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

是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參見《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3年版）。

古史分期問題：“戰國封建說”、“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等。關注的是“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和社會形態學說是否適用於解釋中國歷史，並由此說明中國革命與歷史的前途問題。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主要說明即使沒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能發展到資本主義去，即中國歷史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所規定的路線前進，這一理論具有普世性。

農民戰爭問題：主要目的是為歷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論證農民在當前革命中的地位。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漢民族形成問題也承擔著同樣的意識形態使命。

第一，權力中樞（主要是毛澤東）對史學的興趣。毛澤東對史學的期待是注重現實、推崇致用。他關於中國歷史的一系列見解成為史學界的軸心，指導、規範、覆蓋著中國史學界，傳播、闡釋、學習這些見解成為中國史學界的當務之急。這一時期的史學論戰都與毛澤東的這些見解有關。

第二，“五朵金花”的綻放也來自於當時學者們對現實政治的全神貫注，養成了以服務現實為榮、以脫離現實（考據）為恥的治學取向和學術環境。

“五朵金花”雖然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並承擔了相應的使命，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們所具有的學術價值。比如古史分期問題，使本來資料最為貧乏的先秦、秦漢史率先得到最為清晰、精細、深入的清理；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直接催生了明清社會經濟史這個研究領域，並取得了海內外公認的學術成就；農民戰爭問題使以往受到忽視的下層民眾的各種材料得到重視和整理，與國際史學倡導的“由下而上地看歷史”潮流不謀而合。而且，從這一時期唯物史觀派的總體治史理念、為學旨趣、作業方式來看，重視重大問題研究、重視長時段研究、重視社會經濟史研究、重視宏觀整體研究、重視由下往上看，等等，都與年鑒學派屬於同一種研究範式。這一點也是應當看到和肯定的。

山東大學王學典教授曾發表文章，論述過此類問題。其有一句結論：是“假問題”，但在論證假問題時，顯現出“真學術”。

“五朵金花”問題與“歐洲中心論”

“五朵金花”的共同特點：“以論帶史”，用中國的史料與事實來印證西方歷史模式或理論（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的某些論斷，將西方模式視為不證自明的前提，而將中國歷史和史料置於被動、消極乃至從屬的地位。

西方模式的問題：是東方主義的產物，是從西方的幻覺出發對東方歷史的一種重構。東方主義是“西方控制、重構和管轄東方的一種方式”，是西方關於東方世界的“種種意識形態的假設、意象和幻想。”（參見薩義德《東方學》，阿里夫·德里克《中國歷史與東方主義問題》，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等）東方主義對東方歷史的想象是：以嚴格管理“水利”為基礎的專制主義，以農業與家庭手工業頑固結合和反商業為特徵的生產方式，以村社為實體的公有制，最典型的特徵就是長期停滯、沒有發展。與此相伴的觀念，就是反覆毀滅與重建，“野蠻”、“愚昧”、“未開化”或“半開化”、“殘忍”、“普遍奴隸制”等等。結論就是：東方需要西方來拯救，東方的一切民族要麼滅亡要麼西方化，沒有其他選擇。這樣，東方的歷史與未來就被納入了西方的軌道。從本質上說，這種模式和理論是“歐洲中心論”的派生物。歷史和事實都已經證明，這種理論是沒有根據的。

不幸的是，中國史家在當時相信這個模式和理論，並將之簡化為一般和特殊的關係。這樣，當西方歷史成為“標準”和“正常”之時，中國歷史就成為“特殊”、“例外”和“早熟”的了。中國歷史的意義只有在和歐洲歷史進行比照時才能被發現，從而失去了自身獨立存在的價值。

馬克思的東方理論也是在他的時代普遍存在的“歐洲中心論”的假設之上建立的，不管他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不過，我們在指出這一點時，要充分肯定馬克思理論中所包含的豐富的人類學、社會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