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杜甫仁科
前蘇聯電影導演
全名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杜甫仁科(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Довженко,1894—1956),出生於烏克蘭切爾尼戈夫省索斯尼察村,前蘇聯電影導演。
他是電影學派奠基人,做過記者和外交官,1926年進入電影界,1928年執導了他第一部重要影片《茲維尼戈爾》。重要作品有《兵工廠》、《土地》、《伊萬》、《航空城》、《肖爾斯》等。這他的創作和美學觀點對蘇聯和世界電影都有一定的影響,特別在詩意敘述結構方面更為顯著。
多夫仁科雕像
肖爾斯
亞歷山大·杜甫仁科1894年9月11日(俄歷8月30日)生於烏克蘭切爾尼戈夫省索斯尼察村。
1914年畢業於格盧霍夫師範學院,曾在基輔大學、基輔商貿學院學習。
1914-1917年在中學里教授物理、自然和體育課程。十月革命后,杜甫仁科1920-1921年在烏克蘭人民教育委員部(Наркомпрос Украины)任職,同時為一些報社擔任記者、畫一些政治漫畫家。1921-1923年在蘇聯駐波蘭及德國領事館工作,其間曾在慕尼黑及柏林的美術學校師從德國印象派畫家埃里希·黑克爾學習繪畫。
亞歷山大·杜甫仁科1926年進入敖德薩電影製片廠,在這裡工作了3年,他的名字是敖德薩電影製片廠的驕傲。後來他長期在基輔電影製片廠、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擔任導演。
茲維尼戈爾--外交信使的提包
杜甫仁科創作高峰期的重要作品有:《兵工廠》Арсенал (1929,從這部影片開始,杜甫仁科執導的所有影片都由他本人編劇),《土地》Земля (1930),《伊萬》Иван(蘇聯最早的有聲影片之一), 《航空城》 Аэроград (1935)。
杜甫仁科編導的影片側重感情的深沉和巧妙的象徵性,而不大注重故事的結構,內容大多反映俄國內戰時期和集體化時期社會面貌。他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曾任軍事記者,寫了許多特寫,創作了一批諸如《為我們蘇維埃烏克蘭決戰》等記錄片。他於1939年和1947年編導的兩部電影《肖爾斯》和《米丘林》先後獲得1941年和1949年的斯大林獎金。
烏克蘭三部曲之二
杜甫仁科為蘇聯電影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30年代的蘇聯電影能在國際上贏得廣泛聲譽,他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否的。1939年他被授予“烏克蘭功勛藝術家”稱號。1950年又獲得“俄羅斯聯邦人民藝術家”的殊榮。為了紀念他,在他逝世后,基輔的藝術電影製片廠被以其名字命名。除電影創作外,他還寫了許多中短篇小說及一部自傳體小說《迷人的捷斯納河》。這些作品與其劇本在創作上的共同特點是構思嚴謹,富有浪漫主義激情,體現了烏克蘭民間文學的傳統。
多夫仁科的全部作品:
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杜甫仁科
兵工廠 (1929)
伊萬(1932)
迷人的捷斯納河(1968)
改革家瓦斯亞(1926)
別了,美國(1949)
第涅泊右岸的勝利(1945)
海洋之詩(1959)
肖爾斯(1939)
金色大門(1969)
忍尼戈拉(1928)
解放(1940)
航空城-1935
米丘林(1949)
邊疆風雲(1935)
烽火連天(1963)
我們的祖國(1945)
布科維納—烏克蘭的土地(1939)
無法忘記(1967)
愛情的果實(1926)
尤麗婭.伊波利托芙娜.索恩采娃
1901年8月7日生於莫斯科。曾就讀於國立莫斯科大學歷史-哲學系,1924年畢業於國立音樂戲劇學院。
1923年尤麗婭。索恩采娃初登銀幕(當時她還在學校里學習),為Межрабпом-Русь影廠及敖德薩影廠擔任演員(莫非尤麗婭在敖德薩遇到了真命天子多夫仁科?),成為蘇聯20年代深受歡迎的女演員之一。
從1929年起,索恩采娃先後在全烏克蘭攝影和電影管理局(ВУФКУ)、莫影、基輔影廠等單位擔任助理導演,1946年之後在莫影擔任導演。
烽火年代的故事
1956年亞歷山大·多夫仁科去世。後來,索恩采娃根據丈夫生前創作的劇本執導了《海之歌》«Поэма о море (1958,1959年因此片追授杜甫仁科列寧獎金)、《烽火年代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пламенных лет (1961) 、《迷人的捷斯納河》Зачарованная Десна (1964)等影片,基本保持了杜甫仁科一貫的藝術構思風格特點。
1949年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因影片《米丘林》)
1961年因導演工作獲得勞動紅旗勳章。
1972年獲得亞歷山大。杜甫仁科金質獎章。
1981年獲得蘇聯人民藝術家稱號。
為我們的蘇維埃烏克蘭而戰1943
多夫任科將劇本交到中央。我(赫魯曉夫)看了劇本,馬林科夫和其他人也都看了,具體是誰看了現在已記不清。多夫任科是想發表,以便在此基礎上拍一部電影。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莫斯科,他問道:“您看過多夫任科的劇本嗎?”我說:“看過。”我對斯大林講了我是在什麼情況下看的。斯大林認為這不過是我的託詞,便開始批評起劇本來。他大罵多夫任科,這令我一時目瞪口呆:斯大林原來可是對這個作者很好的,器重他,支持他,儘管過去有些人懷疑多夫任科,甚至公開指責他犯了烏克蘭民族主義及其他毛病。當時時興幾乎在每一個烏克蘭族的文化人身上尋找這樣的毛病,無論存在還是不存在。卡岡諾維奇在烏克蘭工作期間對此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說每個烏克蘭人都是潛在的民族主義分子。一派胡言!
一天晚上,斯大林邀請我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也去了。開始批判這個劇本。這時我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兒。馬林科夫一言不發,儘管他知道這個劇本並且表示過讚許。我記得他甚至親自接見了多夫任科。謝爾巴科夫來了一通檢察官式的發言,對斯大林起了挑唆作用,他將多夫任科的劇本貶為“極端民族主義的作品”,還說作品中所有的蘇聯基本理論都受到了批評。斯大林頓時火冒三丈。我不打算說自己,不過考慮到斯大林的性格,我當時所受到的壓力就可想而知了。斯大林不光是批判,他還提出讓我把許多烏克蘭領導人、政府成員和主管宣傳的中央書記,還有考涅楚克、巴讓、特奇納以及雷利斯基全都叫來。多夫任科也在場。斯大林當面把多夫任科痛斥了一頓。結果是多夫任科作為藝術活動家的未來簡直給掛了起來,甚至還有更大的危險。斯大林向我提出,讓我們在這次“交換意見”的基礎上起草一項關於烏克蘭思想戰線情況不妙的決議。
亞歷山大·多夫仁科紀念郵票
多夫任科彷彿一下子被打入冷宮。他情緒低落,原來對他的態度也改變了。總之,他受到冷遇。這也影響到他的活動。我看著他的樣子覺得挺可憐,卻又愛莫能助,因為我受到的批評比他還厲害。這種狀況幾乎一直維持到斯大林去世。後來我們又恢復了多夫任科應有的地位,並盡量讓他重返有益的活動。他又開始創作影片了,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索恩采娃根據上面提到的劇本拍出了一部很好的電影索恩采娃執導的影片《火熱年代的故事》拍攝於1961年。我觀看這部電影時,由衷地感到滿意。影片確實有多夫任科的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