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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文字獄代稱

“三家村”一詞在《漢語大詞典》中有兩個義項:一是"偏僻的小鄉村"。二是"文革"用語(專指1966年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因之前在《前線》開闢《三家村札記》專欄而被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事實上,"三家村"在唐代已出現,其最早出自唐代王季友《代賀若令譽贈沈千運》:"相逢問姓名亦存,別時無子今有孫。山上雙松長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詩中"三家"與"百家"形成鮮明對比,當年百戶的村落如今僅餘數家("三家"為虛指,極言其少),蒼涼之感躍然紙上。

由來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闢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發展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記”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批判者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系統。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柜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動終致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國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鬥爭矛頭轉而指向黨政軍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新聞、出版界的知識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代名詞,併流行一時,形成恐怖氣氛。因此罹禍者甚眾。連與文化無關的小單位,也要揪個“三家村”出來;否則就是“不抓階級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寫道:“剝削階級的槍杆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裡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更是以最高權威從政治上定調,一個思想治罪的網羅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撒開:所有對現實稍有意見,或被領導、群眾認為有不滿情緒、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發表賺額外稿費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歡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愛好者,在當時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冤案平反


1978年8月,經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吳、廖三人所作的結論,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為鄧拓、吳晗舉行追悼會,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