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論的基本思想是把企業看成是資源的集合體將目標集中在資源的特性和戰略要素市場上，並以此來解釋企業的可持續的優勢和相互間的差異。

只有該資源符合VRIN Framework 時，才可以作為競爭優勢的基礎。

VRIN的含義是：

Valuable，即有價值的資源，它是公司構想和執行企業戰略、提高效率和效能的基礎。Rare，即稀缺的資源，資源即便再有價值，一旦為大部分公司所擁有，它也不能帶來競爭優勢或者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Imperfectly Imitable，即無法仿製的資源，一般需同時具備以下三點特徵：歷史條件獨特、起因模糊，以及具有社會複雜性。 Non-Substitutable，即難以替代的資源，不能夠存在一種即可複製又不稀缺的替代品。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企業擁有的資源各不相同，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概括地講，資源基礎理論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的內容：

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和競爭資源基礎論認為，各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其中又以貨幣資金為最。企業的經營決策就是指定各種資源的特定用途，且決策一旦實施就不可還原。因此，在任何一個時點上，企業都會擁有基於先前資源配置基礎上進行決策后帶來的資源儲備，這種資源儲備將限制、影響企業下一步的決策，即資源的開發過程傾向於降低企業靈活性。例如，擁有1億元貨幣金的企業幾乎可能涉足任何產業，但它一旦將這1億元資金用來購買了化工設備及化工原料，它就只可能從事特定的化工生產。儘管如此，企業仍然熱衷於資源的開發利用，因為資源的開發增加了資源的專用性，有可能提高產出效率及資源的價值。如果決策得當，上面那家只能從事化工生產的企業也許會從化工生產中賺回2個億。

一般說來，企業決策具有以下特點：

①不確定性，即決策者對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等外部環境不可能完全清楚，對競爭者的競爭行為、消費者的偏好把握不可能絕對準確；

②複雜性，即影響企業外部環境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複雜性，競爭者之間基於對外部環境的不同感受而發生的互相作用具有複雜性；

③組織內部衝突，即決策制定者、執行者、相關利益者在目標上並不一致，各人都將從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發影響決策行為。這些特點決定了任何決策都具有較大範圍的自由裁量，結果也會各不相同。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企業擁有的資源將會因為企業複雜的經歷及難於計數的小決策的作用表現出巨大差異，企業一旦陷入偏差，就可能走入越來越難於糾正的境地。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在資源方面的差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經濟租金的原因。作為競爭優勢源泉的資源應當具備以下5個條件：①有價值；②稀缺；③不能完全被仿製；④其他資源無法替代；⑤以低於價值的價格為企業所取得。

企業競爭優勢根源於企業的特殊資源，這種特殊資源能夠給企業帶來經濟租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沒有獲得經濟租金的企業肯定會模仿優勢企業，其結果則是企業趨同，租金消散。因此，企業競爭優勢及經濟租金的存在說明優勢企業的特殊資源肯定能被其他企業模仿。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者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他們認為至少有3大因素阻礙了企業之間的互相模仿：

(1)因果關係含糊。企業面臨的環境變化具有不確定性，企業的日常活動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而企業的租金是企業所有活動的綜合結果，即使是專業的研究人員也很難說出各項活動與企業租金的關係，劣勢企業更是不知該模仿什麼，不該模仿什麼。並且，劣勢企業對優勢企業的觀察是有成本的，劣勢企業觀察得越全面、越仔細，觀察成本就越高，劣勢企業即使能夠通過模仿獲得少量租金，也可能被觀察成本所抵消。

(2)路徑依賴性。企業可能因為遠見或者偶然擁有某種資源，佔據某種優勢，但這種資源或優勢的價值在事前或當時並不被大家所認識，也沒有人去模仿。後來環境發生變化，形勢日漸明朗，資源或優勢的價值日漸顯露出來，成為企業追逐的對象。然而，由於時過境遷，其他企業再也不可能獲得那種資源或優勢，或者再也不可能以那麼低的成本獲得那種資源或優勢，擁有那種資源或優勢的企業則可穩定地獲得租金。

(3)模仿成本。企業的模仿行為存在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如果企業的模仿行為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段時間內完全可能因為環境的變化而使優勢資源喪失價值，使企業的模仿行為毫無意義。在這樣一種威懾下，很多企業選擇放棄模仿。即使模仿時間較短，優勢資源不會喪失價值，企業的模仿行為也會耗費大量的資金，且資金的消耗量具有不確定性，如果模仿行為帶來的收益不足於補償成本，企業也不會選擇模仿行為。

資源基礎理論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即培育、獲取能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特殊資源。由於資源基礎理論還處於發展之中，企業決策總是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和複雜性，資源基礎理論不可能給企業提供一套獲取特殊資源的具體操作方法，僅能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具體來說，企業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發展企業獨特的優勢資源。

