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

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歷史系，1955年10月考入東北師範大學由蘇聯專家主講的世界古代史教師進修班，1957年7月通過論文答辯畢業。自1952年起，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83年任教授。曾多次出國講學、研究、參加學術會議，主要有：1986年3月至5月，作為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高級訪問學者訪問了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歷史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匹茲堡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 1998年7月至12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等。

曾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理事長，現任名譽理事長。並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北京史學會常務理事，美國《世界史雜誌》編委等。

從劉家和四歲時上私塾開始直到1952年輔仁大學畢業為止，該階段可以認為是劉家和的歷史研究比較意識的萌發階段。

這個階段劉家和最主要的興趣是在中國史尤其是中國古史上。這一方面得益於劉家和從小受到的中國傳統教育，尤其是家鄉六合鄰近具有濃厚清學傳統的揚州，因而“從小就受到清代學術，特別是揚州學派氣氛的感染，這對於他後來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劉家和很早就對文科尤其是中國的傳統學問具有濃厚的興趣，再加上此後在江南大學、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系統學習，奠定了劉家和在中國學問尤其是中國古史方面深厚學養的基礎。

雖然以“中學”為主體，但由於一些特殊的經歷和際遇，劉家和在這一階段也開始對“西學”發生了興趣，而後者正是激發劉家和的比較意識產生的前提。這當中包括如下經歷。

(1)在美國貴格會辦的小學就讀期間，一方面開始在直接教學法的方式下學習英文(因為老師就是美國人)；另一方面開始接觸《聖經》，並且產生了通過進一步學習了解西方文化的願望。

(2)在江南大學史地系學習期間，雖然最愛讀的是中國古書，不過興趣卻十分廣泛，先生修的必修和選修課程包括：中外兩門通史、中外兩門近代史、大一國文、英文、地理學、商周史、秦漢史、哲學概論、邏輯學、倫理學、中國文學史、古文字學、政治學、經濟學、微積分等。從中既可以看出劉家和日後對“小學”和哲學的“業餘”愛好的開端，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他對中西學問的學習都很重視。

(3)大學期間與幾位名師的邂逅成為劉家和的比較思想起步階段最重要的推動力。在中國學問方面，對先生影響最大的首推錢穆先生。從他那裡，劉家和懂得了“治史必重考證，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人手”，以至於這成了劉家和“半個世紀以來治古史時所信守的基本原則”。另外一位講述文字學的馮振先生則幫助劉家和打下了中國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學的基礎。在西學方面影響最大的有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位先生，唐先生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牟先生對邏輯學的講解，既激發了劉家和“對哲學的終身興趣”，同時也感到中外學問既有相通之處，又存在思考習慣上的差異，從而“啟發了比較思考的習慣”。

劉家和在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撰寫引論時，積半個多世紀學術研究的經驗和思考，談論了關於學習與研究的關係。

劉家和把學習與研究的關係看作學術活動的內在結構之一種，通過兩者之間的張力關係來理解研究的意義。他考察了中國傳統典籍，對漢語“學習”和“研究”這兩個詞的含義進行了分析。指出，廣義地說，“學”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狹義地說，“學”字有知道(被教會)、記住和仿效三層含義，這三層意思都反映著人的受教過程。“習”字則有反覆地做的意思。概括起來，由“學”和“習”兩字組成的“學習”一詞，表示的就是由“學”而開始獲得知識，在反覆的“習”中達到切實的把握。

重在繼承的學習，怎樣才能過渡到重在創新的研究？或者說，從學習過渡到研究何以可能？這是劉家和發現並試圖解答的一個重要問題。劉家和認為，實現這個過渡的關鍵就在“溫故而知新”。所謂溫故，就是“學而時習之”。它可以產生雙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學知識牢固地記了下來，另一方面，在不斷地複習中逐漸了解到所學知識是通過何種途徑得來的。或者說，溫習的結果，既得到了具體的知識，又得到了產生此知識的方法。如果說，人們通過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體的“事”，那麼，通過後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當人們試圖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進一步探討新事物時，“研究”就從這裡開始了，“新知”的門也就從這裡打開了。當然，要做到以上這一點，那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思”。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的意思是蒙蔽，也就是無知。學的時候沒有用心思，也就無從研究，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創新。在中國的學術傳統里，學習與研究或溫故與知新，既有明確的區別，也有重要的聯繫，這種聯繫的紐帶就是“思”。學習或繼承的階段要會思，研究或創新的階段更要會思。

