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小時候接觸古典文學名著《水滸》《三國演義》等。其父業餘常在燈下課以“四書”、“五經”及唐宋八大家文，故早年文思暢通，立志獻身於文學。同時受其父影響，對製藥治病也感興趣。啟蒙在廣西百色小學，僅讀了一年，后回鄉。在新會大澤讀中學，後去廣州東山培正中學。

在廣州培正中學讀書時，主編校刊《培正學校》和《學生周報》，並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3年秋入嶺南大學習文科。次年赴義大利留學並遊覽歐洲，學習德、英、法、意等國語言，在刊物發表譯作。

回國后，受聘任北京大學法學系主任，清華大學講師，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教授。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到廣西與友人創辦廣西西江學院，任代理院長。

1950年10月出席廣西人民代表大會。曾被誣入獄。出獄后受聘中山大學教授、廣州外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間又遭迫害。后被恢複名譽。翻譯過莎士比亞的詩歌和歌德的《浮士德》等名著。代表作有《梁宗岱選集》、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論文集《詩與真》等。

梁宗岱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還包括他豐富多彩的婚戀史。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的舉動，在當時乃至後來都成為受人非議的“緋聞”。

裸拒鄉女何氏

中學尚未畢業，祖母便在家鄉為梁聘下一何姓女子，誘騙他回鄉強迫成婚。婚後梁宗岱一直抵制洞房，把自己幽禁在書房。家人進來勸說，他立即全身脫光，大聲厲叫。來騷擾的人多了，他乾脆全身赤裸，坐在屋裡看書。

後來他與何氏口頭商定：解除二人婚姻，由他出資送何氏赴廣州讀護士學校，學成以後各人婚嫁自由。何氏讀完護校，嫁人生了4個小孩。誰知梁宗岱留學回國任北大教授，聲名遠播，何氏聞訊從廣州特意來到京城，要求與梁共同生活，鬧上法庭。當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出面為何氏作辯護，這出“陳世美案”轟動北京。之後梁宗岱賠償損失才辦理了離婚手續。

初戀安娜

在法國，梁宗岱傾心愛戀並收穫了一位法國姑娘安娜的愛情，並給她起了一個中國姑娘的名字－－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認識安娜不久便在日內瓦湖畔寫下一首《白薇曲》描繪了他們之間的情誼。9·18事變后，“祖國高於一切”這一觀念深深紮根於他的腦海，因此，梁宗岱決心忍痛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國前夕，安娜和她母親正在西班牙遊覽。他飽含著難捨難分的心情寫信給安娜，將自己的決定告訴她，並以此向她們母女告別。安娜接信后，十分驚訝、著急，立即回了一份電報，說她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萬等她回來再起程。可是，梁宗岱怕再見安娜，擔心被安娜的音容笑貌、舉止言談深深吸引著無法脫身，便毅然起程回國了。安娜趕到巴黎時，已是人去樓空。她獨自佇立窗前，望著塞納河的滔滔流水失聲哭泣，追思著梁宗岱的身影，怨恨梁宗岱太無情無義了。但她哪裡知道梁宗岱內心深處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斷心頭的那一縷情絲，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現在他的腦海。

與才女沉櫻

後來，他和沉櫻女士結婚，生的第一個女兒，就取名為“思薇”，可見他對那位法國“白薇”姑娘的一往情深。

為粵劇花旦不惜拋妻棄子掀起軒然大波

1925年，他在日內瓦湖畔寫下定情詩《白薇曲》。1931年梁宗岱回國“共赴國難”，才忍痛與安娜分手。多少年以後，他仍然想著安娜，後來他和妻子沉櫻結婚，生下的第一個女兒，就取名“思薇”。

1934年，梁宗岱與在北京某中學任教的沉櫻結婚，後者也是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有名女作家和翻譯家。婚後兩人度過一段甜蜜而穩定的生活，育下一男二女，但在1942年，梁宗岱卻為一名粵劇花旦不惜拋妻棄子，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當年，梁宗岱回百色處理父親後事，偶然被朋友拉去看粵劇《午夜盜香妃》，被花旦甘少蘇的表演深深打動，寫詩相贈：“妙語清香句句圓，誰言粵劇不堪傳？歌喉若把靈禽此，半是黃鸚半杜鵑。”