(1)組織學習。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人員幾乎毫不例外地把企業特殊的資源指向了企業的知識和能力，而獲取知識和能力的基本途徑是學習。由於企業的知識和能力不是每一個員工知識和能力的簡單加總，而是員工知識和能力的有機結合，通過有組織的學習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的知識和能力，而且可以促進個人知識和能力向組織的知識和能力轉化，使知識和能力聚焦，產生更大的合力。

(2)知識管理。知識只有被特定工作崗位上的人掌握才能發揮相應的作用，企業的知識最終只有通過員工的活動才能體現出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需要不斷地從外界吸收知識，需要不斷地對員工創造的知識進行加工整理，需要將特定的知識傳遞給特定工作崗位的人，企業處置知識的效率和速度將影響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企業對知識微觀活動過程進行管理，有助於企業獲取特殊的資源，增強競爭優勢。

(3)建立外部網路。對於弱勢企業來說，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他們需要的全部知識和能力是一件花費大、效果差的事情，通過建立戰略聯盟、知識聯盟來學習優勢企業的知識和技能則要便捷得多。來自不同公司的員工在一起工作、學習還可激發員工的創造力，促進知識的創造和能力的培養。

資源基礎理論同樣存在著必然的缺陷。

首先，過分強調企業內部而對企業外部重視不夠，因而由此產生的企業戰略不能適應市場環境的變化;

其次，對企業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資源的確定過於模糊，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且這種戰略資源也極容易被其它企業所模仿。

無論是交易成本理論還是資源基礎理論，單一的企業理論是無法解釋複雜的現實情況的，目前最好的選擇是找到一種複合的理論，在Williamson（1993）看來，交易成本理論和社會學的組織理論在許多方面相互補充，兩者可以相互學習並且在“良性張力”（healthytension）狀態下共存。

（一）企業效率差異的綜合解釋：治理結構差異與資源異質性

企業核心競爭力

關於企業效率差異的爭論由來已久，交易成本理論基於資源同質性的邏輯認為，交易費用的降低是提升企業效率的源泉，所以建立合理的治理結構以節約交易費用是企業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科斯把這一必要條件當成了充分條件，注意了企業的交易性，忽略了企業的生產性，企業效率差異未必是治理結構差異的結果。效率差異還可能與其他變數的差異有關，如資源能力理論所強調的解決問題的技巧和程序，Lippma和Rumelt（1982）通過對“不確定模仿力：競爭條件下企業運行效率的差異”的分析，強調“如果企業無法有效仿製或複製出優勢企業產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則各企業間的效率差異狀態將永遠持續下去”。企業資源理論克服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片面關注企業的交易屬性的缺陷，從企業內部和內外部相結合的角度尋找企業成長和持續競爭優勢的成因。這派學者認為，資源異質性是最基礎的條件，但它也只是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實際上，單獨從企業的生產和交易的任何一方來進行研究都有失偏頗，企業是生產過程和交易過程的統一體，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既要考慮節約交易成本為目的的治理結構設計，也要考慮創造李嘉圖、張伯倫和熊彼特租金的資源異質性，才能獲得對企業效率根源更為本質和全面的認識。

（二）企業控制權的集中與分散：知識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權衡

控制權的配置可以沿著兩種路線，一是根據現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規定，控制權來源於財產所有權；二是從專業化生產效率的角度分析，控制權的效率基礎是知識和信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契約理論機械地討論了企業的契約屬性，把代理成本作為決定企業權力安排的唯一變數，考察了企業控制權的最優配置問題，得出“資本強權”和“股東至上”的結論。但是它忽略了企業的生產屬性和學習特徵，資源基礎理論注重控制權與知識擁有者相對應，企業的核心資源擁有者應該具有最大的決策權力。

控制權的產生基礎往往是衝突的、非對應的

在控制權的配置過程中，企業將面臨知識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共同約束，現實中控制權的產生基礎往往是衝突的、非對應的極既有可能面對知識分工條件下經濟行為主體有限理性帶來的知識成本約束（包括知識的轉移、學習和傳遞成本，以及決策者缺乏知識和信息而作出錯誤決策的機會成本），也有可能面對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的代理成本（權力轉讓和委託代理過程中代理問題和機會主義行為所造成的成本）。所以，在討論企業控制權分配的時候，引入知識成本因素，結合兩種理論考察發現，企業控制權的集中和分散是在節約交易成本的基礎上實現專業化生產的分工和協作過程，其分佈狀態取決於企業核心知識和能力的積累過程中企業組織成員私人知識積累的專用性程度。知識成本隨著企業集權程度的提高而不斷上升，代理成本則隨著集權程度的提高而遞減。因為資源是不可複製和不能完全流動的，如果企業主集權程度較高，那麼較高的知識傳遞、學習等成本可以超越其代理成本降低的程度；反過來如果企業主分權程度較高，部分決策和控制權轉移給擁有知識和信息的成員，降低了企業的知識成本，但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代理成本隨之升高，最終的總成本要在知識成本和代理成本的雙向變動中達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