劉家和進而指出，由學習過渡到研究，從思維層次來說是從重肯定到重否定的發展。中國有“學問”二字，“學”為什麼必須繼之以“問”？因為如果無問，學就不能發展。朱熹曾說過，會讀書的是能疑，怎樣疑呢？用他的話說就是“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所謂“縫罅”，就是客觀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國古代學術傳統所重視的“疑”、“問”不是單純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體的否定，或者說是兼容否定與肯定的揚棄。

講授博士生課程有：中國古典研讀及考證方法，古史比較研究實習等。

工作需要轉到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階段。

這個階段從1952年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工作一直延續到1979年末奉調到史學研究所為止，該階段可以看作是劉家和的歷史比較研究思想的形成階段。這期間，出於工作上的需要，劉家和在1955到1957年被選派到教育部設在東北師範大學的世界古代史青年教師進修班學習，由蘇聯專家授課。

劉家和深感學習和研究世界歷史尤其是世界古代史，掌握多種古代和現代的外文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不懂外國古代文字，閱讀史料就“不能從原文人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同時，只有精通現代的外文，才能直接吸納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從而站在該領域研究的前沿。所以，這個階段劉家和治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對外文的學習。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除了俄文，劉家和的外語學習基本上是靠自學，加之世界史教學與科研的重擔，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但劉家和還是憑藉較好的語言天賦、英文基礎和頑強的毅力，先後學習並初步掌握了俄文、德文、法文等現代語言，還在拉丁文、希臘文和梵文等古代語言上打下了一定基礎。不過，每次說起這些學習語言的經歷，劉家和總會語重心長地當作“失敗的教訓”來總結，這其中既含有先生自謙的成分，同時也主要是讓去體會學習外文對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與學好一門語言從而達到具有考證原文的能力之困難。

由於工作重心完全轉到了世界史，所以劉家和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以世界古代史為主，在眾多的古代文明中，劉家和先後選擇了古代希臘和古代印度作為研究的重點。與80年代以後偏重於思想史的研究不同，這一時期劉家和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更加側重於社會經濟史，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論黑勞士制度》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種姓制度觀》、《古代印度土地關係》等文章。正是在這些文章中，劉家和開始了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初步嘗試。

《論黑勞士制度》是劉家和在東北師大進修時撰寫的結業論文，在這篇文章中，劉家和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條件下國內最新的英文和俄文的研究成果，對作為斯巴達社會核心特徵的黑勞士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對斯巴達城邦的影響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梳理，這篇奠定了劉家和世界古代史研究地位、被譽為“國內第一篇真正進入實證層次的世界上古史論文”，在這篇八萬字的長文中，劉家和第一次“涉及了與中國史對比的問題”。另外兩篇關於古代印度社會史的文章也表現出了極深的研究功力，劉家和直接從古印度原始的佛經文獻出發，並閱讀了大量西文的佛經譯本和相關專著，對古代印度社會史當中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與黑勞士制度的研究相似，劉家和也是帶著一種歷史比較的眼光來研究古印度的，在他心裡“有一個不出台的做比較的參照系”，他是想“以首陀羅與希臘之黑勞士及中國古代社會裡的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勞動者相比較，以便把他們各自的特點認識得更為清楚一些”。

