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出身於佛羅倫薩的名門望族，父親是著名的法律公正人。

14世紀的佛羅倫薩是歐洲最繁榮的手工業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時也是新興的市民階級與封建貴族鬥爭最激烈的舞台，政治派別迭起，矛盾尖銳複雜。但丁和老彼特拉克都站在白黨一邊，維護新興資產階級利益。

1302年，維護封建貴族利益的黑黨，在教皇和法國的支持下，奪取了佛羅倫薩的政權，殘酷地鎮壓了白黨。

老彼特拉克和但丁同時被流放，離鄉背井，來到阿雷佐。

1304年7月20日，彼特拉克在這裡降生。1311年，彼特拉克隨父流亡到法國，1312年僑居在法國南部的阿維農城。這裡是當時教皇駐蹕所在地，位於抒情詩的故鄉普羅旺斯地區。早年動蕩的生活、但丁的影響、教皇都城的中心地位、當地文化的熏陶，對彼特拉克未來的成長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彼特拉克自幼酷愛文學，尤其喜歡古典作品。每當他讀起古羅馬作家維吉爾和西塞羅的作品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憧憬著人類美好的未來和生機盎然的生活。

然而父親則希望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在法學上有所成就。從1316年起，彼特拉克遵從父親的意願到法國的蒙特波利大學和義大利的波倫那大學學習法律。但刻板的法律條文始終未能引起他的興趣，因此在1326年父親去世后，便放棄法律，專心從事文學創作活動。同年，返回阿維農，進入宗教界，成為一名教士。

1327年，23歲的彼特拉克已是精力旺盛、才華橫溢的青年。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使彼特拉克終生難忘的事情。有一天，他在阿維農的一所教堂衛與一位騎士的妻子邂逅相識。這位年方20歲的少婦，儀態端莊，嫵媚動人。彼特拉克一見鍾情，深深墮入情網之中。從此之後，雖然歲月不斷流逝，可是彼特拉克卻一往情深，對勞拉的愛戀之情有增無減。

從1330年起，大約有17年時間，彼特拉克基本上是在教廷供職，通過紅衣主教喬萬尼·科倫那的關係參與一些宗教活動。在這個時期，彼特拉克的生活比較清閑、安逸，有較充裕的時間讀書和寫詩，為其後來揚名詩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漫長的教會生活使他親眼目睹了教會的黑暗、腐敗、貪婪和虛偽，逐漸形成了人文主義世界觀，從而使他在文藝復興的舞台上捷足先登。

彼特拉克性格豪放不羈，喜歡探奇覽勝、游賞山川湖海。這是與中世紀基督教的清規戒律相悖的行為。因為基督教蔑視世俗生活，認為山川湖海為惡魔所造，會將人們引向歧途。彼特拉克衝破了宗教的禁錮，表現了市民階級的情趣，熱愛大自然，追求對大自然美的享受。

1336年4月的一天，春光明媚，鳥語花香，彼特拉克同自己的弟弟和另外兩位朋友去攀登阿維農附近的溫都克斯山。半路遇見一位老牧人，勸阻他們不要去登山。40年前，這位牧人曾登過這座山，因山勢險惡，摔得遍體鱗傷。彼特拉克一笑置之，繼續前進。當日下午，他們一行四人終於興緻勃勃地登上了峰頂。彼特拉克憑高遠眺，將阿爾卑斯山的雪峰、羅納河的碧波、馬賽海濱的白帆，盡收眼底，真是心曠神怡，激起了對美好人生的無限熱愛。

從1338年起，彼特拉克斷斷續續用了四年的時間，寫下了著名的敘事史詩《阿非利加》。這首詩是仿效古羅馬作家維吉爾的筆法，用純拉丁語寫成的。作者用優美的語言，對第二次布匿戰爭作了生動的描述；戰爭開始時，迦太基大將漢尼拔出動奇兵，翻過阿爾卑斯山，從北部攻入義大利，羅馬猝不及防，節節敗退，都城被圍，危在旦夕。後來羅馬大將西庇阿改變戰術，派兵攻入迦太基本土，迫使迦太基投降。彼特拉克在詩中熱情地謳歌了西庇阿，稱頌他功比天高，可與龐培、凱撒媲美。

