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來主義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裡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裡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麼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麼，怎麼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卧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佔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茅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裡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週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魯迅寫作這篇文章時，正是中國現代史上政治極為黑暗、鬥爭極為複雜的時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加深了對我國的侵略，而當時中央政府卻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圍剿”紅軍的反革命軍事行動。他們一方面不斷對日妥協；一方面為在文化上實行專制統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讀經”和“新生活運動”。對外妥協投降，實際上就是把包括國土在內的祖宗留下的遺產拱手讓人；“尊孔讀經”和“新生活運動”核心就是宣揚封建道德。這二者又有內在的聯繫，更深層的意義且不說，即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達侵略目的也大肆鼓吹“王道樂土”，說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恢復孔子之教”，就可見一斑。這就表明，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於我國進步的文化是採取拒絕即“關門”的態度，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面前則一方面將自己的寶貴財產呈獻上去，另一面又聽任人家的“賜予”和影響。在當時的形勢下，魯迅寫了許多雜文，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包括軍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動當局賣國投降，更在文化戰線上積極作戰，對許許多多具體事情（具體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種種問題）作出了及時的反應。

本文主要論述的是拿來主義。在“送去主義”“送來主義”的反覆比照之下，引出“拿來主義”。一味的“送去”，則有可能走上賣國之路。一味的接受“送來”，則意味著甘心接受文化的經濟的侵略。“送去”與“送來”不行，“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拿來正義》雖然涉及到文化問題上一個很大、很重要的理論問題，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理論文章，而是一篇雜文。它除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論述了如何對待外國文化問題，還針對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現實狀況作了尖銳的抨擊。批判的矛頭主要就是指向當時統治當局賣國投降政策和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實行的文化侵略。作為一篇雜文，它在寫作上有以下特點：

第一，就是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淺出地論證道理，將抽象的道理化為具體的形象，使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魯迅是最善於運用這一手法的，在這篇雜文中，“拿來主義”的提出，本身就是將抽象化成了具體；“拿來”，是很形象和通俗的。他用接收一所大宅子來比喻批判繼承，把這個在文藝理論上頗要費一些力氣才能說清的道理幾句話就論述得透徹分明。本來，真正的理論問題並不一定都很艱深，只要論者對問題吃得透，加之語言生動，就能夠深入淺出地把問題說清。魯迅用大宅子來作譬，並進而以“魚翅”、 “鴉片”、“姨太太”等來比需加選擇的對象，不但使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了，而且道理也再明白不過。魯迅之所以能這樣形象取譬，是因為他對要論證的道理和用來比喻的事物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都作了細緻的觀察和揣摩，作了大量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分析和研究，看起來似乎隨手拈來，實際上經過了艱苦的勞動。也正因此，魯迅的雜文一般都形象性很強，具有很大的藝術感染力。

第二，善於揭露事物的矛盾。魯迅寫雜文，總是一針見血地觸及事物的本質，尖銳地提出問題。本文在提出“拿來主義”之前，先用了不少篇幅說“送去主義”，歷陳它的弊害，然後急轉直下，亮出自己的觀點。他針對“送去主義”提出要“拿來”，又針對“送來”提出“拿來主義”，直到毫不含糊地提出“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道理絲絲入扣，論證層層深入，問題的本質也就畢露於讀者面前。魯迅雜文的論辯性和戰鬥性，給人以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關鍵就在這裡。

第三，含蓄。本文在論及文化上的批判繼承問題時，觀點態度都是十分明朗的，但涉及文化以外的政治社會問題，則有些閃灼其辭。這是因為魯迅寫這篇雜文時，由於當局的高壓政策，文化界瀰漫的“白色恐怖”，言路十分狹窄，在本篇中對於政治時事的一-些抨擊只好含蓄地提到，如涉及當局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出賣，就只是點到即止。如後來說到帝國主義的“拋給’“”即所謂“送來”，作者欲言又止地卻說一句“我這裡不想舉出實例。這都說明作者是有許多話要說的，但鑒於當時的文化專制，只好曲曲折折的透露一些。所以，可以說這篇《拿來主義》雖然主要談的是文化問題，但決不僅僅是為文化問題而發，而是從當時整個的政治形勢著眼的，文章之外，另有深意。這既可理解為魯迅雜文固有的豐富含量，即矛頭所向是文化問題，順手帶過又涉及其他問題，同時也可看作當時魯迅寫雜文不得不採用的“曲筆”。

《拿來主義》是一篇不朽之作，魯迅寫這篇文章的時間雖已過半個多世紀，但讀來仍感親切。顯然，在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需要人們去重視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毫無疑問，讀者們需要“拿來主義”。對於廣大青年來說，正是在學科學長知識的時期，更需放開眼界，博採眾長，盡量豐富自己，這就要“拿來主義”。讀者應記住魯迅在結束本文時的話：“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拿來主義》被選入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必修四》課本中。《拿來主義》被選入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學語文》課本中。 《拿來主義》被選入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高職高專教育系列規劃教材·公共基礎類 語文 第1冊》課本中。

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尤冬克《實用語文 基礎讀寫教程》：“本文篇幅短小精悍、語言尖銳犀利、說理形象生動、議論精闢獨到。”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院長張夢新《大學語文》：“文字雖短，卻具有極大的思想容量。語言簡潔生動，充滿了辯證法。”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張永健《中外散文辭典》：“語言簡潔而又生氣盎然，善於用巧妙的比喻將抽象的道理闡述得明白易懂，饒有風趣。”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青年時代，深受進化論思想影響。1918年5月，第一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封建制度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奠定了其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