知名教授與天涯淪落人的花旦一見鍾情，已是驚世駭俗，何況當時甘少蘇還被一國民黨軍官鍾某霸佔。然而梁宗岱不為世俗的眼光所動，後來他知道甘少蘇受盡欺凌，多次尋死不成，更是生出同情之心，常去看她演出。

“他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讓我恢復了人的尊嚴”每次梁宗岱都寫詩詞相贈，後來便編成詞集《蘆笛風》出版，是與甘少蘇愛情的結晶。為救甘少蘇出苦海，梁宗岱甚至籌了3萬元巨款，才把甘少蘇贖出，兩人於1943年3月登報結婚。沉櫻知道此事後，毅然帶子女離開梁宗岱，後來遠避他鄉。

能終生與梁宗岱夫妻相守的是甘少蘇，他們共同生活了整整40年。

甘少蘇在回憶錄中說：“在縱情聲色、人慾橫流的社會裡，宗岱拋棄了世俗觀念，用藝術審美的眼來鑒別人的品性，從社會的最底層發現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讓我恢復了人的尊嚴，走出了苦海，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83年梁宗岱在病榻中辭世，有人說他臨閉上眼睛之前，發出的是一聲低吼。

詩人彭燕郊有篇寫梁宗岱的文章，題目叫《可愛的梁宗岱先生》。的確，生性放蕩不羈、愛與人爭辯的梁宗岱先生，確可謂之“可愛”。梁宗岱的可愛，主要緣於他的好辯，而且他與人爭辯的緣由，多是純粹的理論問題。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創辦的《詩刊》創刊，上海新月書店發行。創刊號發行不久，遠在柏林的梁宗岱寫信給徐志摩，談論他對《詩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說：“這種問題（即詩）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還記得么？兩年前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旁邊，一碰頭便不住口地啰嗦了三天三夜，連你遊覽的時間都沒有了。”

即便如此，梁宗岱的好辯，徐志摩也算不上領教最深的一個。游歐時就與梁宗岱熟識、回國后又一起共事且同住、被梁宗岱稱為“畏友”的朱光潛，感受無疑要深刻的多。梁宗岱曾說：

“朱光潛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們意見永遠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歐洲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沒有一次見面不吵架。去年在北京同寓，吵架的機會更多了：為字句，為文體，為象徵主義，為‘直覺即表現’……”而這段文字，是梁宗岱在日本時，見到朱光潛發表的文章，“胸中起了一番激烈的辯論”卻無法當面爭辯，只好訴諸文字的說明。這次爭論的是“崇高”問題－－即收入他的《詩與真二集》中的《論崇高》。

但著文辯論並非因為梁宗岱身邊缺乏爭論的對象。巴金先生1936年1月寫於橫濱的散文《繁星》，寫的是他與梁宗岱在日本的交往，其中寫道：“我和他在許多觀點上都站在反對的地位，見面時也常常抬杠。但我們依舊是朋友，遇在一起時依舊要談話。”

難怪詩人楊建民稱爭辯是梁宗岱的“生活方式”。而1930年代北大教授溫源寧，在他那本用英文寫的《不算知己》中，則留有梁宗岱與人爭辯時的生動描述：

“宗岱喜好辯論。對於他，辯論簡直是練武術，手、腿、頭、眼、身一起參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辯論，他這種姿勢尤為顯著：跟上他的腳步，和跟上他的談話速度一樣不容易，辯論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聲喊叫，他打手勢，他踢腿。若在室內，也完全照樣。辯論的題目呢，恐怕最難對付的就是朗弗羅和丁尼孫這兩位詩人的功過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談，你就再也猜不著一個話題的爆炸性有多大。多麼簡單的題目，也會把火車燒起來。因此，跟他談話，能叫你真正精疲力盡。說是談話，時間長了就不是談話了，老是打一場架才算完。”

有時，梁宗岱與人爭辯甚至真會“伴武”。羅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憶道：“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見面，兩人曾就新詩的節奏問題進行過一場辯論，因各不相讓竟打了起來，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而梁宗岱任教於復旦大學時的一位學生，在回憶文章中也記錄了他與一位中文系老教授為一個學術問題爭論直至交手的場面：

“兩人從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當間，終於一齊滾進一個水坑；兩人水淋淋爬了起來，彼此相覷一下，又一齊放聲大笑…這兩位師長放浪形骸的瀟灑風度，令一些訝然旁觀的學生永遠忘不了。”

