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正兒

青木正兒（1887～1964）Aoki Masaru

青木正兒是日本著名漢學家，文學博士，國立山口大學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日本中國學會會員，中國文學戲劇研究家。

青木正兒，號迷陽，生於日本山口縣下關。青木正兒自言少時就有“讀凈琉璃之癖”，在中學時代，喜讀《西廂記》等中國古典作品，“很覺中華戲曲有味”，在大學學習時代，致力於“元曲”的研究。

1908年進京都帝國大學后，師事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直喜是日本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先驅之一。在狩野直喜的指導下，他廣泛涉獵《元曲選》、《嘯余譜》等曲學書籍，並對元雜劇進行了專門研究，1911年以《元曲研究》一文從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

畢業後任教於同志社大學，1919年與京大同學小島佑馬、本田成之等組成“麗澤社”，創辦《支那學》雜誌。並在該雜誌上發表《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是向日本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及其中心人物胡適的第一篇文章。他還多次向胡適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國文學史資料。二十年代，他到中國訪學，與胡適有直接的交往。1923年青木正兒任仙台東北帝國大學助教，后歷任京都帝國大學、山口大學教授。三十年代，青木正兒就被中國學術界譽為“日本新起的漢學家中有數的人物”，后更被譽為“舊本研究中國曲學的泰斗”。

除中國戲曲外，青木正兒還研究中國飲食文化和風俗。他撰寫的《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一書為“日本中國學文粹”叢書中一本。《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一書包括《中華名物考》和《華國風味》兩部書稿，均未在中國國內出版過。此兩部書稿屬於風俗、名物學方面的著作，《中華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間發表的有關名物的論考，題材從草木之名到節物之名，非常廣泛。說起來，名物學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上可以追溯到漢代的訓詁學，下經過明代的名義學，再發展為清代的考證的名物學。

但是，在日本，以前只是追隨中國的名物學，缺乏獨立的發展。青木在其名物學中導入了雖然同樣是考證學而不同於清朝考證學的近代考證學的方法，開啟了通向新名物學之道的端緒，在開頭的“名物學序說”中，他揭示了我國名物學的目的和方法的方向性。《華國風味》則旨在於介紹中國風味的飲食。而這兩部書稿更處處透露著中國文化的種種相關知識、相關傳統，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青木正兒的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著作不僅在日本頗有影響，在中國學術界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中華名物考》的序言里，青木總結了他追尋名物學的整個履歷變遷：京都大學讀書期間即關注到了中國民俗，在他的第二次中國之行中，還有意請人繪製了北京風俗的圖譜，這是他在戲曲研究為中心時發散而出的對於中國民俗的關心；但歸國后，青木專註於戲曲詩文的研究，並轉任京都大學，此事擱淺；直到戰時，青木正兒在原有的“正道”的中國文學研究外，因當時的困窘與清寒惹得筆墨下蕩漾起昔日的美食的回憶，寫成雜文權作潤筆，遂半作學術半作寄興而構建起了他的“名物考證學”。

在青木的“名物學”的範疇里，他立足於中日文本對譯間察覺的名物變遷、語詞淵源，以此作為基礎，尋繹文獻，以作佐證，而又牽拉雜引地將舊日在中國的履歷、風俗的考察等等重新翻出，一併寫入了成為輕鬆而諧趣的雜考。（與此同時，這段時間，青木譯介中國文學，所選的主題也別有風味，如翻譯了《隨園食譜》、選取了一些關於酒的篇章作了翻譯抑或考證，）這些興緻盎然的翻譯、考證、札記中滲透了他晚年治學的意趣，展現在散文里的自我抒情形象也轉向了舉樽歡酌、細辨花香、慢品佳肴的“迷陽老饕”，翻來讓人不禁覺其可愛。

1908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學習。

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畢業後任教於同志社大學

1919年與京大同學小島佑馬、本田成之等組成“麗澤社”，創辦《支那學》雜誌。

1920年著文介紹中國“五四”文學運動，評價了魯迅的成就，這是日本學者首次提到魯迅。魯迅於1920年11月24日致信表示謝忱。

1922年赴中國，並與畫友組織“考盤社”，研究南畫。

1924年任教東北帝國大學。1925—1926年再赴中國研究戲曲，著作《中國近世戲曲史》，是研究明清戲曲的重要論著。

1932年參加“岩波講座”，主編《中國文學思潮》等。

1935年獲文學博士。

1938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與東方文化研究所共同校注《元曲》，成為京都派中國學的活躍人物。

