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鏡元
原總參謀部三部部長
戴鏡元(1919—2008),男,福建省永定縣岐嶺鄉竹聯村人。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技偵情報工作創始人之一、技偵情報戰線傑出的領導者。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三部部長,副大軍區職離休幹部。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永定農民暴動,1929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年僅十歲。先後任鄉兒童團團長、區兒童團團長、共青團金豐區委書記。
戴鏡元(1919—2008.4.3),福建永定人。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9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民國20年12月調任共青團龍岩縣委書記,翌年春調任共青團連城縣委書記。民國22年春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央軍委某局黨支部書記。民國25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隨李克農(中共代表團團長)、錢之光一起到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進行會談。同年4月隨周恩來、李克農在延安與張學良再次舉行會談,仍負責機要工作。兩次會談,為後來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央軍委某局科長、處長、第一副局長、代局長,某局黨總支書記。民國34年春,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某局局長兼政委、某局黨委書記。民國38年4月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同年9月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軍委某部副部長、中央軍委某部部長、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中央軍委總參謀部某部部長、中共總參三部委員會書記。當選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著有《長征回憶》、《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深切懷念敬愛的良師摯友克農同志》等回憶錄。
總參謀部某部原部長、副大軍區職離休幹部戴鏡元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王剛、劉淇等分別以不同方式對戴鏡元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戴鏡元同志遺體告別儀式,於2008年6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行,與此同時,在戴鏡元同志的家鄉永定縣岐嶺鄉竹聯村,也將舉行弔唁儀式。
戴鏡元是福建省永定縣人,1928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歷任共青團福建省永定、龍岩、連城縣委書記,中革軍委二局黨支部書記、研究員、參謀、股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歷任軍委二局副科長、科長、處長、系主任、副局長等職,參加了平型關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軍委二局代局長、局長兼政治委員,中央后委委員、軍委總情報部副部長、軍委技術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處書記、區長等職,參加了中原突圍、進軍大別山、遼瀋、平津、淮海、渡江、進軍西南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戴鏡元同志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對黨的事業無比熱愛,數十年來,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我軍技偵情報事業的發展英勇奮鬥,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不朽業績。
戴鏡元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軍技偵情報工作創始人之一、技偵情報戰線傑出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第七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保密委員會副主任。
戴鏡元:“毛主席說,我們是長征路上的燈籠”
新華網北京8月5日電(記者黎雲)90歲的老紅軍戴鏡元一生傳奇:毛澤東主席曾為他題詞:“步步前進,就是步步勝利!”中央軍委將繳獲的阿部規秀的大衣獎勵給他……
在偵聽戰線戰鬥了一生的戴鏡元,從紅軍時期就一直在中央領導身邊工作。
“我們是帶著罈罈罐罐倉促出來的,一路上抬著笨重的充電機。”1934年10月,在中央軍委電台做譯電員的戴鏡元淚別中央蘇區。
當時中央軍委代號“紅星縱隊”,電台代號“第四分隊”,戴鏡元是支部書記。
長征中,電台承擔著通信聯絡和偵聽敵軍情報任務的重要作用,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別關愛。
湘江之戰,部隊損失慘重。“紅星縱隊”急行軍5晝夜,仍然沒有擺脫追兵。下午2時多,電台分隊到了一個只有四五戶人家的村子,戴鏡元和戰友們利用休息時間架起天線偵聽敵情。炊事員卻在一邊為做飯掉眼淚——部隊急行軍沒有補給,早就斷糧了。
誰也沒想到,毛主席的管理員提著三隻肥大的母雞,滿頭大汗地跑來:“主席給你們送雞來了。”
戴鏡元說:“我一聽,眼淚馬上就嘩嘩地下來了。”
1935年6月,隊伍快到達川西天全地區時,遭到6架敵機的輪番掃射,報務員雷永通的小腿被炸開一個銅錢大小的洞,鮮血直流。
毛主席當時就在不遠的地方,馬上把自己的擔架調了過來給雷永通。長征途中,紅軍行軍作戰情況和敵人一天的情報要到晚上才能收集匯總,所以毛主席常常在夜裡工作,中央特地為他準備了擔架,以便他在行軍中可以休息。
“我們哪能要主席的擔架,但主席命令我們收下。”戴鏡元回憶說,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騎牲口了,才把擔架送還毛主席。
戴鏡元說:“那時候真是苦啊,過草地的第三天晚上,我與幾位同事在傾盆大雨中戴著斗笠,把包袱墊塊小油布放在膝蓋上當桌子,一直偵聽到天亮。”
那個夜晚,戴鏡元凍得手腳發麻,毛筆也被凍住了。每寫一個字他都得把毛筆伸到嘴裡呵一口熱氣,手一哆嗦就捅到嘴上或臉上,弄得滿臉烏黑。
“整整7天7夜的草地生活,行軍的時候我們跟著走,停下來就架天線工作,完全是靠意志支撐著。”71年後,說起那段歷史,戴鏡元擺擺手,不願意多講。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壩召開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會議,並擴大了幾個軍團長參加討論。
作戰計劃得到了許多人的積極響應。鼓新場雖是黔北重鎮,但先前的情報顯示,駐守鼓新場的是黔軍的“雙槍兵”,遠不是紅軍的對手。
然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通過分析電台破譯的敵軍情報,毛澤東已經敏銳地感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
當日23時,會議還在進行,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一下興奮了起來——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在打鼓新場布下了口袋。
戴鏡元拿著情報就往毛澤東的住處跑。凌晨2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放棄進攻計劃。周恩來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貿然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啊!”
