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櫻

沉櫻：本名陳櫻。原名陳瑛，乳名娟。“沉”與“陳”諧音，“櫻”系指櫻花。沉櫻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女作家。少女時期，她為周氏兄弟（魯迅與周作人）翻譯的日本小說所傾倒，因此取筆名“沉櫻”，以表對日本文學的愛慕。

1907年4月16日，沉櫻生於山東省濰縣城裡一個有文化的中產階級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學官，而父親讀的卻是洋學堂，接受了新思想；二舅父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多才多藝，反對女孩兒纏足，主張女子讀書、男女平權，是個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他的新思想，像春天的風，吹開了那顆幼小、堵塞而迷惘的心，使沉櫻在渾沌之中，看到新生的前程。

1920年，隨家遷居濟南，住正覺寺街吉仁里。翌年，入山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其間，北大畢業的國文老師顧獻季先生向學生介紹正在興起的新文學，給她很大影響。

1925年，考入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兩年後因學校被國民黨封閉，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

1928年11月，沉櫻的課業習作《回家》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望道主編的《大江月刊》第二期發表（署名陳因），茅盾讀後，曾致信編者問“陳因何許人，是青年新秀，還是老作家化名？”且又在該刊12月號第三期上撰文稱許：“《回家》一篇的風格是詩的風格，動作發展亦是詩的發展，此等風格，文壇上不多見。”此後沉櫻又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

1929年8月，她在《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15期發表短篇小說《欲》時，始用“沉櫻”為筆名。這緣於她對周氏兄弟翻譯的日本小說的喜愛：“沉”是陳的諧音，“櫻”系指美麗的櫻花。

1929—1935年間，沉櫻共出版了五個中短篇小說集：《喜筵之後》（1929年，北新書局）、《夜闌》（1929年，大光書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書局）、《一個女作家》（1935年，北新書局）、《女性》（1935年，生活書店）。

早期小說多寫青年男女愛情，也寫貧困人民的悲苦生活，描寫細膩，散文樸素可親。到台灣后自費出版過《沉櫻散文集》，此書絕版多年後在1986年以《春的聲音》為書名重新出版。

1946年任上海市實驗戲劇學校教員，次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49年去台灣，一直在中學任教達17年，1967年退休。

1925年開始發表作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品集《愛情的開始》

創作了《嫵君》《回家》等作品。

1928年11月《回家》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望道主編的《大江月刊》第二期發表（署名陳因）。

1929年8月在《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15期發表短篇小說《欲》時，始用“沉櫻”為筆名。此書絕版多年後在1986年以《春的聲音》為書名重新出版。

1929年出版《喜筵之後》《夜闌》《某少女》。

1935年出版《一個女作家》《女性》。

翻譯家

亦是一位翻譯家。抵台後主要精力用於翻譯，共譯過20來本歐美名家的小說和散文，

1967年自費印刷出版了自己翻譯的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說集《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出版后引起了強烈反響。該書歷經30年而不衰，至今仍暢銷於台灣和海外，幾乎成為這部名作的中文“定本”。其餘有茨威格的長篇小說《同情的罪》，赫爾曼/黑塞的《悠遊之歌》《車輪下》《拉丁學生》，還有《毛姆小說選》等等。

1920年，沉櫻一家遷居濟南，住在正覺寺街吉仁里。次年，沉櫻入山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在山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期間，沉櫻遇到了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國文老師顧隨。顧老師文才出眾，還擁護新文學。在顧老師的影響下，沉櫻喜歡上了魯迅、周作人等語絲派作家的作品。沉櫻在復旦大學學習期間開始步入文壇，其處女作就得到了茅盾等人的讚賞，在大家的褒獎之下，沉櫻便一舉成名了。

1924年，17歲的沉櫻隨家南下，並於次年考取了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兩年後，上海大學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閉。於是，沉櫻便轉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借讀了兩年。當時，劇作家洪深也在復旦大學教書，並積極從事戲劇運動。由於沉櫻能講普通話，洪深便動員她參加了復旦劇社，主演了話劇《女店主》。在此期間，沉櫻與戲劇家馬彥祥相識、相愛，最後結婚。可不知為什麼，1930年底，沉櫻又和馬彥祥離了婚。

