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枝蔚

著有《溉堂前集》九卷，《溉堂續集》六卷，《溉堂後集》六卷，及詩餘二卷，（均清史列傳）并行於世。

孫枝蔚（1620-1687年），亦叫孫八，字溉堂、叔發，號豹人，陝西三原人，清初著名詩人。孫八一生，著述甚富：所著《溉堂集》，含《前集》九卷、《續集》六卷、《詩餘》二卷、《文集》五卷、《後集》六卷，計二十八卷。其中《前集》、《續集》、《後集》為詩，計二千餘首。《前集》和《續集》於康熙十八年刻於京師，均分體編年，分別為明末到順治間、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後集》刻於康熙六十年，亦為作者親手刪定，分體編年，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詩。他成為客居揚州的清初關中遺民詩群中存詩量最多的詩人。

孫枝蔚和焦獲寓樓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年間第一個己酉年)夏五月，潛江縣城衙門前正街，建起了一座西向的新樓。

這是知縣王又旦為迎接故友、清初著名詩人孫枝蔚蓋的住所。孫枝蔚客游四方，他受王又旦之邀，來潛江採風問俗。這次是從豐城出發，在漢口逗留數日後，“便往潛江”的。王又旦工詩善書，嗜友若渴，為孫枝蔚的寓所親筆題寫了“焦獲寓樓”的匾額，安排好他的食宿。孫枝蔚旅途不乏艱險之事，但是在這個多雨的汛期，踏上當年地勢低洼潮濕的潛江，他感受到的卻是水患的無情。綿延的大雨使江河泛濫，沖潰了堤防。他目睹漲水的漢江和大水淹沒的村居，寫下了充滿憂慮和同情的詩歌：“我行歷四方，對此但哽咽。”他同時也牽掛著在堤上奔走救災的知縣王又旦，看到友人“行堤視水，歸來益瘦甚”，多次寫詩寬慰，並讚譽其為“賢令”。孫枝蔚此行，還帶來了布衣詩人吳嘉紀（字賓賢，號野人）的新詩稿，他評點后，又因為“美玉難攻，雖欲效他山之石不可得也”，想想“知味賞音”的不會只是王又旦一人，便“攜向潛江”。誠如孫枝蔚所料，雨水並不能阻止慕名來訪者的腳步。孫枝蔚下榻的焦獲寓樓，常常響起潛江“佳士”的敲門聲。他們談論起學問來，十分投機，不分早晚昏晨。頻頻和孫枝蔚唱和詩歌的潛江人，有志稱“經學家”的貢士朱士尊（字偉臣，一字石戶）、進士莫與先（字大岸），還有劉聲玉等。“異縣往來誰最密，朱家出去到劉家”。在朱士尊的編柳草堂，他們一起飲酒談詩。朱士尊的兒子朱含暉（朱載震之弟，莫大岸之婿）和劉聲玉的兒子也來做陪。在城南明末崇禎貢生郭鋏的謾園，潛江的文朋詩友們，也為孫枝蔚舉行過一次宴集。孫枝蔚和朱士尊、莫大岸等人都留下了《謾園宴集》的同題詩歌。謾園主人郭鋏，則對如上三人的詩分別作了《次韻奉和》的贈答詩。可見當時十分融洽而熱烈的氣氛。在謾園梅花亭，雖非梅花開放的季節，孫枝蔚卻熱情洋溢地留下了二十一聯的長詩《梅花亭子歌》。雖然“今年五月客潛江，繞郭洪濤礙杖屨”，但水退之後，郭鋏“三日兩日勤相邀”，得以歡聚。孫枝蔚以詩寄情，表達了在潛江的另一番感受：“潛江之行頗不惡，潛江高士復可慕。”潛江段天門（本名陡雲，字郇五），以布衣吟詩，默默無聞，孫枝蔚讀其詩后，大為推崇，人始知其工詩。孫枝蔚旅居潛江三月之久，創作了不少堪稱詩史之作的詩歌。《潛江明清詩選》收錄其旅潛詩作21首，居該書外地作者選詩篇數之首。在其著作《溉堂集》中，還有另外二十餘首相關旅潛詩作。他的《焦獲寓樓雜詩》（八首），因寫的情真意切，古樸淡雅，深受當時一些著名詩人極力推崇。詩中可見孫枝蔚當年在寓所的活動和情懷：“仙人愛樓居，而況老腐儒，樓居有何好，可以讀我書。”他曾經希望“不買千間廈，亦建三層樓”，目的是“廈以庇寒士，樓以望神州”。公則胸懷天下寒士，私則滿足觀光雅興。但“此志今已矣，三嘆不能休。”詩人“做客厭朝眠”，起得很早，卻故意說“樓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風勢拔屋，梁塵墜滿案”，他擔心酷愛的書籍被吹亂了，“呼童急收書，已愁緗帙亂”。但詩人更關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時江湖裡，危舟誰相看”。體現出詩人對人民安危的深切關懷。 “寓樓非真宅，不久須遠別”。三個月後，孫枝蔚離開了潛江。在給王又旦的多封書信中，他表達了對潛江友人的思念之情：“甚思再游潛江久矣，潛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莫（大岸）如朱（士尊）如劉（聲玉）如郭（鋏），烏得不思？”。

孫枝蔚是不是明代遺民

溉堂因被迫參加了康熙十八年清廷舉行的博學鴻詞考試，因此，後世多將其排除於遺民行列。卓爾堪《明遺民詩》不錄溉堂一詩，絕非漏收；現存各種《明遺民錄》中，都沒有溉堂的名字；錢仲聯先生主編之《清詩紀事》，在《明遺民卷》中亦不見溉堂之名。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很有必要為溉堂一辯。

康熙十七年詔開的博學鴻詞科，一直到第二年3月1日才開科考試。一時間，四方碩儒名士雲集京城，其中有屢辭不獲准而勉強應徵的，也有自願應考者。孫枝蔚顯系前者。當時，陝西舉薦者凡9人，李順託辭有病、以死相抗，未至京城；王弘撰雖至京，但亦託病拒上考場；其餘7人，孫枝蔚、李因篤、李念慈、李大椿、王孫蔚、程必升、趙廷用均上了考場，但結果除李因篤一人中式、孫枝蔚賜銜外，其餘5人均告落第。李因篤似乎很不幸，他名聲太大，薦舉者多，當局必欲致之”母親也“勸之行”，推辭不過，“涕泣就道”。結果金榜有名，卻不願出仕，不得不以一份情詞懇惻的《告終養疏》來請求放歸，很像是下了水又趕忙往岸上爬。然而，遺民的資格就這樣丟了，並且還遭到友人的譴責（亭林於《答李子德》中不僅說：“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而且道：“竊謂足下身攝青雲，當為保全故交之計，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敗其晚節，則必夭其天矣。”）甚至連沈德潛也說：“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字同共稱”，顯然微含諷意。當然，讀《受祺堂詩文集》，我們又的確感受到李因篤的內心時常處在一種矛盾的痛隱之中。

孫枝蔚的情況更特殊。被薦應博學鴻詞試時，他在揚州（豹人老友杜濬聞說豹人被薦，曾有《與孫豹人書》勸其。勿作兩截人，，見《變雅堂文集》卷四），並且已59歲了。屢辭不允，勉強進京，不得已進了考場，但又“不終幅而出”，也就是說試卷未答完即出了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