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士聰

1918年1月3日 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南畔村。

1935年 畢業於天津市南開中學。

1935-1937年 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

1935年底 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6年春 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員。

1940年 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獲理學學士學位。

1940-1950年 考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任技士。

1950-1952年 在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

1952-1953年 奉調地質部，任地質工程師。

1954年 任地質部內蒙古棹子山地質隊隊長兼主任工程師。

1955-1956年 任地質部六三三隊主任工程師。

1956-1960年 任地質部石油地質局、區測司、地礦司主任工程師。

1961-1981年 任地質部石油地質局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

1982年至今 任地質礦產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高級工程師，中山大學、浙江大學、西北大學、成都地質學院、江漢石油學院、長春地質學院兼職教授，地質礦產部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高級研究員和地質礦產部石油地質研究所、海洋地質研究所學術顧問。

1964-1992年 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9年以後 任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三十三屆常務理事、三十四屆名譽理事及石油地質專業委員會第一、二屆主任委員，中國石油學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第三屆副理事長。

中徠國共產黨黨員，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先驅，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四、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關士聰因病醫治無效，於2004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關士聰，曾用名關山、陳軍。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南畔村一個農民家庭。關士聰曾先後就讀於河南信陽第三師範附小和鄭州扶輪小學，1929年秋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在這期間，受民主進步思想的影響，加入了由“左翼作家聯盟”組織的讀書會。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進行罷課、宣傳等愛國活動。1935年關士聰抱著科學救國的願望，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但在那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的歲月，他的讀書救國的幻想破滅了，毅然走出書齋，會同袁寶華、宋應、陸平等人一起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走在學生遊行示威隊伍的前列，與反動軍警展開面對面的搏鬥，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留下了引以為自豪的一頁。1935年底他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關士聰流亡於濟南、武漢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由於到處顛沛流離，失掉了與黨的聯繫，后歷盡艱險，於1938年入西南聯合大學繼續攻讀地質，以報效祖國。1940年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后，關士聰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先後被派往秦嶺、滇南、新疆等地工作。由於當時中國的地質事業條件艱苦，生活、生命缺乏保障，但關士聰以開發礦藏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對地質事業堅定不移，冒著生命危險奮戰在人跡罕到的深山大漠。1940年，他與葉連俊一道，靠著數步量距，測繪出秦嶺中段路線地質圖，撰寫了《甘肅中南部地質》專刊，對秦嶺地質提出了重要論述，是一份至今仍很珍貴的參考資料。嗣後，到雲南祿豐、元江江地區開展地質調查。1943年赴新疆工作，隻身一人，橫穿人煙稀少、條件艱難複雜的東天山，填繪了數條路線地質圖，為中國編製第一張第一版1∶300萬中國地質圖中的天山部分，提供了唯一的地質資料。爾後數年間，與宋叔和合作，對新疆溫宿縣鎢礦、精河縣銅礦、鄯善錳礦、博爾喀拉森鉛礦、托克遜鹽礦和八道灣、吐魯番七昌湖及煤窯溝、哈密三通嶺煤田等礦產進行調查，編寫了多冊簡報、專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關士聰立志獻身地質事業，一往無前地投身到開發礦藏的實踐中。先期，為天成鐵路建設進行水文工程地質調查，為其設計提供地質資料。繼而隨侯德封對東北遼寧金銅礦、吉林銅礦進行複查，提交了《遼寧清源金銅礦地質》、《吉林盤石石嘴子銅礦地質》報告，更正了過去某些陳舊的成礦概念，重新作出評價。1952年夏，奉調地質部，任地質工程師。主持華北和西北地區的一些中生代煤田的普查勘探工作。曾到山東對淄博等老煤礦進行了複查，為老礦的恢復和合理開發，提出了可靠的地質根據。1954年，為配合包頭鋼鐵基地的建設，由他任地質隊隊長兼主任工程師，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和地質人員對棹子山地區進行煤田地質普查，提交了《內蒙古棹子山地區普查報告》及《內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棹子山煤田卡布其井田地質》等資料。估算了地質儲量，提出勘探開發棹子山煤田的規劃方案，為烏海市煤都的建立和棹子山煤田的開發作出了貢獻。1973年被烏海市首屆科學大會譽為“烏海市的奠基人”。