的確，這種瀟灑風度，這份認真精神，不但令旁觀者難忘，今人讀了也同樣印象深刻。

梁宗岱的好辯也不僅限於學術問題。據說，梁宗岱在巴黎時，一次在一家中國人開的餐館吃飯，一個德國人無理取鬧，並罵中國人是懦夫，梁宗岱怒氣沖沖地上前與他理論，並與他扭打起來，三兩下就將其打得認錯求饒。詩人卞之琳在懷念梁宗岱的文章中曾記錄道，1937年抗戰爆發，梁宗岱南下時暫住天津法租界旅館候船，曾邂逅一個倨傲的法國權勢人物對他肆言中國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梁宗岱就用法語辯論說中國必勝；後來上街后抄近路返回旅館，遭到法國巡捕的無理阻攔，正好又遇到那個被他辯駁反而對他產生敬意的權勢人物出來說話，得以放行。好辯，其實是梁宗岱獨特個性的體現。詩人本質的梁宗岱，自幼便特立獨行，舉止行為有時讓人不好理解而又頗感好笑。1921年夏天，梁宗岱被父母騙回家中與素昧平生的何氏成婚，他拒不同意，大吵大鬧，獨自赤身裸體關在房中，外人無敢進入。據他在復旦大學時的學生回憶，時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生活落拓不羈，其住宅除了一席床位什麼家什也沒有，牆上卻掛著一幅大尺寸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親筆簽名贈他的肖像。春夏時節，常見梁宗岱身穿短袖開領汗衫、短褲衩，赤腳著涼鞋，雄赳赳地走進課堂。他還不時出現在男女學生們組織的詩歌朗誦會上，聽著女學生高唱他的譯詩：“要摘最紅最紅的玫瑰……”興緻勃勃，不讓青年。

梁宗岱在復旦大學時常被提及的另一件事，今天讀來也很有趣。1944年秋，蔣介石企圖把梁宗岱拉入他的“智囊團”，曾三次派人持其親筆信召見，都遭拒絕。最後蔣派其親信、梁宗岱留歐時的同學徐道麟坐蔣的轎車來到學校，要接他去見蔣。梁宗岱謊稱自己剛下課，肚子很餓，拉上校長章益三人一同去吃飯館。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斷飲酒，並裝出一副醉態，搖搖晃晃地對徐道麟說：“今天不能去拜見蔣總裁了，改天再去吧。”巧妙地躲過了這一次的“召見”。

外語教育家

在文化成就之外，梁宗岱還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國現代外語教育尤其是法語教育的開創者之一。

從28歲留學歸來出任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和系主任，到80高齡在廣外去世，梁宗岱有40年是在三尺講壇上渡過的。他以詩人的激情和學者的謹嚴，為先後執教過的北大、南開、復旦、中大、廣外等高校培養了大批外語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著名的詩人、學者或外交家。

梁宗岱的後半生－－從1956年中山大學籌辦法語專業，他被聘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廣州度過。徐真華，共同追憶這位傳奇一生的文化名人。

中國拜倫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廣東新會，1917年考入廣州培正中學，少年得志，16歲時就獲得“南國詩人”之美譽。1923年他保送嶺南大學文科，第二年踏上赴法留學征程。

留法期間，與法國象徵派詩歌大師瓦雷里相識相知，以及從羅曼·羅蘭口中所獲的讚譽，成為梁宗岱終身受用的人生經歷。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時兼任清華大學講師，年方28歲。1941年～1944年受聘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已經躋身於著名教授、學者行列。

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被譽為“最佳翻譯“

如今對梁宗岱的學術評價，主要肯定其在詩歌創作、翻譯、文藝理論上的成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長徐真華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梁宗岱先生近乎完美的西詩中譯和精當獨到的西方現代詩歌理論評介，標明他對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同時他又是中國文化的出色的傳播者，他因《陶潛詩選》法譯本與保爾·瓦雷里和羅曼·羅蘭結下的深厚友誼，成為跨文化交流史上廣為傳誦的佳話。更為重要的是，梁宗岱先生通過中西詩學與文化的匯通，建立起自己極具現代性與本土性的詩歌理論批評體系。直到今天，他的這一詩學大廈，仍是探討中國新詩出路的人無法繞開或迴避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委員柳鳴九稱“梁宗岱是中國翻譯史上的豐碑”；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被悉數收入由眾多譯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亞全集》，被余光中譽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最佳翻譯”；他翻譯的歌德《浮士德》，雖然只有半部面世，卻被海外學者認為是目前《浮士德》譯本中最優秀的……