“紅星縱隊”渡過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幾個石洞里設立了渡江指揮部。前有大江擋道,後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條勉強可用的木船,正確的情報將決定紅軍的生死存亡。
“我們與‘瞌睡蟲’作鬥爭,一刻不停地抄收情報,困了就輪換著到江邊用冷水洗頭。”戴鏡元說。
根據電台抄收的情報,毛主席準確地推算出了敵軍抵達金沙江畔的時間。中央紅軍2萬多人依靠6條木船,經過9天9夜,從容渡過了金沙江。
1935年5月10日,就在紅軍渡江后的第二天,國民黨部隊匆忙趕到,望江興嘆。後來5軍團排演了一出話劇《一隻破草鞋》,寫的是敵人到了金沙江沒追上紅軍,只撿到一隻破草鞋的故事。
“四渡赤水、二占遵義、巧渡金沙江和強渡大渡河,我們都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報,毛主席讚譽我們是‘長征路上的燈籠’。”戴鏡元說。
跟電波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戴鏡元上世紀80年代從總參某部部長的崗位離休,在香山的寓所里安度晚年。他家客廳的桌子上,擺著總參某部送他的離休禮物——一個工藝盤子,上面刻著16個字:“無形戰線、無名英雄、無私奉獻、無上光榮。”
戴鏡元(1919--2008)
截獲敵軍情報,紅軍躲過一劫
抗日戰爭爆發時,戴鏡元只有20來歲,但已是我軍著名譯電員。他所在的中央軍委二局,多次成功破譯日軍情報。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荀壩召開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會議,並擴大了幾個軍團長參加討論。作戰計劃得到了許多人的積極響應,就毛澤東一個人堅決不同意。連日來,毛澤東通過分析電台破譯的敵軍情報,敏銳地感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
當晚11時,會議還在進行之中。電台中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一下興奮了起來,截獲的情報正是國民黨滇、川、黔軍的行動情況。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在打鼓新場布下了口袋。
周恩來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貿然發起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
1939年11月,為報復八路軍的抗日行動,日軍對我晉察冀邊區進行清剿掃蕩,指揮官就是被日本新聞媒體誇耀為“山地戰專家”、“名將之花”的日軍中將阿部規秀。
“日軍的火力非常強,戰術也好,我們把敵人圍住了,但衝鋒幾次都拿不下來。”此時,戴鏡元在延安的八路軍總部,負責對敵人電報的偵聽和破譯工作。他敏感地發現,日軍在黃土嶺地區頻繁地發報和收報,立即組織人力偵聽日軍電訊。
“破譯出來以後,才知道原來有個日軍中將被圍住了,日本鬼子很著急。我馬上就通知了楊成武。”戴鏡元說。楊成武正指揮部隊擔負主攻任務,接到情報一看,這還了得,堅決不能鬆口,不惜代價非要啃下這塊硬骨頭。
八路軍剛剛繳獲的幾門小迫擊炮發揮了重要作用。幾發炮彈下來,阿部規秀命喪黃泉,成為抗日戰爭中,在中國戰場上被擊斃的日軍軍銜最高將領。
截獲日軍偷襲珍珠港情報
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實行統一戰線、共同抗日。戴鏡元截獲了一份日本的密碼電報,並成功進行了部分破譯。其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這份被部分破譯的電報顯示,日本正在密謀一項重大軍事行動――偷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軍基地珍珠港。
中共中央立即將情報通報給國民政府。“聽說蔣介石對此很重視,馬上組織了國民黨的幾家情報機關,連夜對電報進行破譯。”戴鏡元說,很快,破譯結果就迅速地反饋給美國政府。
但這個重要的情報並沒有引起美國軍事當局的重視。“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國能搞到這樣的情報。”戴鏡元說。
不過,另外一份同樣是被戴鏡元和中央軍委二局截獲的情報,使美國人嘗到了甜頭。1943年4月13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為鼓舞日軍士氣,決定到肖特蘭地區巡視,並於當晚發出電報:“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於4月18日親自巡視巴拉爾島、肖特蘭島……因天氣不佳則順延一天。”
這份電報被中共中央軍委二局截獲后,同樣通告國民政府,並通知了美國軍方。
這一回,美國軍方不敢怠慢,根據中方提供的情報內容,立即做好戰鬥準備,山本五十六當場斃命。“日本人一度迷惑不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戴鏡元回憶,事後,美國軍方也採取了許多迷惑手段,使日本人相信山本座機被打掉,是偶然碰上的,而不是因為情報的泄露。
在戴鏡元的一生中,周恩來是他最為尊敬的師長和領導者之一。從紅軍時期開始,周恩來同志就一直負責情報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中央機關只留下精幹人員在陝北堅持活動,其餘人員被分散和隱蔽起來。周恩來把戴鏡元叫到延安,當面指示他帶隊跟隨中央前委行動,顯示了中央對他的高度信賴。
1975年,鄧小平接見戴鏡元時,稱讚他解放戰爭時期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敵人情況了解得很清楚,情報非常及時、準確,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記者讓他談談,都有哪些事情,戴鏡元不肯說。記者告訴他說,現在很多事情已經解密,戴鏡元卻說:“解密了,也不能從我嘴裡說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