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鵬

1931年考入東北大學，“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東北學生組織的學生軍，被選為學生軍的隊長。

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

1936年“六一三”學生運動時，任總指揮。

1936年畢業於北平東北大學政治經濟系。

1937年參與組織成立“東北救亡會”，

1937年9月在北平西郊參與組織國民抗日軍，擔任政治部部長兼副司令員。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1月，國民抗日軍編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5支隊，任支隊司令員。後任晉察冀軍區第1軍分區副司令員。參加了百團大戰。

1944年10月，到晉察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

1945年調回東北，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參謀處處長、遼寧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遼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東北軍區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防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1959年12月自殺，終年48歲。

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細數抗戰時期晉察冀一分區的領導，楊成武司令之下，最高首長名義上就是副司令高鵬了。但這位高副司令只是一分區名義上的第二把手，在一分區不管作戰，分管的是供給部和衛生部的工作。可高副司令分管的這兩個部距一分區司令部很遠，在易縣西邊靠近淶源縣境的的干河凈、七峪一帶。那裡屬一分區的後方，前面是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再前面是一分區所屬的各主力團部隊。高副司令並不跟自己分管的這兩個部門住在一起，而是跟楊司令在一起。可想而知，高副司令其真正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這也怪不得高副司令。高副司令的資歷很淺，這指的是參加革命、入黨和參加八路軍的時間都很短。他是收服原趙侗部隊的同時，被晉察冀軍區領導明令樹立的幾個知識分子樣板之一。其餘如王遠音、汪之力、王建中、史進前等人，都是原趙侗部隊中的優秀知識分子代表，是主動靠攏八路軍共產黨的。樹立了這幾個知識分子代表，重點提拔重用他們，就會在其他平津等大中城市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的知識分子中起到一個良好的表率作用。這就是“榜樣”的力量。倒不在乎這些人有多大的實際作用，會不會指揮打仗，能不能帶頭衝鋒陷陣。抗戰年間的知識分子，其實主要是一些大中青年學生，當時由於人數稀少，真的是很“金貴”的。共產黨也很在乎他們的到來。

軍隊的規矩，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講究個“資歷”。按資排輩是少不得的。高鵬名義上是副司令，一人之下眾人之上，但那些老資格的紅軍幹部是“不尿他的”。起碼有三個紅軍幹部就十分明顯。這三個人，一個是一分區參謀長黃壽發，另一個是一分區供給部部長董永清，這最後一個也做的最明顯，就是一分區衛生部部長張傑。

黃壽發不用說了，一分區參謀長，楊成武司令的第一助手，這一分區司令部最要害的三大科：包括電台在內的機要科、作戰科、偵察情報科，都是楊司令親自來抓，只有黃參謀長可以過問，其餘領導幹部，當然高副司令也在內，都不得伸手過去。一分區的供給部部長董永清，是楊成武紅軍獨立團時的老供給主任，他怎麼會讓一個有“大少爺”外號的高副司令插手管他呢？這董永清凡有事，無論大小，必找楊司令親自彙報解決，從未把這個高副司令放在眼裡。抵制高副司令的領導最明顯的，還數一分區衛生部部長張傑。張傑是老紅軍幹部，在115師就是衛生隊長，以後到一分區成為新組建的衛生部部長。別人只是不大看重這位高副司令，他張傑卻是不停的給這位高副司令挑毛病。1942年中期，這場挑毛病的活動終於達到了一個高潮，在一分區司令部領導召開的整風會上，張傑公開向高副司令開炮，一一曆數高副司令的種種不足，最後的結論是：高鵬當不得這一分區副司令的重任，應該讓賢。

這可將了楊司令一軍。當初一分區提拔王遠音、高鵬這些人走上分區一級的領導崗位，楊司令在下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耐心說服這些紅軍資歷的幹部，要尊重服從這些知識分子幹部的領導。絕不能在他們面前擺自己的老革命資格。現在這種面對面公開衝突的局面，是楊司令最不願看到的。幸好眾人對他的話還是聽的，他出面反覆向這些老紅軍幹部說明，為什麼要保留這個知識分子的副司令，還不是為了影響和動員更多的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嗎？