“他對這個色、聲、香、味、觸的榮華世界充滿了激情”

古來書生多文弱，但在梁宗岱這裡卻是例外。他平生追求歐洲人文主義者所倡導的一種美好理想，即人的全面發展，健全的智力寓於健全的體格。

有關於梁宗岱體格之強壯、體力之過人的故事很多。在復旦大學時，他應邀參加重要校務會議，卻於會議前臨時到幾十裡外的村子去了。人家以為他無論如何趕不上開會，結果他不但在會議開始前回到學校，並且背著一頭奶羊，說是村上農民賣給他的。梁宗岱的神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談，而他則認為這太尋常了。

與體格相匹配的，是梁宗岱強烈而突出的個性，因此他的公眾關注度一直很高。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在其上世紀30年代所寫的《一知半解》一書中，有一段對宗岱的記述：“萬一有人長期埋頭於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著是什麼滋味，他應該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領會。萬一有人因為某種原因灰心失望，他應該看看宗岱那雙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濕潤的雙唇的熱情顫動，來喚醒他‘五感’世界應有的興趣；因為我整個一輩子也沒見過宗岱那樣的人，那麼朝氣蓬蓬，生氣勃勃，對這個色、聲、香、味、觸的榮華世界那麼充滿了激情。”

留學歸來，進入中國文壇的梁宗岱，愛爭辯的名聲迅速傳播。

他與美學家朱光潛“差不多沒有一次見面不吵架”；他毫不客氣地指責他敬重的李健吾“濫用名詞”；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實秋：“我不相信世界還有第二個國家－－除了日本，或者還有美國－－能夠容忍一個最高學府外國文學系的主任這般厚顏無恥地高談闊論他所不懂的東西。”由於他的尖刻犀利，作家沈從文把他的作風比作“江北娘姨街頭相罵”。

於是有人說，求真善辯成為梁宗岱的生活方式，溫源寧在英文寫作的《不算知己》中，則留有梁宗岱與人爭辯時的生動描述：

“他辯論簡直是練武術，手、腿、頭、眼、身一起參加。”

而梁宗岱在復旦大學的一位學生，在回憶文章中也記錄了他與一位中文系老教授為學術爭論直至交手的場面。

正當梁宗岱身負美名，決定在中國文壇施展更大抱負的時候，卻身不由己地捲入國家民族命運動蕩的驚濤駭浪中，中晚年經歷坎坷多舛。

謝絕立委

1944年，梁謝絕蔣介石派人請他“參加國民黨，當中央立法委員，享受中將級待遇，月薪500元大洋”的邀約，辭去復旦大學的教職回廣西百色定居，從此遠離文學達十多年。

被視”廢物“

“文革”前夕，當他將完成的《浮士德》(上卷)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譯稿準備交付出版社，一場大劫難突如其來，全部譯稿均毀之一炬。多年來在詩壇上的成就，與羅曼·羅蘭等國外文學家的交往，這時候都成了被批鬥的“罪名”。“文革”開始后，梁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冊、書信、名人字畫被毀，被燒。1969年9月，中山大學西語系合併到廣州外語學院，他隨調到該院工作。當時，編寫教材，編匯法漢辭典，都要迎合“形勢”，他不能接受，於是一直沒有工作干。一個著名的詩人、教授，精通英、法、德、意四國文字的翻譯家，被視為無用的“廢物”!

