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英

清宣統三年（1911年）2月出生於吉林省永吉縣大金家屯。1927年夏離家出走上海，考入上海私立立達學園高中部。1929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中文系。在此期間受到夏丏尊、朱自清、陳望道、沈從文等人的影響，大量閱讀國內外文學名著，開始寫小說，搞翻譯，和同學創辦文學刊物，為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曾編《生生》、《創作》、《漫畫漫話》。

“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參加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和上海愛國學生一起去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出兵抗日。1932年1月，李輝英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在丁玲主編的左聯雜誌《北斗》上發表。

《最後一課》發表后，丁玲又約李輝英寫一部以東北抗日鬥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他便以1931年7月發生在今德惠市境內的“萬寶山事件”為素材，創作了長篇小說《萬寶山》，與張天翼的《齒輪》、陽翰笙的《義勇軍》一起，列為“抗戰創作叢書”，1933年3月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萬寶山》比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早兩年問世，堪稱我國抗日題材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這部作品也得到了周揚、茅盾等人的稱讚，讓作者在文壇獲得了很大聲譽，並從此一發不可收地走上了抗日文學創作的道路。

1932年初，李輝英加入左聯。在完成《萬寶山》創作后，於7月底潛回東北，先後到吉林、長春、哈爾濱、瀋陽、大連等地，對淪陷的故土進行了實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后，以這次回鄉的所見所聞為素材，寫出了一大批抗日題材的小說和散文，先後出版了《兩兄弟》、《豐年》、《人間集》3部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豐年》，寫的是松遼平原的農村，在大好的豐收年景下，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無情踐踏，使勤勞樸實的農民孫三猛醒，毅然讓兒子們拿起武器參加義勇軍，和日本強盜進行殊死鬥爭。李輝英還寫下了《回了故鄉——吉林》、《在哈爾濱》、《南滿線上》、《吉長線上》等散文，收入他的第二部散文集《還鄉集》中。他曾回憶說，當時他是“懷著不共戴天的仇恨來執筆寫反日的作品的”。加入左聯后，被分配至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又在上海泉漳中學任教。

1936年，李輝英舉家遷往北平，寫了大量揭露漢奸與日寇勾結的通訊和散文，收入他的第三本散文集《再生集》中。這時他成為北平左聯的領導人之一，參加“北平作家協會”，1936年任北平作家協會第一屆執行委員，主編《北平新報》副刊《文藝周刊》。

七·七”事變后，李輝英更全身心地投入抗日鬥爭的洪流中。1937年冬，他參加了“戰地學生劇團”，到山東、河南等地宣傳抗戰。1938年底，他到武漢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編輯《抗戰文藝》。1939年5月，跟隨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到河南中條山一帶慰問抗日部隊將士。依據這次到前線訪問獲得的素材，他又寫出許多反映抗日前線軍民生活和鬥爭的文學作品，結集成短篇小說集《火花》、《夜襲》和散文集《山谷野店》出版。這時，李輝英醞釀再寫一部抗日題材的長篇小說。通過友人介紹，他到第三集團軍做文秘工作，注意收集素材，開始長篇小說的寫作。從1942年5月到1944年冬，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說《松花江上》。作品寫的是松花江畔的一個山村，居住的大多是山東來的移民，他們開荒種地，打下了家業。“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佔領了山村，橫行霸道，逼得善良的農民們不得不組織起義勇軍，採取聯合行動，包圍了縣城，準備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抗日勝利后，曾在東北任長春大學、東北大學（今東北師範大學）教授。1950年定居香港，以寫作為生。1963年後執教於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中文系講師、系主任等職，被聘為“中文學會”名譽會長”。他一直沒有忘情於抗戰題材的寫作，並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抗戰三部曲《三都》的第二部《人間》和第三部《前方》的創作。他還主編過《熱風》、《文學天地》、《筆會》等刊物，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等學術著作。他除了教學、創作外，還主編過《熱風》、《文學天地》、《筆會》等文藝刊物。1976年後家居養病，仍筆不綴。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2月赴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

1991年5月1日病逝香港，享年80歲。

作者從1932年開始寫作，處女作是以抗日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於1932年1月在丁玲主編的《北斗》（第2卷1期）上發表。隨後在《文學日報》、《文學》、《太白》等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說，並大部結集出版。其長篇小說《松花江上》是以青年農民王中藩為首的抗日義勇軍團結了一批覺悟的農民，通過救災助民行動，感化了廣大鄉親勇敢投身抗日鬥爭的故事。同時生動地描寫了革命群眾與反動的封建頑固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作者在小說創作藝術手法上繼承了“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通過個人的遭遇和命運揭示社會問題，同時重視典型人物塑造，具有時代的鮮明特色。作者還以第一人稱敘事方法進行敘事，如短篇小說《最後一課》、《這一學期》等篇，讀來親切動人。