接著，沉櫻到了北京，結識了知識廣博、才華橫溢的詩人、翻譯家梁宗岱。

梁宗岱（1903—1983），廣東新會人，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詩人、學者。他早年留學歐洲多年，與瓦雷里、羅曼·羅蘭等文壇大師交往頗深，1931年回國後任教於北大，與沉櫻結識。梁宗岱在學習上肯下苦功，翻譯中一絲不苟、反覆推敲的精神給沉櫻很大影響。1934年秋，梁宗岱因早年包辦的婚姻問題與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鬧翻，便從北大辭職，與沉櫻同赴日本，同居於葉山。一年後，沉櫻與梁宗岱回到國內，結為伉儷。此後，沉櫻多居家中，偶有所作。1937年，長女梁思薇出生。抗戰爆發后，一家離開天津，輾轉至重慶，梁被遷至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教授。1941年，次女思清出生。

1944年，梁宗岱在回廣西百色處理家務時，與當地的粵劇演員相識相愛。沉櫻聞訊后，立即偕兩個幼女思薇、思清搬出兩人的住所。

沉櫻與梁宗岱的感情糾葛頗為複雜，沉櫻晚年曾說過這樣的話：“和他分開，其原因，既簡單，又複雜。他很有錢，是一個有雙重性格的人。我只有離開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則，我是很難脫身的。我是一個不馴服的太太，決不順著他！大概這也算山東人的脾氣吧……”

抗戰勝利后，沉櫻先後在上海戲劇學校、復旦大學工作（此前梁宗岱已從復旦辭職），1948年帶子女隨母親、弟妹離開上海去台灣，后赴美居住。

沉櫻與梁宗岱的感情是頗為複雜的。他們當年是因互相傾慕才華而結合，感情不謂不深。巴金先生留學日本時寫的散文《繁星》中這麼描寫了梁宗岱和沉櫻在葉山的生活：“在松林的安靜的生活里他們夫婦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緻的小屋裡看到了這一切。”可見當時他們感情的甜蜜。而他們的幼子思明，是在他們分居之後才出生的，可見他們感情並未完全破裂。

而據林海音在懷念沉櫻的文章中說：“她並沒有和梁宗岱離婚，在名義上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灣，她們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沉櫻和梁宗岱在1950年代後期便恢復通信聯繫。1972年沉櫻寫給梁宗岱的一封尤其感人，信中沉櫻稱他們為“怨耦”，“耦”通“偶”、“藕”，寓意深長。她還寫道：“……時光的留痕那麼鮮明，真使人悚然一驚。現在盛年早已過去，實在不應再繼以老年的頑固……”其中意味，也是深長的。不過，1982年沉櫻回國探訪親友時，卻終未與梁見面，其時她內心的複雜，別人自難體會。

關於沉櫻和梁宗岱的分手，台灣女作家潘琦君在文章中寫道：“思薇說她母親對父親一直是又愛又恨。他們倆其實都相互的欣賞，相互的關愛，但因兩個人個性都太強，永遠無法相愛。母親毅然離開父親，並不一定是因為父親對她用情不專，而是由於性格不合。”在重慶時曾與沉櫻鄰居多年的好友趙清閣回憶說：“沉櫻熱情好客，朋友們都喜歡接近她。為了家務之累，她不能常寫作了，心裡不免煩惱，常和宗岱鬧脾氣。宗岱性情耿直，也不謙讓，終於兩人吵了幾年分開了……”沉櫻的山東人脾氣性格，使她不顧朋友的勸阻，帶著年幼的子女離開大陸，遠赴他鄉。據趙清閣回憶，沉櫻赴台前，她曾與方令孺勸阻，“但她個性很強，表示要走得遠遠的，永世不再見到梁宗岱。這是恨，但也是因愛而恨！他們的矛盾主要還在於宗岱希望她做賢妻良母，而她偏偏事業心很重。據說當年梁宗岱也曾從廣西飛到上海，希望至少阻止子女赴台。未果。”

