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橋榮記

文本的敘述者老闆娘就是一個從桂林流落到台灣的婦女，由於丈夫“下落不明”，她“四處打聽”也沒有結果，只好自己打算，她想方設法拼湊了一點本錢在長春路上開起了一家小食店。在老闆娘的店裡來吃飯的多半都是窮顧客。老闆娘首先為讀者介紹了兩個包飯的顧客：一個是曾經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的李老頭，到台灣后被兒子遺棄在台中，七十大壽後上吊而死；另一個是秦癲子，掉到長春路的大水溝里很長時間后才因為意外原因被打撈出來。在這兩個悲劇小人物之外，老闆娘重點敘述了小人物主人公盧先生的悲慘命運。盧先生是老闆娘的桂林小同鄉，盧先生的家世是顯赫的：他的爺爺以前在湖南任過道台，在桂林辦了一所培道中學。在桂林時他們居住在很體面的盧公館里。家道中落後，盧先生沒有怨天尤人，還是“安安分分，一句閑話也沒得”，他省吃儉用，勤勞本分，積攢下來的錢起碼有四五萬。老闆娘很中意盧先生，希望把盧先生與她先生的侄女兒秀華配成一對。但是老闆娘的好意卻遭到了盧先生決絕的推辭。因為盧先生始終在等著他在桂林的未婚妻羅家姑娘。

盧先生拒絕了秀華，為此老闆娘生了很長時間的氣。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盧先生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羅家姑娘聯繫上了。盧先生的表哥向盧先生索要五萬五千塊錢，以便委託偷渡的黃牛帶羅家姑娘入境。然而令盧先生絕望的是，所謂的偷渡入境只是為了騙錢的謊言。盧先生的表哥把盧先生辛辛苦苦積攢了十五年的五萬五千塊錢吞掉了，然後矢口否認有這回事。此事給予盧先生沉重打擊，“大概有半年時間，盧先生一直茶飯不思”，人變得更加沉默了，身體也更差了。接著盧先生與一個台灣人阿春同居了，阿春以洗衣服為生，與盧先生同居后，阿春也不洗衣服了，盧先生把她捧在手上，每天洗衣做飯，伺候阿春。即使盧先生對她百般伺候、遷就，阿春還是在盧先生房裡與一個擦皮鞋的馬仔私通，盧先生跑回去捉姦，被馬仔踢倒在地上逃跑了。盧先生爬起來之後打了阿春兩個耳光，這遭到了阿春猛烈的回擊。如果不是房東跑到街上喊救命，盧先生很可能被打死。此次事件過後，盧先生總認為別人在恥笑他。終於，可憐的盧先生死了，由於找不出毛病來，死因一欄填寫為“心臟麻痹”。

首先，小說採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者也就是老闆娘春夢婆“我”。“我”與丈夫失散，撤到台灣后就開了這家小食店，也因此見到了很多流落台灣的大陸人。這些人大多生活窘困，像是李老頭、秦癩子等更是惡形惡狀，也因此，同為桂林人又知禮識數的盧先生也就分外特別起來。盧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充滿希望的人，他兢兢業業，補課養雞，增加積蓄，從老闆娘的眼裡，我們開始看到的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有著愛與希望的讀書人，他雖然落魄，但並不像其他人一樣自甘墮落。這樣就使讀者一開始便對盧先生抱有好感，也對之後盧先生的沉淪更為同情。另外，作者藉助第一人稱真切地講述了漂泊人的心聲：對故土的懷想，對親人的思念，對往昔不可追的淡淡惆悵。這都更增加了小說的真實感，引起讀者的共鳴。同時，小說將“我”的故事輕描淡寫地掠過，詳寫盧先生的遭遇，暗含了一種不動聲色之中的對比：老闆娘與丈夫也是在戰時失散，在她的夢中有丈夫遇難的身影，自己也隱隱感覺到丈夫已然去世。然而，她卻沒有被這樣的命運壓倒，而是重開了花橋榮記，在這陌生的土地上繼續堅強地生活著，她對丈夫的愛也沒有淡卻，這與盧先生受到打擊后一蹶不振自我沉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另外，“我”在故事中是一個特殊而邊緣的存在。春夢婆只是一個米粉店的老闆娘，她與盧先生雖然有著同鄉之誼，但關係也並不緊密。作家採用了外視角，這樣讀者就能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上全面客觀地看到盧先生的一生。盧先生被人騙去錢財，失去與未婚妻見面的希望后，“他的頭一點，一頭花白的頭髮亂蓬蓬”，之後也“一直茶飯無思”，“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藉助老闆娘的眼睛，我們能看到一個因巨大的打擊失去全部希望與生活的熱情的可憐人，這樣的凄涼讓人更加同情不忍。另外，讀者可以見到盧先生所言所行，可並不知道盧先生所思所想，盧先生遇到打擊之後的巨變也是從房東顧太太的敘述中表現出來，這就造成了一種疏離感，形成了一種獨特而真實的藝術效果。而且，“我”在全文中一直是用一種淡然的語氣敘述，表面上冷靜客觀，看似始終沒有流露出強烈的感情，然而就是在這種淡然之下，我們可以讀出滲透在字裡行間的一種暗含的同情，一種同命相連的惆悵與凄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