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
徠《且介亭雜文》是1973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圖書，作者是魯迅。
《且介亭雜文》（“且介”讀作“租界”，因為有一段時間，魯迅先生住在上海閘北帝國主義越界築路的區域，這個地區有“半租界”之稱。魯迅先生有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帝國主義十分憎恨，因此將“租界”二字各取一半，成“且介”，以表憎恨。“且介亭”標明這些雜文是在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間里寫的，將“租”與“界”的“禾”與“田”去掉，表示先生不願將自己國家的“禾”與“田”讓給帝國主義。二字形象地諷刺了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現實。）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共三集，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時出版。前兩集由魯迅親自編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經集中，其餘則由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這些雜感不僅技巧圓熟，論證豐富，而且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也大都經過融會貫通，遵循雜感的特點結合在具體的內容里，符合於中國成語的所謂“深入化境”，在藝術上表現了突出的簡約嚴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風格。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
〔1〕，前“第三種人”
〔2〕施蟄存
〔3〕和杜衡即蘇汶
〔4〕，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
〔5〕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裡面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
〔6〕，和生存不能兩立。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裡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
〔7〕，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8〕。
〔1〕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他和章克標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的“編者注”中攻擊魯迅的雜文“強詞奪理”，“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參看《准風月談·後記》。
〔2〕“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文中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之外的“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文藝運動。魯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這些所謂“第三種人”“自稱超黨派，其實是右派。”
〔3〕施蟄存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編《現代》月刊、《文飯小品》等。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服爾泰》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
〔4〕杜衡（1906—1964）又名蘇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今餘杭）人，“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曾編輯《現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文壇的罵風》中說，“雜文的流行”，是文壇上“一團糟的混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短論也，雜文也，差不多成為罵人文章的‘雅稱’，於是，罵風四起，以至弄到今日這不可收拾的局勢。”
〔5〕林希雋廣東潮安人，當時上海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在《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雜文和雜文家》中，說雜文的興盛，是因為“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
〔6〕“死之說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這裡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7〕詩史意思是可以作為歷史看的詩，語見《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個時代的作品。
〔8〕且介亭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個地區是“越界築路”（帝國主義者越出租界範圍修築馬路）區域，即所謂“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以眼還眼”論俗人應避雅人
《草鞋腳》買《小學大全》記
《看圖識字》門外文談
《木刻紀程》小引拿來主義
病後雜談拿破崙與隋那
病後雜談之餘難行和不信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儒術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說“面子”
答《戲》周刊編者信隨便翻翻
答曹聚仁先生信韋素園墓記
答國際文學社問憶劉半農君
隔膜憶韋素園君
關於新文字運命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寄《戲》周刊編者信中國語文的新生
連環圖畫瑣談附記
臉譜臆測論“舊形式的採用”
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託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只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准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2〕先生之託，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3〕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A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后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翱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麼“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徠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名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里，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5〕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6〕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7〕的，奉官諭：不準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杠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紅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覆。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8〕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9〕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China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10〕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里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余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準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準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名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11〕的；然而不但不準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麼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杠子，現在改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杠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么？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1〕《改造》日本的一種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創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東京改造出版社印行。〔2〕伊羅生美國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國免費書城論壇》（每月發行一期或兩期）的編輯。
〔3〕《社會月報》綜合性期刊，陳靈犀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會出版社發行。〔4〕《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起初接受政學系的津貼，一九三五年為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編輯。
〔5〕《自由談》上海《申報》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創刊。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後由黎烈文、張梓生主編。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常在該刊發表文章。〔6〕《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主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7〕《生生月刊》文藝雜誌，李輝英、朱荢園編輯，一九三五年二月創刊，只出一期，上海圖畫書局發行。
〔8〕姓沈的“戰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學家、戲劇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