1956年後，他在地質部石油地質局從事和主持全國石油地質勘查的技術工作，長達26年。歷任主任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兼國家科委地質專業組、國家能委顧問團成員。他從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雷瓊地區，跑遍了中國的含油氣盆地及可能含油氣地區。他對所屬各石油普查勘探隊的工作進行了技術業務指導，從區域普查的戰略部署和突破盆地出油關的戰術部署都提出了有意義的指導性意見，為中國一系列油氣田的發現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績卓著。他是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大慶油田發現獎的主要獲獎人之一。1963年和1964年，關士聰兩次應邀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協助部署和指導石油地質普查。他踏勘了朝鮮北部的中新生代盆地，提出了首先在安州盆地進行石油地質普查的建議，並為朝鮮石油地質隊選定了第一口鑽井井位。在朝期間，受邀為朝鮮地質工作者作了《朝鮮含油氣盆地地質構造特徵及油氣遠景》的重要學術報告，得到好評。

1982年關士聰離開了生產第一線，改任地質礦產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高級工程師。關士聰雖然退居二線，但為了滿足國家對能源資源的渴求，不論酷暑嚴寒仍奔波在油區礦田，進出於科研院校，以能解決找油問題為樂事。他夜以繼日，精研學理，苦鑽新知，即使在患病期間，仍手不釋卷，晨夕思考，堅持進行新地區新領域的找油和開拓新能源的研究，為國家尋找新的油氣勘探開發基地，嘔心瀝血，克盡其責。關士聰積極參加學會工作，熱心各種學術活動。他早在20 世紀40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曾任學會理事、常務理事長達20年之久。他善於發揮學會的作用，為尋找油氣礦產資源服務。在擔任地質學會石油地質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期間，緊密圍繞加強油氣勘查和尋找新能源的需要，組織了油田水地球化學、蒸發岩與油氣、煤成氣、碳酸鹽岩與油氣和煤化瀝青與油氣的大型學術討論會，交流和探討有關油、氣、水的形成，演化和賦存規律及其與有關礦產的關係，有效地促進了油氣勘查工作。他創辦並主編《石油與天然氣地質》學術期刊，在中國外影響廣泛。1989年他被推選為中國石油學會副理事長。1963年至今，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關士聰學術思想活躍，視野開闊，工作領域寬廣，在油氣地質學、石油地層學、構造地質學、沉積學、礦床地質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科學研究與他的工作性質、特點緊密融匯在一起，具有獨自的風格。

關士聰崇尚實地調查，重視第一性資料，對地質理論、概念強調要與客觀地質實際相對照驗證，反對盲目隨和、人云亦云。

當松遼盆地找油取得重大突破之後，地質部適時決定把石油普查勘探重點轉移到華北盆地。為了做到心中有數，他於1960 年秋，偕地質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隊主要技術負責人彭世福、楊兆宇、蔡乾忠、劉正增等人，遍歷華北盆地，系統觀察地層剖面，考察盆地周緣的地質構造形跡，分析盆地內取得的大量地震資料，詳細觀察鑽井岩心，歷時兩個月，寫出《華北紀行》地質報告。明確提出由濟陽、黃驊、下遼河和渤海等拗陷組成的古渤海拗陷區是找油氣最有遠景的地區的意見，並指出下第三系是重要含油氣層系，應是勘探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由地質部何長工、曠伏兆兩位副部長在天津主持召開的第一次華北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會議上，關士聰作了《華北石油地質與油氣突破點的選擇》的重要彙報，會議決定選擇濟陽、黃驊拗陷為找油的重點地區，東營、義和庄、鹽山、羊三木、北塘、馬頭營6個構造為突破點。會後，僅半年時間，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就分別在東營構造的華8井和義和庄構造的沾1井，在下第三系沙河街組鑽獲工業油流，突破了出油關。爾後數年，經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緊密配合，分工協作，並肩戰鬥，一系列油氣田相繼被發現，證實了古渤海拗陷區是一個豐富的含油氣區。

關士聰在指導華北盆地找油的同時，還多次深入江漢盆地進行實地考察，根據所獲得的豐富的地質資料，對盆地的地質特徵、地層劃分與對比、盆地的含油氣區劃與可能含油氣目的層組的沉積特徵進行了詳盡的研究。針對盆地在找油方向上存在的爭議，1961年夏，他上書地質部石油地質局和湖北省地質局，對盆地的含油氣地質條件作了精闢的分析，詳細論證了油氣普查的戰略、戰術部署，明確指出找油的主攻方向是白堊—下第三系，應選擇潛江凹陷廣華寺構造為突破點的評價意見。這一科學預見為後來潛江凹陷的突破所證實。