1947年從京都大學定年退職，

1949年任山口大學文學部教授，併當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

1964年12月2日病逝。

1966—1970年由春秋社出版《青木正兒全集》10卷本。

著有《中國文藝論數》(1927),《中國近世戲曲史》(1930),《中國文學概說》(1935),《元人雜劇序說》(1937),《元人雜劇》(譯註，1957)等，所著結集為《青木正兒全集》(10卷)。不過，最為學界熟知和影響深遠的，還是他的成名作《中國近世戲曲史》。他曾多次向王國維求教，並遊學北京、上海，觀摩皮黃、梆子、崑腔，寫成《自崑腔至皮黃調之推移》(1926),《南北曲源流考》(1927)兩文。在此基礎上，他用一年的時間，寫成《明清戲曲史》。為了便於日人閱讀，改題為《中國近世戲曲史》。所謂近世，是因為王國維把宋以前稱為古劇，“余從而欲以元代當戲曲史上之中世，而以明以後當近世也”。

赴中國研究戲曲，著作《中國近世戲曲史》，是研究明清戲曲的重要論著。1949年任山口大學文學部教授，併當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

青木正兒是一位可愛的日本中國學者，自稱“性孤峭而幽獨”，還有仙骨的氣象，興趣廣泛而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不拘泥一方，對於中國的文學、音樂、美術等等都有廣泛的思考與研究；他以詳實而學術價值極高的《中國近世戲曲史》進入了中國學者的視野，此外，關於中國文學、中國文論史的一些研究及學術著作，也陸續在民國年間得到翻譯、介紹，新中國之後，不少論著得以再版。作為繼承實證主義學派的踐行，青木正兒先生於1922年及1925-1926年兩次訪問中國，除了相關的學術論文以外，還留下了不少如《江南春》、《竹頭木屑》的行紀，《北京風俗圖譜》的繪圖記錄；並且，這段訪問中國的經歷，一方面積累了學術資料，促進了中國戲曲史及其他相關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也影響了青木先生日後的學術研究的趣味，在四十年代，青木正兒在原有的文學研究以外，轉向了構築自成體系的“名物學”研究，作了散文、隨筆、札記，也有不少和中國之行相關。

有人說：“青木正兒也如中國文人一樣，易犯貴古賤今之見。”誠然，若籠而統之講青木的研究工作是偏重於“古”，但若細分析則並不然。就拿研究戲曲而論，孤立地說明清戲曲固然是屬於“古”，但若相對於宋元戲曲，它又何嘗不可謂之“今”，因為“古今”本是相對的。青木正是沒有“賤今”，才有《明清戲曲史》之作。況且，長期以來，戲曲一向被正統文人學士所冷落，所謂“非文章之正軌”，自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出，戲曲研究方作為一種學問而躋身於學術之林。但若無青木的《明清戲曲史》繼之，則此學也殊欠完備，因此，青木之功蓋不可沒。

青木是側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也十分關心。早在一九二0年，他就說過：“魯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他在《以胡適為中心潮湧浪漩著的文學革命》一文中對“中國文學革命懷著同情和希望。”在後來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綱》一書中，他說：“一入了民國，小說作家方面最早產生歐化的作品而成功的是魯迅(周樹人)。步他的後塵而起的青年很多。民國五年左右發刊的《新青年》這種雜誌，充滿了急進的氣派，記得魯迅的作品，最早也是在這裡發表的。”由此可見，說青木“貴古賤今”是有失公允的。

吉川幸次郎在《青木正兒博士業績大要》里如此評價青木正兒：

“博士的性格往往有人以狷介或者不羈評之。但表現在學問中，這狷介變成了對基於讀書經驗的實證的尊重；而不羈變成了不受傳統見解束縛，根據自己的深思熟慮加以批判，即獨創。”

青木早年，回眸他帶著消瘦的風骨、炯炯的眼光、平易的笑容，舉著酒杯的性情中人之景，在這些書里能管窺到這個學者的嚴肅的學術研究以外的良多的興味。恩，讀來有趣，偶然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