史詩《阿非利加》使彼特拉克蜚聲詩壇，名揚遐邇。巴黎大學和羅馬市政府都表示要給詩人加冕桂冠，他最後決定在羅馬接受加冕。授予儀式於1341年4月8日正式舉行。在這一天，彼特拉克身穿安茹王朝國王羅伯特賜給他的紫袍，在儀仗隊的護擁下，神采奕奕地來到丘彼特神殿。在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致詞后，便將一頂桂冠戴在他的頭上。從此，彼特拉克就獲得了“桂冠詩人”的榮譽。

彼特拉克在一生中用了大量時間研究古典文化，把古典文化看作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他說：“在我感興趣的事物中，我總是著意於古典，因為當今世代對於我常常是難以忍受的。”出於這一想法，他不辭勞苦，四處周遊，極力搜集希臘、羅馬的古籍抄本和歷史文物，然後反覆閱讀，認真校對，並用自己的觀點予以詮釋和闡述。他把自己的文藝思想和學術思想稱之為“人學”或“人文學”，以此和“神學”相對立。他大聲疾呼，要來“一個古代學術——它的語言、文學風格和道德思想的復興”。因此，彼特拉克是文藝復興的發起者，有“人文主義之父”之稱。

1347年，羅馬爆發了以柯拉·迪·里恩佐為首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的起義，推翻了封建政權，建立了共和國。彼特拉克聞訊欣喜若狂，拍手稱快，衷心祝願新興的共和國永世長存。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人，認為君主不應欺壓剝削自己的臣民，而應熱情地關心他們，努力辦好公共事業，賑濟貧困，鼓勵文明。但起義不久即告失敗，羅馬又陷於黑暗的封建統治之中。彼特拉克痛惜萬分，揮筆致書羅馬人，表達了自己的哀惋之情。

彼特拉克一直思念的意中人勞拉，不幸於1348年在席捲歐洲的黑死病中死去。噩耗傳來，彼特拉克痛不欲生，遂寄情於筆端，吟詩抒懷，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

1349年，彼特拉克與義大利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義者薄伽丘相識。薄伽丘比他小九歲，是他的狂熱崇拜者。兩位志同道合的人一見如故，結下了終生友誼。1351年，彼特拉克毅然辭去教皇秘書的職務，由薄伽丘薦舉，到剛剛成立的佛羅倫薩大學講學。在這裡，這兩位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通力合作，相互幫助。在他們的熱心支持下，一位名叫里昂古奧·彼拉多的希臘人把《荷馬史詩》全部譯成拉丁文。

彼特拉克的後半生是在自己的祖國度過的。他行蹤不定，時而出現在這個城市，時而出現在那個城市，常常為各個城邦做些外交方面的事情，希望他們能夠團結起來。

彼特拉克是處於新舊時代交替時期的人物，因此表現出很大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鞭撻教廷的虛偽，但又長期在教廷擔任要職；大膽追求愛情和幸福，但有時又認為這是邪惡；熱愛祖國和人民，但又輕視和脫離群眾；主張人類之愛，但又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這些都是早期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的特徵。

1374年7月18日夜幕降臨后，彼特拉克在一個名叫阿克瓦的小村莊與世長辭，享年70歲。

當人們來到他的房問時，發現他的頭還埋在維吉爾的手稿中。反動的教會勢力對彼特拉克恨之入骨，將他暴屍示眾，手段卑劣而又殘忍。然而，彼特拉克的歷史功績是永遠也抹煞不了的，在他死後不久，人類文明史上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蓬勃興起，尊稱他為“文藝復興之父”，就是最好的證明。英國著名詩人拜倫在遊歷義大利時，留下了光輝的詩篇，讚美彼特拉克的“名聲傳遍各國”。

彼特拉克的愛情詩收集在他的代表作——《歌集》中，《歌集》中的詩人多都是即興而作的詩體日記，共366首，其中14行詩317首，抒情詩29首，六行詩九首，敘事詩七首，短詩四首。全部詩集分上下兩部分：《聖母勞拉之生》和《聖母勞拉之死》。

彼特拉克的愛情詩衝破了禁慾主義的藩籬，一掃中世紀詩歌中隱晦寓意、神秘象徵的兵法，直接描寫現實生活中的人。他向人們公開袒露自己嚮往幸福生活的內心活動。在他的筆下，勞拉已不是中世紀那種矯揉造作、高不可攀的貴婦人，而是單純開朗、平易可親的新時代女性。