在這一階段，劉家和雖然主要精力轉移到世界古代史，但他從未間斷中國史的學習。在學習外國文字“連遭敗績”之後，劉家和更加抓緊了中國古文字方面的努力，他說，“因為這是我在可望的將來(現在應該說是終身)能夠直接用來研讀原始古文獻的惟一的語文了。”更加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他越發感到，“中國史和世界史並不是兩張皮，互相扯著，而是相通的”，他甚至說，“我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從研究中國史的方法中移植過來的”。可以說，劉家和這一階段的世界史研究不論是在點的選擇上，還是在面的推進上，都在有意識地為下一個階段全面展開中外古史的比較研究做準備。

重新回到中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和全面展開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的階段：

這個階段從1979年奉調到史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開始。這個時期是劉家和的歷史比較研究思想日趨成熟的階段。

劉家和的兩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這一階段的成果。從表面上看，劉家和的學術重心又十分明顯地回到了中國古史，同時，從早期的社會經濟史轉向了先秦兩漢的思想文化史。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文章都是“純中國史”的，其中對中國傳統史學與經學及兩者的關係的研究又是重中之重。不過，與劉家和早年所做的“純世界史”文章的情形相似，這些研究中國古史中的某個具體問題的文章也都“寓有比較研究的含義，文中也不時有一兩句指出所資比較之所在”，所以，“都具有某種中外比較的背景”。

劉家和的這兩次表面看來有些被動的研究方向的轉移都被劉家和化被動為主動，可以說，正是這一“中國—世界”、“世界—中國”的兩次戰略“轉進”為劉家和提供了一個融通中外的機會，使他在中外古史比較的思想和實踐上走向成熟。在這一時期寫成的數量很少的直接進行或論及歷史比較研究的文章中，成熟的代表作品是《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歷史的比較研究和世界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和《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三篇文章。

在《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一文中，劉家和借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提出的“軸心時代”的概念，對公元前6世紀左右在中國、印度和希臘同時迎來的人類精神的覺醒，分人與天(神或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和對人的本質的反省三個層次進行了全面的評析。文章氣勢恢弘，推理嚴密，層層遞進，極富感染力，充分展示了劉家和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的深厚功力。如果說《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是劉家和比較研究實踐的集大成之作的話，那麼《歷史的比較研究和世界歷史》一文則是他在歷史比較研究思想和理論上的代表作品。在這篇文章中，他對比較研究本身的歷史、概念、功能、條件、類型、層次以及限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從而以哲學的高度說明了歷史比較方法對世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一文是劉家和近年來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和思考的一次總結，把中國的傳統史學提高到一個“歷史理性”的哲學高度，提出“歷史理性”是與希臘的以實質主義為特徵的“邏輯理性”不同的一種理性結構，後者認為真理只能從永恆、靜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而前者則相反，認為真理只能從變化、運動的存在中去把握。這兩種不同的理性結構的區分既深刻地說明了史學之所以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中西的比較極大地豐富了“理性”的內涵。這一高屋建瓴的認識標誌著劉家和的歷史比較研究又發展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

劉家和教授長期從事世界古代史與中國先秦秦漢史研究，對中外古史比較研究作了長期的艱苦努力，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所主編《世界古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曾於1988年1月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曾作為《世界史》（吳於廑、齊世榮二教授總主編）古代部分上冊(世界上古史)主編，此書於1995年12月獲第三屆普通高校優秀教材國家一等獎。2002年《古代世界文明史研究導論》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獎二等獎。著有《古代中國與世界》（武漢出版社，1995年），撰有論文《古代印度的土關係》、《論黑勞士制度》、《說<詩·大雅·公劉>及其反映的史事》；主編有《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教育部研究生辦公室推薦研究生教學用書，高教出版社，2001年9月）。另外與他人合作著、譯作多種，撰有學術論文數十篇。曾帶碩士研究生8人，博士研究生9人。現在正主持教育部重大研究課題《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的比較研究》，經費20萬元；《中外史學理論比較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經費50萬元。

1、《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漢出版社，1995年7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2、《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3、《愚庵論史：劉家和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

1、《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

2、《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

1、《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劉家和、廖學盛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

2、《世界史：古代史編》上卷（劉家和、王敦書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