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萌芽

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的出現，萌發尚未定型形成氣候，而產生在某種意義上體現出規範性與規模。生於萌芽狀態的東西，本來不易辨識，也不容苛求。不過，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不僅要從微觀上研究，還要從宏觀上考察，才能定性。

在歐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美洲的發現，東印度群島的航道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所記載的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亞當·斯密。美洲和東印度航路的發現擴大了交往，從而使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高漲。從那裡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投入流通領域的大量金銀（它們根本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沉重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規模愈來愈大地擴大為世界市場。

這是一種新的事物，代表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總趨勢，具有進步性；但具有出現在少數地區的少數行業當中稀疏且微弱的特點；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體系本身缺乏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十分緩慢，自然經濟仍佔主導地位，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夕。

文藝復興的歐洲，藉助古希臘、羅馬文化在文學、藝術領域的發展，公開向神學挑戰（伏爾泰）。主要在思想政治領域、人文主義、自由平等、資產階級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

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它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係，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係，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考察的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必然性是存在於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

唐代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話，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係出現。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我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

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

這就是說，我們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是要探討它的歷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麼大力氣去研究了。任何經濟現象，都是一個過程，不會突然發生，也不會驀地消滅，必有它的繼承性和發展階段性。如果我們瞻前顧後，不滿足於就事論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史，只能從明代後期，或者說從十六世紀寫起。這以前，確也有些個別事例，如徐州利國監的冶鐵，徐一夔《織工對》中的絲織工場，但都后不見來者，不能成為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的起點。我們所考察的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都延續到清代鴉片戰爭前，並有發展，看出明顯的階段性。清代前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也要在鴉片戰爭後有個交代，看出它們的歷史作用；這一點，後面將論及。

生產力是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力。“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資本論》第3卷，第885頁）

我國農業，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於高峰。江南（這個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水田的開發，引起綠色革命。耕犁製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於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達於成熟。

明清兩代，我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於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傳統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以單個家庭與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論人力資源還是土地面積都不具備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因此，它無法保證富餘產品的穩定產出，更無力供養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民間市場。中國自古是單一制封建君主集權國家，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並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於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巨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

明清兩代，儘管在租佃關係和雇傭關係上的封建束縛有了鬆弛，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卻極稀微。據我們看，主要是在某些經濟作物中、在新墾區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僱工經營。力農致富的人家曾不斷湧出，但他們也不斷地轉化為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這種舊式富農以至佃富農，我看恐怕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或者只是小業主經濟。

我國古代出現的商品經濟多是作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補充而存在，不能因為一時商品經濟繁榮而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產生，況且歷代統治者都強調重農抑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於工業，只是到後來才使農業從屬於自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第443頁）手工業和農業不同，須分行業來逐一考察它們的生產力狀況。晚近發展經濟學認為，影響一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往往不是總的生產水平，而是當時起主導作用的工業部門，如十八世紀末歐洲的紡織業，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國的鋼鐵業，還有後來的汽車、電子工業等。

中國中央君主集權制根深蒂固，皇帝直接掌控全國土地與人口；歐洲封建領主雖掌握土地卻缺乏對市民階層的控制，封建關係較為鬆散。中國廣大自耕農民以自產謀生又極度貧困，既缺乏消費欲，又沒有購買力，消費市場無法形成；歐洲廣大城市平民沒有土地以經商或手工業為生，購買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須，有利於市場形成。中國消費品生產主要面向高級消費，絲綢、金銀加工、高檔瓷器等基本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市場範圍小，資本主義發展空間有限；歐洲商品生產服務對象廣泛，棉紡、毛紡、制鐵等大多是廣大群眾的日常消費，市場範圍大且穩定，資本主義發展後勁實足。中國國內市場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資本無力開展對外經營，小農經濟倚賴土地沒有海上開拓的慾望，具體表現即閉關自守；歐洲市場活躍資本運作通暢，財富的擴張必須繼續擴大消費，同時急需勞動力與資源，對外擴張事在必行，具體表現即組織航海拓展殖民地。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只出現江南地區個別部門，沒有深入到農村；歐洲十六世紀資本主義萌芽有長足發展，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成為普遍現象。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有促進作用，但未促成中國社會的轉型。在歐洲資本主義卻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和經濟的進步並進一步導致了經濟結構、階級結構、思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巨大變化，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使歐洲向資本主義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