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1913年，入杭州鹺武小學讀書，開始擁有私人閱讀空間，閱讀古典說部和《水晶鞋》《木馬兵》等外國童話。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學。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師從田漢，在校期間，學習中外文學和革命理論，參加實際鬥爭。

1925年6月，上海大學被封。秋，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

1935年春，被裡昂中法大學開除回國，開除原因一說是在中法大學學習1年多時間，不上課，不按時交作業，年終也不參加考試，到了期限即回國；一說是在西班牙旅遊期間參加反法西斯遊行，法國警方通知中法大學當局，這個學生不能再留法國。3一4月，乘船回國到上海。先開始籌辦《現代詩風》雜誌。

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等人創辦《瓔珞》旬刊，發表詩作《凝淚出門》。

1927年寫的《雨巷》。1928年發表《雨巷》，並與施蟄存、杜衡、馮雪峰創辦《文學工場》。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

1932年任《現代》編輯。11月初，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

1936年10月，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了《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新詩》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現代派詩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場所。

1937年1月第3本詩集《望舒詩稿》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抗戰爆發后，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耕耘》雜誌。

1938年3月，一起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5月，抵達香港。8月，主編《星島日報·星島》副刊。

1939年3月，“文協”香港分會成立，為適應環境，改稱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通訊處”，戴望舒當選為首屆幹事，同時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學組負責人，《文協》周刊編輯委員。

7月，和艾青主編《頂點》。10月，參與“文協”香港分會、中國文化協會、中華漫畫界協會香港分會、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會”的策劃和籌備工作。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經周煦良介紹，任暨南大學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參加教授聯誼會、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暨南大學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詩研究和中國古代小說史，同時兼任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教音韻學。

1948年5月，因參加教授罷課，被上海市立師專校長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說是香港漢奸文人，出票傳訊，被迫離滬，攜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3月，離港抵北平。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后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

父親 戴立誠，字修甫（1881-1936），祖籍南京祖洪成谷村。

母親 卓佩芝，祖籍浙江南塘。

姐姐 戴瑛，名麓玫，小名阿寶。

第一任妻子 穆麗娟，1917年生於浙江慈溪，著名作家穆時英之妹。1936年與戴望舒結婚，1943年離婚。

第二任妻子 楊靜（麗珍），1943年與戴望舒結婚，1949年離婚。

長女 戴詠素，1937年生，穆麗娟之女。

次女 戴詠絮，1943年生，楊靜之女。

三女 戴詠樹，1945年生，楊靜之女。

1936年6月，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結婚。

1943年1月，給穆麗娟寄“離婚契約”。

1943年5月30 日，與楊靜(麗萍)在香港結婚。

1949年2月，與楊靜離婚。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歲。安葬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1941年底，因宣傳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獄。

戴望舒紀念碑牌位於法國里昂大學的校園內，碑牌位於一叢丁香花旁，紀念牌上用中文寫著：“紀念中國詩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學學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學習和生活。

錢理群：戴望舒能在文學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創作的優秀的詩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為其風格獨特的詩作被人稱為現代詩派“詩壇領袖”。1927年，他的詩《雨巷》顯示了新月派向現代派過渡的趨向，而1929年所創作的《我底記憶》則成為了現代詩派的起點。

李偉超：戴望舒詩歌中的憂鬱情思為基點，詩歌中所蘊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愛情詩在表現愛情的隱私性以及表現愛情時多運用女性意象方面，明顯地受到晚唐詩人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對溫、李詩歌相思主題的現代連釋。同時，愛情成為詩人人生體驗的主要內容之一，這體現了戴望舒詩歌的現代性。綜言之，戴望舒的愛情經歷是現代的，愛情特質是現代的，但他所賦予的表現形式卻是古典的、傳統的。其次，戴望舒詩歌中的悲秋主題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詩人以詠秋的傳統題材來呈現現代人寂寞與青春煩憂的感傷情懷，加強了詩歌的審美張力。而理解隱藏在悲秋主題背後的死亡意識則能更好的理解詩歌中的憂鬱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螢火》等詩篇，我們還可以發現詩人的死亡想象與書寫方式屬於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統。最後，戴望舒詩歌中的田園鄉愁與牧歌情懷是一種傳統的人間情懷的流露，深具東方詩的神韻，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僅受到中國古代詩歌羈旅者形象的影響，同時尋夢者與夜行人形象又明顯地帶有西方象徵主義的影響，構成了一個帶有現代性意味的創作母題。作為一位深受中西文學和文化影響的詩人，戴望舒積極尋找中西詩歌藝術的融合點，創造出了屬於自己民族的現代詩。戴望舒在新詩的民族性建構方面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啟示現當代作家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中國新詩的創作，應該以民族文化審美心理機製為基礎，以民族精神為靈魂，來吸收外國文學的藝術營養，建構具有現代這一時代特色的中國文學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