由於彼特拉克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用寫實的手法描寫勞拉的美貌，因此他的詩歌格調清新，令人百讀不厭，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這裡有一段佳話，當他的愛情詩傳開后，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有不少人甚至也對勞拉產生了愛慕之情，他們不辭勞苦，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阿維農，以求一飽眼福，欣賞一下這位絕代佳人。但這時的勞拉已是中年開外的婦女，早已失去了昔日的丰采，使這些遠道而來的人乘興而來，掃興而歸。

彼特拉克的抒情詩是在繼承普羅旺斯騎士詩歌和義大利“溫柔的新體”詩派愛情詩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其特點是格調輕快，韻味雋永，善於借景抒情，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他曾寫過這樣的詩句：

我像往常一樣在悲思中寫作，

鳥兒的輕訴和樹葉的微語

在我耳邊繚繞，

一條小河，傍依著兩岸鮮花

在和風細浪中暢懷歡笑……。

這裡，詩人通過“花”、“鳥”、“河”、“風”的描寫表達了自己肯定人生、熱愛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果說詩人是借景抒情，那麼讀者則可以從詩景中領會其中的人文主義之情了。

彼特拉克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把十四行詩推到一個完美的境地，發展成為一種新詩體，即“彼特拉克詩體”。這種詩體被後來的喬叟、莎士比亞等著名文學家和詩人所模仿，為歐洲詩歌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因此，彼特拉克又被尊為“詩聖”。

《歌集》中還有少量的愛國主義詩篇和政治諷刺詩，其中《我的義大利》最有代表性。當時的義大利由於受到教皇的干涉、外敵的入侵以及各城邦國相互混戰，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目睹這種現實，詩人寫道：

看吧，

我的祖國，

你所喜愛的我的故鄉，

正在為無名原因引起的戰爭

和那不能抑制的糾紛，

受著多麼殘酷的

折磨和煎熬！

這血和淚凝成的詩句，飽含著詩人憂國憂民的深情，寄託著渴望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

《歌集》中的政治諷刺詩主要是抨擊教會。教會在中世紀是封建勢力的總代表，是萬惡之源。要宣揚人文主義，就必須揭露和反對教會。詩人憤怒地寫道：

以前是偉大的羅馬城，

現在是萬惡的巴比倫，

這裡是數不清的悲傷，野蠻兇狠的廟堂，

這裡是那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學堂，

這裡是眼淚的發源地，

是黑暗的監獄，是充滿欺騙的場所，

在這裡，善良被扼殺，

兇惡卻在成長，

這兒是人們死前的黑夜和地獄，——

難道上帝不將懲治你？

這戰鬥的詩行，表現了詩人在黑暗中的拼殺精神和鬥爭的勇氣。

《歌集》主要歌詠他對女友勞拉的愛情，也包括少量政治抒情詩，詩中讚頌祖國，號召和平與統一，揭露教會的腐化。《歌集》反映出詩人內心的矛盾：熱愛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間的幸福，追求愛情和榮譽，但不能和宗教傳統及禁慾主義思想決裂；有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而又脫離人民，輕視群眾。這些矛盾正是從中古過渡到新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的矛盾。

詩人在勞拉身上寄託他關於美和精神品質的理想，同時也對她的形體之美一再加以歌頌。彼特拉克對於自然之美也很敏感，有些詩把歌頌勞拉和描繪自然結合起來，《清、涼、甜蜜的水》這首詩就是顯著的例子。彼特拉克善於敘述內心的變化和抒寫愛情的經驗，超過以前的詩人。這些詩都表現了人文主義者以個人幸福為中心的愛情觀念。他的《歌集》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為歐洲資產階級抒情詩開創了道路。《歌集》中佔大部分的十四行詩達到藝術上的完美，成為歐洲詩歌中一個重要詩體。

彼特拉克知識淵博，他不僅是一位著名詩人，而且還是一位歷史學家，著有《名人列傳》一書。

該書用拉丁文寫成，書中列有21位古羅馬時期的歷史名人（從羅慕洛起一直寫到凱撒為止）和皮魯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漢尼拔的傳記。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以人物傳記形式給義大利人展現一部宏偉壯麗的羅馬史，讓他們了解義大利的過去就是歷史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羅馬帝國，從而激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擯棄基督教宣揚的“世界國家”的空想，走上民族獨立統一的道路。