專註中草藥

晚年直至1983年去世，梁宗岱鮮少論著面世。而人們見到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採藥製藥－－這個當年被法國大文豪讚譽不已的學者“轉行”去搞中草藥了。

現任（2007年）廣外（廣州外國語大學）校長的徐真華1972年入讀廣外法語專業，他記得梁宗岱還是廣外法語系教授，但已經不教書不帶學生了，反而很專註於中草藥的研發。

“我記得梁先生自己上山採藥，自己煮葯熬藥，免費派放給有需要的人。他派葯也不分什麼尊卑身份，有次我去他家裡做客，他知道我有鼻炎，馬上拿出一壇藥酒，說可以治好我的鼻炎。在梁老家裡，病人吃了他的草藥治癒的感謝信很多。”

“要是落到魯濱遜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為魯濱遜的。”

因為出身中草藥世家，梁宗岱能辨識出中草藥不同的特點和藥性。他熟悉多種野果和樹木，曾說：“要是落到魯濱遜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為魯濱遜的。”

梁宗岱不但採藥，還潛心鑽研《病理學》、《醫藥學》，創辦製藥企業，親手研磨配製出了兩種確有奇效的中成藥“草精油”和“綠素酊”，治癒過不下五六百人的各種疑難雜症。

據他的夫人甘少蘇介紹，梁宗岱不走中國傳統醫學“以毒攻毒”的老路，而取“祛邪扶正”之法。他發明的這兩種葯，尤其是“綠素酊”，和抗生素一樣，能消炎殺菌，應付許多突發症，但無副作用，增強身體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

未譯完的《浮士德》

然而，由煮字烹文而蹈入從醫製藥之路，梁宗岱晚年這個轉行，不免帶著深深的時代悲劇色彩。這個遺憾，其實一直烙印在梁宗岱心中，到他臨離開人世的前兩年，病榻之上，依舊念念不忘平生心愿－－完成《浮士德》(下卷)的翻譯，以紀念1982年的歌德一百五十周年忌辰。

他似乎還欠著自己，欠著許多記掛著他的老朋友一筆舊賬，他要在有生之年償還它。最後的心愿終究沒有完成，1983年梁宗岱在病榻中辭世，有人說他臨閉上眼睛之前，發出的是一聲低吼。

真性情

問：作為梁宗岱先生的學生，你們接觸到的梁老是個什麼樣的老師？

劉志俠：我1958年入讀中大法語系，是梁宗岱先生學生，後來留校工作6年，又做了梁老的同事。我最感激老師的是，他給我們展示了舊式知識分子的真性情，對我影響很大。這點從他上課就能看出，他的課堂非常自由，沒有什麼預先寫好的教義，講課開放又充滿激情，天馬行空，隨意發揮，他的課是我們學生最愛聽的。

徐真華：我進入廣外，梁老已經不帶學生了，但有時會開些講座。但我們學生在校園裡經常能看到他，比如說早晨散步時，廣州10月份已經天涼，梁老還穿一件單衣，步伐矯健，見到我們念法語，還會過來聊幾句，糾正我們的發音。我們感覺他是個熱情開朗的長者，待學生很和善，後來從別的老師口中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

成就高

問：梁宗岱先生的學問和價值在近幾年才被重提，而在中國文學史上他好像沒有得到應得的評價。

劉志俠：由於歷史原因，梁老的作品長期塵封，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零散重印。身為他的學生，其實我們一直有結集出版老師生前作品的想法，我們夫婦的主編《梁宗岱選集》已經出版。作品跨越梁宗岱各個創作階段，分為詩詞創作、文藝評論、譯詩和譯文四部分。重新整理這些著述，我們彷彿又見到熟悉的梁老師，他的博學、直爽和雄辯，他的詩一般優美的語言，幾乎可以聽到他的急促的呼吸聲和猛烈跳動的脈搏。

徐真華：我個人認為梁宗岱先生的成就一點不下於徐志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徐志摩還是個文學青年，而梁宗岱已成名成家。任性任情、詩人氣質和詩人風格，還有他特有的行為模式，成為梁宗岱的標誌。在中國文學史上，梁宗岱先生是不可能被遺忘的。而梁老之前的作品被湮沒，有歷史的政治的複雜原因。廣外搜集建立“梁宗岱著述與研究全文資料庫”，目的就是重塑他的文學價值，力求保留這份給後人的珍貴遺產。

未完成譯著

問：梁宗岱先生的中晚年，再沒有多少著作產生，他的文藝之路被中途折斷，晚年轉去搞葯，很多人為此都覺得遺憾。如果梁宗岱後半生可以專註於文藝創作，將有多少更具光輝的著述留給中國文學呢？

盧嵐：同是詩人和詩論家的梁宗岱老師，1949年前十年開始沉寂，1949年後更加沉寂，十年“文革”又給他一身殘疾。

到他想將“文革”中被燒毀的《浮士德》重譯，將四年冤獄付諸文字，將丟失了的十年又十年的時光追回，奈何時不與人，握筆的手不靈，筆從手上掉下來。他的寫作生涯中止在未完成的狀態，沒有畫上句號。這使老師遺憾，也使讀者遺憾。