沉櫻說的“山東人的脾氣”，實際道出了她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女性的自尊與堅強。潘琦君曾在文章中說她去美國看望晚年的沉櫻，一起到屋外拍照時，潘琦君去扶她，她不讓扶，我知道她的心情，是願意讓老友看到她能自己健步行走。“當潘琦君要和她拍一張她坐在輪椅里的照片，她說：“不要，你坐在裡面，我站在你旁邊。”拍照時，她要戴眼鏡，“戴上眼鏡比較象樣些。”——“她總是希望朋友們看到她整齊的儀容。”潘琦君寫道。在美國時，沉櫻喜歡鄰兒女租房單住，說“既有依靠，又能獨立”。而她獨自撫養三個兒女成人，更顯出了她的堅強。也正因此，她擁有了自己獨立的世界，贏得了朋友的尊敬和愛戴。1983年，梁宗岱病逝於廣州。

1948年沉櫻到台灣后，執教於苗栗縣頭份鎮著名的私立中學——大成中學，後為了兒女上學方便，1957年移居台北，受聘於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學教授國文。

在台灣，沉櫻獨自負擔三個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壓力很大；但她從來是樂觀的。她常說：“我不是那種找大快樂的人，因為太難了；我只要尋求一些小的快樂。”在頭份鎮，沉櫻結識了鄉居的台灣國學大家和抗日誌士張漢文和他的夫人司馬秀媛，與他們成了忘年交，在他們的果園中建了三間小屋，這成了她經常讀寫的地方。閱讀和翻譯是沉櫻尋求的快樂，而且她的翻譯很受讀者的歡迎，很多讀者向她寫信交流，這也增加了她的快樂。1967年，沉櫻60生辰，用女兒寄自美國讓她宴請親友的匯款餘款，自費印了她翻譯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說集《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作為更有意義的紀念，不料引起強烈反響，在當時台灣出版業蕭條的境況中，一年內竟連印10版，後來又印行了幾十次，打破了台灣翻譯的記錄，至今仍暢銷於台灣和海外。1967年，沉櫻自台北第一女中退休，開始自辦家庭譯文出版社，此後一年間出版譯書9種之多。她的譯作統編為“沉櫻譯書”、“蒲公英譯叢”，再加上她的《沉櫻散文集》、《散文欣賞》（一二三集）等，又編為“蒲公英叢書”，並全由自己經銷。研究者寫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家自辦出版社，能長久生存者甚少，多數最後總要傾家蕩產。但沉櫻卻是成功的一例。”

沉櫻說：“人生的快樂有兩個來源：一是創造，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獨立的工作給她創造了快樂，也為她贏得了朋友和尊重。沉櫻是台灣婦女寫作協會的成員，雖然她極少參加活動，但台灣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劉枋等人都與她過從甚密。她也同蘇雪林、謝冰瑩一樣，被大家尊為“先生”。1986年8月，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特辟兩個專欄，刊登了沉櫻的4篇散文和6位友人林海音、琦君、羅蘭、張秀亞、劉枋、司馬秀媛懷念沉櫻的文章。編者按中說，這些文章，是祝賀這位在文學上奮鬥了大半輩子的文壇先輩的八十壽慶。

“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雖然是在繁花如錦的蜀國之春，又有誰曾忘記了家鄉呢？但願沒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杜鵑，就是子規，而它叫的就是“不如歸去”吧——我當時曾這樣在默念著。

家鄉是歸去了，但曾幾何時又離開了。現在寶島上，我又住在鄉下，在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夠繁茂的，但常使我覺得奇怪的是鳥聲並不太多。看了到處開的杜鵑花，我的耳邊似乎又響起杜鵑的“不如歸去！”的叫喚。是的，什麼時候我再歸去聽聽那些“春的聲音”呢？

沉櫻的散文名篇《春的聲音》，1939年寫於重慶北碚，1949年又重寫於台灣，不單是為了文字的修飾，更多的還是由於鄉情的難捨。“不如歸去”的聲音，幾十年來一直響在沉櫻的心頭。沉櫻在台灣雖不乏朋友，卻仍懷戀家鄉的親友和過去的往事。1963年除夕，在台北的沉櫻給在女兒思薇寫信，該信收入她的散文集時題為《一夜鄉心五處同》，其中當也包括遠在大陸的梁宗岱。1980年給其表兄田仲濟的信中還問及濟南的變化，問還有沒有燒餅、油條、爐箅，以及她早年就讀的第一女中是否還在原址。沉櫻還多次在信中向表兄透露想回國居住的念頭。