關士聰一貫重視石油地質工作的總結。他善於依靠廣大科技人員對我國油氣勘查歷程中每一階段所取得的巨大地質成果和豐富實踐經驗，並及時進行總結，藉以指導新的油氣勘查。

20世紀60年代初期，鑒於松遼盆地經過6年石油地質普查，不但發現了油田，明確了油區，而且積累了極豐富的地質、地球物理資料，為了更深入認識盆地地質特徵和油氣規律，更有效地指導松遼及其他地區的油氣普查，在他積極參與下，地質部石油地質局於1962年發出立即組織編寫松遼盆地石油普查階段總結報告的指示。為了完成此項任務，他多次到地質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隊和物探大隊指導工作，強調總結要以地質為基礎，把研究地質規律放在第一位。對總結中遇到的地質問題，他親赴野外調查，親自領導對報告的審訂工作。經過百餘人夜以繼日的艱苦奮戰，僅歷時兩年，就完成了松遼盆地石油地質普查階段總結報告的編寫工作。報告全文約40萬字，附圖90餘幅，是一部巨型陸相含油氣盆地總結，也是第一部深刻系統闡述陸相油氣生成和賦存規律的專著，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

隨著中國東部一些油區的相繼突破，他在1963年濟南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上，適時地提出編製《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地質圖集》的意見，經地質部批准，成立了以曠伏兆副部長為首的石油地質圖集編委會，領導編圖工作。他作為主持者，親自製定編圖方針和工作計劃，組織編寫規範和實施細則。在他精心組織、嚴格要求、具體指導下，經過500餘名科技人員的齊心協力、通力合作，歷時三年，一部赫赫大觀的巨著按計劃完成。分別編輯出版了松遼、華北、江漢、四川、鄂爾多斯、滇黔桂、蘇北、東南近海區和上海等13個地區的石油地質圖集，總計800餘幅，並附各種原始數據和鑽井成果。該項成果，得到地質界的高度評價，獲首屆全國科學大會獎。

1979年初，他在南寧組織召開了“全國石油地質學術討論會”，近200名中老年科學家到會，提交論文達400餘篇。會議著重對區域含油氣評價、地質構造與油氣、地層古生物在找油工作中的應用、沉積相與油氣、石油地球化學研究及油氣運移聚集等方面進行了交流和探討。關士聰在會上作了《中國東部中、新生代陸相沉積、構造與油氣前景》和《中國晚元古代至三疊紀岩相古地理與油氣》的重要學術報告，會後由他負責編輯出版了《石油地質論文集》7冊，為繁榮我國石油地質理論研究增添了光彩。

在找油實踐中，關士聰對中國中新生代陸相盆地的地層作了詳盡研究，積累了豐富的地質資料。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國中新生代地層劃分對比意見與方案和對一些重要的地質問題的認識，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應用價值。他結合石油地質學原理建立的“石油地層學”概念，在研究內容和工作方法上，都具有獨創的學術見解。其中《中國陸相白堊系三分及其含油氣性》、《中國南方几個紅盆對比與生油層》等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鑒於中國中新生代地層都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客觀事實，他從構造地質學角度，提出“以沉積間構造幕對地層進行劃分對比”的新見解，為他深入開展盆地形成與演化，成盆期、成油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中《中國中新生代陸相沉積盆地與油氣》是其代表作，是他系統研究中國近30年來一輪油氣普查實踐的科學總結。論著中提出的“地殼運動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這個階段性在時間上表現為盆地的形成受一定構造幕控制，在空間上表現為盆地的發展是不同時期盆地的疊置與組合”的理論，以及涉及陸相盆地分類問題所提出的槽盆和廣盆兩大基本類型，藉以研究其沉積模式，用來評價油氣資源的觀點，對指導尋找油氣具有實際意義。

根據上述理論，他領導編製的《亞太地區沉積盆地中國部分地層對比圖集》及編寫的《中國中新生代陸相盆地簡介》一書，得到國際地質對比計劃（IGCP）第32項各國地質學家的高度評價，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二等獎。

80年代以來，關士聰根據中國海相碳酸鹽岩找油的需要，致力於沉積相與油氣的研究。他運用現代沉積學原理，系統地編製了中國新的一套岩相古地理圖，探討了從晚元古代至早、中三疊世的海域沉積與油氣關係，重塑了中國各地史時期海陸展布與變遷，為中國開拓海相碳酸鹽岩的油氣勘查，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他編著出版的《中國海陸變遷、海域沉積相與油氣》一書，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二等獎。

幾十年來，關士聰發表的論著和報告達400萬字，其中選擇主要論著46篇，約35萬字，作為《關士聰地質文選》出版。他的文風樸實無華，讀起來親切實用，發表的論著和報告，都是來自科學實踐，是科學結合生產、面向生產的典範。

關士聰治學嚴謹，實是求是，從不滿足已得成就，從不以專家自居，不以學者自傲。他生活簡樸，從無特殊要求。他平易近人，對人生活上體貼入微，有求必應，助人為樂；在學業上誨人不倦。關士聰在中國石油地質界，深受廣大科技人員的愛戴和尊敬，他的思想和品格，堪稱地質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