然，他們堅定地主張自由的國際貿易，在相當程度上也和服務英國新興商人階級之利益有關。

1928年，阿林·楊格的《報酬遞增和經濟進步》一文闡發了斯密定理，充分強調市場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在那使現代世界與幾百年前相差如同天壤之別的持續經濟發展中，把主要作用歸於任何單獨要素都是危險的。但是，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能比對市場的不斷探索更有資格發揮這種作用呢？沒有其他假設能把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結合得如此一致。”這個經典論述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阿林·楊格的論文發表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西奧多·舒爾茨沿著阿林·楊格的思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發現了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存在的真正問題。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框架是勞動、資本和土地三個要素的配置。勞動是同質的，不管什麼人提供的勞動，都沒有差別。資本實質上只有物質資本一種形態。土地在生產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勞動與土地的結合有一個自然的比例。如果勞動超過了這個比例繼續投入，勞動得到的報酬就會遞減。資本投入超過一定量后得到的報酬也一樣會遞減。當土地等資源不變，人口以幾何積數的速度增長時，報酬遞減規律就會發揮作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十分灰暗。馬爾薩斯、李嘉圖因此得出了悲觀主義的結論。

西奧多·舒爾茨認為，不同人的勞動是不同質的，經濟增長有賴於人力資本投資。“大量的和各種各樣的人的技能，是推動持續發展所必不可少的燃料。如果缺少了人的技能，經濟發展的前景就會暗淡而又蕭條。經濟發展的核心與實質就是人們的實踐知識及智力技能的發展和傳播。”具有不同人力資本的勞動者的勞動是不同質的，經濟發展依靠具有人力資本的勞動者的勞動。

西奧多·舒爾茨提出了兩類資源的論點，第一類包括勞動力、土地和可再生物質資本，即那些被傳統的處理和度量的資源。第二類指各種形式的人力和物質資本構成，主要表現為勞動力隊伍素質的提高和存量的增加。是土地等資源的替代物，而且收入比較高。第二類資源主要依靠科學研究取得的，而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所以經濟發展也是無止境的。舒爾茨提出了新的經濟增長理論，對人類的前景“充滿樂觀主義”。

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和布魯斯·赫里克闡發了斯密定理：“當增長處於無意識和自發過程時，市場必定是它的關鍵。”“隨著市場的擴大，並部分作為其結果的則是貨幣行為的擴大。一個國家越發達，以貨幣形式取得的收入所佔比例就越大，這樣說也許並不過分：由於商業革命創立了經濟迅速增長的前提條件，它是工業革命道路上極其重要的、幾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金德爾伯格和赫里克的論點是，通過工業化而實現經濟增長應有商業化作為先導，而工業革命則應有商業革命作為先導。這樣，就把1945年後興起來的發展經濟學建立在斯密定理的理論基礎之上。或者說，提出了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

從以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理論結論：斯密定理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