這也是老師一種殘缺的美，國事家事造成的不完美。然而，殘缺美不妨礙一件藝術品成為傑出，如同勝利之神的斷頭，維納斯的折臂。老師沒有完成的計劃，像一座冰山隱藏在水裡的部分，大家看不到它的體積形狀，卻使人懸疑、猜測，無端得了個想象空間。

也許是這種未完成狀態，正好是梁宗岱之所以成為梁宗岱。

1934年，一宗頗為“有趣”的離婚案件成為北京報紙爭相報道的焦點：一名家庭包辦婚姻的媳婦何氏上京向一位北大教授討回妻子“名分”，該教授並不承認婚姻的有效性，鬧到法庭試圖解除婚約，但由於不贊成朋友離婚的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的出庭作證，該教授一度敗訴；直至後來又頗費了一番周折，該教授對何氏作了賠償，婚約才正式解除。這件事聽起來就像一宗近代版的“鍘美案”，所不同的是，傳統意義上的“陳世美”並沒有因此而被強行押上“虎頭鍘”。時隔7年，又是這位已經名聲遠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陣不小的“同居風波”。他在廣西百色處理家務期問偶然看了一出粵劇，並對飾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蘇一見傾心，遂不顧社會輿論壓力，與現任妻子、女作家沉櫻分手，跟甘少蘇結合在一起。

對於“梁宗岱”這個名字，熟悉20世紀中國文藝的人們都不會感到陌生，即便不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也一定聽說過他的奇聞軼事－－至少，應該讀到過他所翻譯的文字：莎士比亞、歌德、里爾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學大師的詩歌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國風行，與他的大力譯介息息相關。“著名詩歌翻譯家”的名號戴在他頭上，相信誰也不會感到意外。而對於梁宗岱的詩人身份，要獲得承認也許就不這麼簡單。著名的《蘆笛風》，不過是一個舊體詞的合集－－舊瓶裝新酒？在白話文日益進入人們生活的當兒，在人們注重打破一切舊有形式的年月，這樣的集子只會遭到大規模的批評甚至嘲弄。然而梁宗岱並不與人們苟同，“就是詞又怎樣呢，如果它能恰當地傳達我心中的悸動與暈眩?”這是他的理由，也是他作為一名“詩人”獨特個性的極佳表現。對梁宗岱來說，他這個人本身、他的所作所為、他一生的“傳奇”，足以構成一首宏偉的大詩－－即便他的詩寫得很少，甚至在晚期完全放棄了詩歌創作。

用一生來完成一首詩，“一生”就註定要成為為這首詩所付出的代價。所有能夠稱作“傳奇人物”的人都是如此，這是他們共同的宿命。20世紀初，一個大變革時代的起點，這樣的傳奇人物一個接一個出現。在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少年得志，16歲時獲得的“南國詩人”之美譽一直伴隨他的一生；留學法國，所接觸的中國同胞都是名聲響噹噹的人物－－這還不算什麼，與法國象徵派詩歌大師瓦雷里的相識相知，以及從羅曼·羅蘭嘴裡所獲的讚譽，成為他終身受用的人生經歷；28歲，便被聘為北大教授，文學青年們源源不斷地慕名拜訪；再加上如上

所述的“風流韻事”，使他早早步入了“文化明星”的行列，以強烈而突出的個性而受到公眾的關注。人生的“得意之秋”匆匆度過，之後面臨的是人生境遇風起雲湧的大轉變。

1951年，港澳及海外曾一度盛傳他已屈死在獄中，“生前”好友甚至為他舉行了悼念活動。這是他第一次“死”的經歷，第二次“死”，是在“文革”初期。1966年，粱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冊、書信、名人字畫被毀、被燒，於是香港第三次風傳梁宗岱不在人世。兩次都沒有“死”成的梁宗岱，依然個性強烈，樂觀如舊，並潛心致力於“製藥”，同時向人們贈送藥品。這可能是很多人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情，一代翻譯大師，怎麼會“淪落”到“製藥”的地步？究其實，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的，他們家原本就有製藥施醫的傳統，祖籍廣西百色又盛產藥草，梁宗岱愛上製藥在情理之內。若非時代發生變故，梁宗岱成為一名著名的製藥者也不一定。