《名人列傳》中所貫穿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是彼特拉克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又一重要特徵。

值得提及的是，彼特拉克在史學領域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概念。在他看來，在他所崇拜的古代和寄予無限希望的新時代之間，存在著一個使人深惡痛絕的時代。這個時代既毀滅了古代文化的精華，又毀滅了“公共美德”，因而是個黑暗、愚昧、倒退的時代。在彼特拉克的心目中已經有了日後所謂“中世紀”這一概念的最初萌芽，並規定了這一概念的全部內容。

彼特拉克在地理學方面也有建樹。他閱讀了大量地理方面的書籍，掌握了許多地理資料，繪製了第一張義大利地圖。

彼特拉克在活著的時候，已經是聲譽遠播。

三十七歲時，他在同一天收到了羅馬元老院和巴黎大學的邀請，要授予他“桂冠詩人”的稱號。最後，他就在羅馬接受了這個已經中斷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稱號，達到了當時一個文人所能享受的最高聲譽。

五十歲時他訪問故鄉阿雷佐，朋友把他帶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告訴他那個城市如何禁止對房屋內原來的樣子作任何變動。

死後，他的墓地更成為聖地，每年前往弔唁的人絡繹不絕。

彼特拉克在後世的主要形象是一個詩人，而且後人看重的是他的義大利文作品。在十四行詩的發展史上，他創造了義大利體，有篳路藍縷之功，後世只有莎士比亞可與之交相輝映。而他繼承法國“溫柔的新體”的傳統，創作的一組以女友勞拉為主題的詩篇，則又和但丁前後呼應。有了這些詩作，他也就“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

可是彼特拉克自己更重視他的拉丁文著作，比如他花了很大精力寫作《阿非利加》，希望以此確立後世的名聲。《阿非利加》幾度綴筆，最後也沒有完成。到了晚年，彼特拉克對它已經十分厭惡，甚至不願提及。

拉丁文學在西塞羅身上達到了高峰，帝國時代開始走下坡路，蠻族的蹂躪則是對拉丁文化的致命一擊。蠻族退出后，方言漸露頭角。但丁已經昭示了義大利文學的可能性，彼特拉克早期的作品對於義大利方言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彼特拉克的時代正是西方文學古今轉換的要緊關頭，而他仍然選擇了留在古代。在給薄伽丘的信中，彼特拉克承認拉丁文學珠玉在前，後人難以逾越，倒是義大利方言大有用武之餘地，但是他厭惡這個時代的虛榮浮躁，不願讓庸人對自己的作品評頭論足，情願埋首舊籍，為古人作嫁衣。

布魯尼（Leonardo Bruni）在《彼特拉克傳》中說，拉丁文學兩大巨人維吉爾能詩不能文，西塞羅能文不能詩，自古無人能兼得，而彼特拉克在兩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詣。但丁死的時候，彼特拉克十七歲，彼特拉剋死的時候，薄伽丘還比他年輕九歲。繆斯的慧命就這麼繩繩相續。

在2003年11月，據說病理解剖學家將會從Arquà Petrarca的棺材中發掘彼特拉克的骨骸，來驗證19世紀的關於他身高1.83米的說法。這個說法屬實的話，他當時是非常高的。這個小組還希望重新構造他的頭蓋骨，期望可以得到他身體特徵的計算化形象。但是不幸的是，2004年的DNA檢測證明棺材中的頭骨不是他的。希望有一天，他的頭骨能夠物歸原主。