因子女在美國，1972年，沉櫻離台赴美居住。1982年4月，沉櫻從美國回國探訪親友，先後到上海、濟南、北京，見到了巴金、趙清閣、田仲濟、朱光潛、卞之琳、陽翰笙、羅念生等親朋好友。以她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國定居。但她在河南開封閑居了數月，始終不能習慣，只好又飛回美國。晚年的沉櫻患P·S（“帕金森”病），執筆不便。1988年4月14日，沉櫻病逝於美國瑪利蘭州老人療養院。趙清閣通過沉櫻女兒梁思薇的信獲知，沉櫻走時身邊一個親人沒有，因為兒女們不住一地。“但她生前曾遺囑思薇，說她活著一直不願加入美國籍，死後也要屍還故國。並且希望安葬北京。”當可想見，在異鄉的暮春中如一片美麗的櫻花悄悄沉殞的剎那，沉櫻的心頭仍在響著幼時故鄉空中那“不如歸去”的春的聲音吧。

沉櫻散文集1972，（台灣自刊本）增補本改名為，《春的聲音》，林海音編，1986，純文學。

沉櫻的小說多著筆於愛情婚姻。關於女性寫作的“自處”問題的思考，廬隱曾語：“為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而沉櫻已超越為“不僅僅作人，還要作個女人”。她已經去理性思考狂熱愛情下的婚姻危機。在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上，沉櫻在現代女作家中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張愛玲之後、丁玲之前。

沉櫻是以愛情小說名世。她的小說多取材於個人家庭生活和城市婚戀故事。筆者見到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沉櫻作品集《愛情的開始》，收錄了《意外》《中秋節》《時間與空間》《愛情的開始》《喜筵之後》《舊雨》《女性》《欲》《洋娃娃》《某少女》等愛情題材的短篇小說。

這些創作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情節簡單，但沒有做作的痕迹，重在寫人的內心慾望與矛盾，所以今天讀來依然鮮活生動。

沉櫻的小說多寫處於戀愛婚姻中的知識女性的情感世界，雖遠離時代風雲，格局較小，但描寫細膩精緻，語言優雅流暢，對其時一些女作家直白說教的“問題小說”，在藝術上有某種超越性。

如《嫵君》寫的是不顧家庭反對準備與戀人私奔的嫵君由幻想、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起伏。整篇幾乎全是對嫵君內心感受的娓娓敘寫，不動聲色而含蓄委婉，富有回味，籠罩著一種詩的意味。沉櫻還擅長“沒事找事”，以看似不起眼的尋常小事來營造氣氛，傳達微妙的感受。

如《回家》寫的是在外讀書的麗塵姑娘回家時在家庭的溫暖和“偉大的事業”的吸引之間的矛盾。其中寫到母親逗麗塵五歲的小妹妹，讓麗塵藏在床后，小妹妹進屋找不到姐姐，聽說姐姐被母親趕走，哭了起來；又遵母親的吩咐，向母親行禮，請求讓姐姐回來。大家都被逗笑了，“麗塵在床后本來也在笑著；後來小妹妹哭了，自己忽然莫名其妙地也流起淚來……”在現代女性小說技巧的成熟過程中，沉櫻是一個重要的過渡。

在台灣文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沉櫻的小說創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譯，這一評價據說曾得到過沉櫻本人的認同。

沉櫻是最早關注並表現現代知識女性生存狀態和性別自覺的作家之一。有研究者認為，現代女性的自處問題（如何自憐、自珍、自強、自衛）這一20世紀女性寫作的最大主題，可以說最早始於沉櫻。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已經從追逐自由婚姻、新式生活的興奮中走出，開始理性地面對女性在婚姻感情中的性別和角色定位。

揭示出曾被“五四”女性狂熱追逐的自由愛情內部的危機，將新式婚姻放入思辨範疇接受新的理性考驗。這在後來的張愛玲筆下有進一步的發展。

寫《往事並不如煙》的章詒和女士，透露自己的寫作深受沉櫻影響，並盛讚沉櫻：“我正在閱讀沉櫻，她的散文簡約純樸，感情真摯，不眩惑於奇巧華麗，不刻意追求藝術特色。我能學到她的一半，就滿足了。可能一半也學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