風流、樂觀、好爭辯的梁宗岱，由翻譯家、學者轉向“製藥者”的梁宗岱，從1917年14歲時起，就與廣州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後半生－－從1956年中山大學籌辦法語專業，他被聘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廣州度過。1970年，中山大學外語系併入廣州外國語學院，梁宗岱隨外語系轉至廣外，任廣外法語教授，之後廣外便成為他最終的棲息地。在廣外校園內，從一片五六十年代建的小閣樓叢中穿過，雲溪路10號，記者看到了梁宗岱的故居。他曾經的學生、同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前校長黃建華一邊打量著熟悉的故人地，一邊給記者講述梁宗岱的生平，由衷的自豪與憂傷的懷念齊上眉梢。一首大詩已經完成，詩與詩人最終融為一體，不管稱他做“翻譯家”還是“學者”或其他什麼名號，歷史因為粱宗岱的曾經存在以及他所完成的人生之詩，而多了一抹定格了的奇妙色彩。

學齡前的宗岱頑皮好鬥，從不服輸，故有“翻天郎”的美稱。他每次跟別人的孩子打架，總是得便宜佔上風。所以，街坊鄰里的大人都叮囑自己的孩子別招惹梁宗岱，免得吃虧。看見宗岱從遠處奔跑而來，大人們就急忙地把自已的孩子喊進屋裡，並嚇唬說：“梁全泰的孫子來了，別亂跑!”(粱全泰是梁家一間商店的牌號)這時的小宗岱渾身是勁，腦袋機靈，神氣十足。有時還對那些躲在大人背後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來了，誰敢出來比試比試?”敢應聲來比試者不見一人。但這不意味著宗岱恃強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歡打抱不平，看不慣那種欺軟怕硬的拙劣行徑而已。

少年時期的梁宗岱先後在廣州《越華報》、《群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詩作。

隨著詩作接踵問世，各界讚譽亦隨之而來，年僅16歲的宗岱就被譽為“南國詩人”。廣州各報館的記者聞訊紛至沓來。有一次，一位記者來訪，梁宗岱出門迎接，問記者找誰，記者見他小小年紀，便信口答道：“找你父親梁宗岱”。梁宗岱慢條斯理地說：“你不是要找梁宗岱么，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記者驚詫不已。

在梁宗岱留法期間，中國的文人、藝術家，如劉海粟、朱光潛、傅雷、劉抗、陳人浩、張弦等先後踏足巴黎。他們在學習之餘，有時會聚一起議論文學藝術，敘談友情。梁宗岱雖不是畫家，但對油畫卻頗有見地，常去美術館參觀畫展，或去劉海粟住處欣賞油畫。劉海粟一次去巴黎近郊玫瑰村探訪朱光潛時作《玫瑰村》一畫。完稿之後一直掛在牆上，自己頗為欣賞。一天早晨，他正想去美術館，恰巧傅雷和梁宗岱兩人來看畫。傅雷說：“很好！在色塊的處理上，構圖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響。”梁宗岱說：“這畫是海粟自己的東西，與塞尚無關，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認定的事就堅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隨聲附和，誰也不服誰，越爭越激烈，眼看要動手。旅館老闆不懂華語，不知道爭吵的原因，慌忙打電話請來警察局長。局長趕到一聽經過，大笑而去。兩位老友也都相視而笑，和好如初。

1944年的秋天，在梁宗岱剛剛完成培訓班一個學期授課任務后，正趕上蔣介石物色“智囊團”人選，他看中了在知識界有影響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親筆信來召見梁宗岱。前後三次召見都被他婉言拒絕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蔣介石的轎車來到重慶北碚，要親自接他去見蔣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歐時的同學，又是蔣介石的親信。他來之前曾先打來電話通知復旦大學校長章益，梁宗岱知道這一次走脫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見到徐道麟后便說：“老同學，我剛下課，肚子餓得叫了，我們先上館子吃一頓再說。”於是他拉上章益校長一同去飯館。在餐桌上樑宗岱不斷飲酒，裝出一副醉態，對徐道麟說：“今天不能去拜見總裁了，改天再去吧。”終於巧妙地躲過了這一次的“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