其小說創作手法繼承現實主義傳統，並常以第一人稱敘事。

除小說外，其散文創作不僅數量多，而且技巧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清新自然、質樸，顯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底。作者南下香港以後思鄉題材的散文作品更具有質樸雋永、清新自然的風格，如在《青島的春天》寫大海，在《夔州到香溪》文中對白帝城 景緻描寫，無不顯示作者深厚的功底。他的散文多結集成冊。

學術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等。

《萬寶山》

《萬寶山》描寫了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警部中川收買漢奸郝永德，成立“長農稻田公司”，勾結長春縣地方官吏，借開水田之名，侵佔萬寶山500垧“官荒田”，嚴重地侵害了當地農民的利益，引起農民的堅決反抗。日本警察以此為借口，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萬寶山事件”。作品較為成功地塑造了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郝永德，耍盡陰謀詭計的日本領事田代、警部中川，及抗日的農民代表馬寶山等人物形象。真實地反映了萬寶山這一歷史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和侵略野心，熱情地謳歌了東北人民的反侵略反壓迫精神。

作為第一部以抗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萬寶山》創作於1932年的3月至5月間，出版於1933年3月，比《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問世要早一、二年之多，堪稱東北抗日文學的先聲。”這部小說的功績“首先在於它迅速而比較真實地再現了那場曾經震驚中外的‘萬寶山事件’ ” “截止出書之時，描寫抗日愛國題材的長篇小說不過三部，而以東北抗 日為題材的，萬寶山》是其中唯一的一部。”

《松花江上》

1939年他用了8個多月的時間，在河南抗日前線簡陋的窯洞里，完成了長篇小說《松花江上》(第一部)的寫作，於1945年1月由重慶建國書店出版。這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東北松花江畔一個山村中，義勇軍發動組織農民抗日的故事。作品思想內涵深厚，顯示了抗戰文學的戰鬥性，起到了精神動員，發動群眾，激勵抗戰，保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的作用。作者站在愛國的立場上，有著強烈的民族自信心，愛憎十分鮮明。

《松花江上》運用現實主義的寫法，塑造出一群鮮活、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形象，有力地突現了主題。白描的敘事方法，吉林土白口語的運用，東北地域特色的展示，都顯示了作者藝術功力日趨成熟，富有中國文學藝術傳統的底蘊。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這一時期傑出的代表作。作品出版后又幾經作者修改潤色，在30年代中國文壇激起了很大波瀾，傳播到海外，國外，引起了當時文學界的矚目。

抗戰三部曲：《霧都》、《人間》、《前方》

從抗戰勝利，由北國長春移居到南島香港40年，無論世事如何繁雜、生活怎樣艱辛，李輝英都矢志不渝地勤奮筆耕，堅持不懈地反映抗日鬥爭這一主題。他從實地體驗和創作實踐，對抗戰歷史進行了認真的審視、深沉的思索，深化了抗戰文學的創作主題。已故香港著名文學評論家曹聚仁在評論李輝英的著作時說：“當抗戰局面已經過去，火辣辣的情緒已經冷卻了；我們再以反省的心懷，把那個時代的動態檢討一下，這才形之於筆墨，就不象抗戰時期那些作家的小說，那麼膚淺了。”

“抗戰三部曲”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霧都》，開筆於1945年夏，1947年冬脫稿於長春。這部20萬字的作品，描寫了抗戰末期重慶一群“迷霧樣的人”，他們是“畸形社會中的畸形怪物”。小說以大量的筆墨敘述了高級交際花屈小姐如何戲耍了國難商羅經理，鞭撻和揭露了民族敗類的醜惡靈魂。

“三部曲”的第二部長篇《人間》，全書30萬字，先在《星島日報》連載，1952年11月由香港海濱書屋出了單行本。這部作品曾引起港澳文藝界的特別關注。曹聚仁認為，這是一部“真正能夠反映抗戰時期實際生活的”“寫實的小說’。

《前方》是李輝英“抗戰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他抗戰文學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作品寫於1968年至1969年，全書50萬字，1972年9月由香港東亞書局出版。小說主要是寫國民黨一支雜牌軍在抗日前線的勝敗遭際，描寫了愛國將士的事迹與精神。“抗戰三部曲”這一多卷本的長篇巨著，是謳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英雄史詩，其中《人間》、《前方》在思想性藝術性上的成就更為突出。