1327年，一位名為勞拉的女士在亞維農的Sainte-Claire教堂里出演Rimesparse（“離散的旋律”）的身影，激起了彼特拉克持續很久的創作衝動。後來的那些沿襲他風格的文藝復興詩人把這三六六首詩的合集稱為Canzoniere（“歌本”）。她可能就是Laurede Noves，Huguesde Sade（Marquisde Sade的一個祖先）的妻子，或者，她只是理想化的或者假想的人物。她在他詩中的表現相對於大家熟知的行吟詩人（troubadours）和他們的高貴的戀愛（courtlylove）不同。她的出現使他體會到不可言傳的愉悅，但是他不求回報的愛戀使得這不能持久。除了說她看起來很可愛，有一頭金髮和謙虛高貴的氣質外，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幾乎沒有確定的關於勞拉的信息。勞拉和彼特拉克從來沒有見面。他把他的感情全部傾注到作品中。他的詩是感嘆的，不是勸誘的。他的散文表現出他對男人追逐婦女的蔑視。在1348年勞拉離世時，詩人的哀傷和他以前的絕望一樣難以忍受。後來，在《給後人的信》中，詩人寫道：“我年輕時，我曾一直同那無法抵抗的，但是純潔的，我唯一的愛，鬥爭。如果不是她的早逝，我會繼續鬥爭下去，（鬥爭）痛苦，但是對我有益的。鬥爭把那團火熄滅。我常常希望我能說我完全自由於肉體的慾望了，但是我知道，那樣我是在說謊。”

義大利式十四行詩（Petrarchan Sonnet）一名即來源於他。浪漫作曲家李斯特給他的三首十四行詩（47，104和123）加譜為歌，名為Tresonettidel Petrarca（意即“彼特拉克的三首十四行詩”）。後來作曲家把它作為Annéesde Pélerinage組曲（《旅遊歲月》）的結束部分鋼琴獨奏曲。

參照古希臘的神話與文化傳統，彼特拉克將月桂宣稱為“詩歌與文學之不朽的象徵”。無巧不成書，勞拉的芳名（Laura）正好是月桂（laurus）的陰性形式。再加上《歌集》對勞拉的描述過於豐富，她的文學形象過於豐滿，而詩人的愛戀又那麼辛苦、那麼遙不可及，人們開始懷疑，勞拉是否為彼特拉克虛構的一個“女神”。

據臧宇介紹，詩歌中虛構“女神”的現象在當時並不陌生，前有西西里詩派以及宮廷愛情詩歌塑造“女神”形象的傳統，後有但丁“柔美新詩”等文學中架空“繆斯”、神化抽象概念為女主角的近例。雖然彼特拉克對虛構矢口否認，但他畢竟受到了這些流派的影響。

即便如此，《歌集》在西方詩歌史上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寫實方面，勞拉的文學形象挑戰了中世紀禁慾主義道德規範的下限，她有著金黃的捲髮、明亮的藍眼睛、白皙的皮膚和豐腴的身材，人們已經很久沒在文學作品里看到如此活靈活現的女性形象了。抒情方面，彼特拉克大量地融情於景、近乎歇斯底里地一唱三嘆，成為了此後300多年間歐洲情詩作者的最高楷模。

總之，不論這位“女神”是不是許多學者考證的那位有夫之婦Laura de Noves，不論詩人是否將自己無數的風流韻事寄托在同一個文學形象之上，彼特拉克對某位真實存在的勞拉和詩歌中的“女神勞拉”之感情都應當是熱烈而真摯的，譬如以下這段告白：

“勞拉，那位非比尋常、在我詩歌中備受讚美的女士，於我弱冠之時初次進入我的眼眸，那是1327年4月的第六天（註：復活節前的星期五，也叫耶穌受難日，與彼特拉克加冕桂冠詩人的日期相當接近），第一個時辰，在阿維尼翁的聖克萊爾教堂里；同一座城市，同樣是4月，同樣是第六天，同樣是第一個時辰，而在1348年，我們的白晝被奪去了光明，而我不巧身在維羅納，嗚呼，對自己的命運多麼無知！”

這是彼特拉克謄寫在維吉爾手抄本扉頁的“座右銘”。將最痛苦的事記錄在自己最常翻看的書頁上，他要以這種方式提醒自己，生命中的歡愉已經走到盡頭，是時候逃離“萬惡的巴比倫”、拋棄對現世名利與情慾的追求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已然凋零的那位月桂夫人仍舊是詩人的靈感源泉，彼特拉克的“勞拉之戀”一直寫到了1368年，而謄寫與排序的工作則持續了他的全部餘生。後人在整理《歌集》時或將366首詩按照勞拉的壽命編為的“生前”與“死後”兩部，也算是變相地為文學史上的這段奇緣寫下了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