《中國現代文學史》

李輝英寫此書時大陸正大革文化之命，狠批周揚等“四條漢子” 。李輝英不受這股錯誤思潮的影響，照樣給周揚應有的歷史地位，沒有把周揚倡導的“國防文學”打成投降主義口號，並在“國防戲劇作家群”中，給夏衍、陽翰笙的劇作予應有的歷史地位。不僅如此，就是大陸當時還未徹底平反的所謂“右派分子”丁玲、艾青、孫大雨、蘇金傘、穆木夭、曾卓、吳祖光、陳子展、舒群、羅烽，李輝英均把他們重新請回自己編著的文學史中。至於早被大陸清除出文壇或因其它政治、思想上的原因而遭到排斥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實秋、無名氏、孔厥、魏猛克、穆時英、沈從文，李輝英均不迴避而加以記載。還有在文學發展中做出過自己貢獻，卻一直被大陸文學史家冷落的作家如戴望舒、錢鍾書等人，李輝英均給他們一席之地。至於那些解放后不留在大陸而去海外或去台港的作家，如路易士、姚克、孫陵、覃子豪、葛賢寧、番草、曹聚仁、林語堂，李輝英也不抹殺他們的影響和作品的價值。尤其是徐訏，大陸版的各種文學史連提名的機會都沒有，李輝英卻分別在國防戲劇和“另一派的小說”等兩節中分析其作品。所有這些均說明，李輝英儘管肯定左聯，高度讚揚魯迅，但他並不像大陸文學史家那樣以社會主義文學的標準衡量現代文學。他並沒有強調現代文學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把“反帝反封建”作為評價作家作品地位的主要標尺。如果使用這一標尺，強調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李輝英的研究視野就難免狹窄，像李健吾這樣的自由主義作家就不可能進入他的研究領域。而對那些過去被人們無限拔高的左翼作家，他就不會去掉一些虛詞浮語，恢復其歷史真面。

作為香港地區出現的首部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少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研究，都是經過李輝英獨立思考而得的。如一般認為新文學革命發生在五四運動的1919年，而李則認為應從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1917年算起。

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儘管還很不理想，但它的拓荒意義仍值得肯定。尤其是比起李輝英在香港期間的小說創作來說，他的現代文學研究更具歷史價值。如果沒有李輝英的辛勤勞作，香港的現代文學研究就不可能在70年代后邁出新步伐，還有可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文學史介紹，孤立地研究作家作品，以及撰寫文壇回憶錄的階段上。在香港，還沒有出現較令人滿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因而李輝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珍惜和反思。

李輝英1950年秋赴港，至1991年在港去逝。在港40年，一直勤奮寫作，著作等身。在這40年，他出版反映香港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說3部、中篇小說9部、長篇小說2部。其中《四姊妹》是香港60年代長篇小說中的佼佼之作。他還出版了“抗戰三部曲”的后兩部——《人間》、《前方》，得到曹聚仁好評。李輝英還是香港優秀的散文家，《鄉土集》中許多散文是中國當代散文中難得的美文。李輝英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經常發表於香港的報刊上 業已整理出版的共有三個集子：《牽狗的太太》、《名流》和《黑色的星期天》。其中絕大多數作品是反映現實生活的。這些作品從香港都市生活的不同角度和各個側面真實地勾畫了“新潮泛濫”，以來這裡的世相和人生百態，通過對這畸形世相和種種人物靈魂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這裡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表現了生活在這裡的人民群眾喜怒哀樂的感情。

諷諭庸腐世相、暴露社會弊端是李輝英小說創作的基本主題和傾向。這些作品就像一幅幅香港生活的幽默畫，揭露和鞭撻了社會那些荒謬悖理的事物，那些庸俗腐劣的世風和醒靛卑俗的靈肉。他的筆總能在嬉笑戲謔之中伸向生活的各個領域，“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使人從莞爾的微笑中識破醜惡，認識現實，激發人改造社會的願望。作家正是通過他這些蘊含著喜劇美的小說，表現著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極大關注。特別是當他把這種關注的目光轉向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時，可以感到他的筆鋒似乎更加雄健有力、遊刃有餘。

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香港這個東方大都市，寫出了數量可觀的短篇小說，勾勒出了一幅幅“香港素描”，再現了形形色色斑駁陸離卻又有著“香港”特色的社會人生。他的短篇小說以溫婉幽默的寫作姿態再現了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繁華中的悲涼，以及社會高度物化所致的人性異化和物質重壓下的都市生存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