其實高鵬在一分區司令部的時間長了，連他也看得出來，在一分區機關，不要說那些上層中層的幹部們，就是在那些戰士們中間，其中老資歷的經過長征的紅軍戰士就不在少數。分區警衛連、機關管理排，還有楊成武身邊的那個司令部專職警衛班，大部分都是改編為115師以前的紅軍戰士，有的經歷過長征，有的是陝北紅軍，還有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后東征山西時期擴招的紅軍。在這些老資格的紅軍戰士中，哪一個他高鵬支使得動？根本就不聽他的。這從高鵬到干河凈、七峪的供給部、衛生部檢查工作時就可以看得出。

抗戰初期晉察冀按照八路軍總部的統一規定，凡八路軍營以上幹部，除了可以享受中灶待遇，每年發服裝時可發馬褲，另發裝行李的馬袋一個，有條件的配一匹馬。此外，按規定均配備勤務員一名、馬夫一名。按環境需要的警衛員另定。

一分區是敵後根據地，儘管是“我們的地盤”，但環境複雜的局面不可小視。敵人的暗探、武裝便衣隊，從十三四歲的孩子到化妝成的老農，經常摸進我抗日根據地打探情報，搞暗殺破壞活動。我八路軍用游擊隊對付敵人的那一套，敵人也會原樣搬過來對付我們。我根據地的單身部隊幹部、地方幹部、通訊員，搞得不好就會失蹤，被敵特暗殺。所以李青川、楊浩每逢下部隊，檢查工作，儘管平時自詡為“藝高人膽大”，不把幾個狗特務放在眼裡。可話是這樣說，只要是下部隊出遠門，他們不是與部隊結伴而行，就是自帶幾名戰士一起出發。

像高鵬這樣級別的一分區領導幹部就更不用說了。他不能一天到晚總是窩在司令部里吃閑飯，在其他幹部的眼裡也不好看。每逢他到干河凈、七峪去檢查工作，視察一下，警衛連起碼要配備一個班的戰士與他一起同行。可問題不在於同行的戰士，而在於他很難支使動司令部的幹部。只帶戰士而沒有幹部陪伴的副司令，那不是光桿司令嗎？所以再困難，他也要帶上個幹部一起同行。

一分區兩個司令分工，他分管供給部和衛生部。可供給部和衛生部的幹部，他一個也調動不了。司令部幾個職能科室，機要科、作戰科、偵察情報科他想都別想。根本插不進手去，按紀律規定也不允許他插手。除此之外，只剩下一個1940年底剛成立的作戰訓練科了。當然，科長李青川他支使不了，剩下的，只有一個楊浩可以支使。於是，每逢出門必帶楊浩一起同行成為高副司令的例行功課。明白高副司令這個尷尬地位的人，不會再說些什麼閑話，到時候，吩咐楊浩跟隨高副司令出門就是了。楊浩身大力不虧，腿腳快，槍法好，也有文化，又有抗戰初期在北平居住的那段經歷，所以跟高副司令很合得來。高副司令一路上也會跟楊浩講許多過去在北平、在東北的趣事。

李青川身為楊浩的直接上司，有時抓不到人，有時也會向楊司令告狀，還經常會刺楊浩幾句：“看你，乾脆改行當高副司令的警衛參謀得了……”但楊司令深謀遠慮，制止了李青川：“高副司令也不容易，讓大楊浩陪著他吧。”

好在高副司令也不是經常出門視察，還是在家裡的時間多些。因為到了供給部、衛生部，去太勤了不行，他幫不上任何忙，只能添亂，人家還要派幾個幹部陪著他。否則就是不尊重上級派來的領導幹部。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可有可無的人物，儘管是副司令，分管這兩攤。但兩位部長有事，還是習慣於直接向楊司令請示彙報。都知道向高副司令請示彙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還會把事情給耽誤了。明白了這個道理，高鵬對下供給部、衛生部檢查工作的事情也不那麼積極了。

十來年後的1955年，解放軍評授軍銜，高副司令的許多下級團長都被授予中將、少將，當時任瀋陽空軍副司令的高鵬和李青川一樣，被授予大校軍銜，才算是名副其實。

俗話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高副司令在瀋陽，仍是過去在一分區時的“大少爺”那一套，凡事習慣了甩手不管。每逢開會，坐在會場上就可以睡著，成為一景。不做實事，人們就會提意見，萬炮齊轟。

1959年，彭德懷廬山會議上事發，殃及到瀋陽軍區司令鄧華。鄧華也被撤職查辦，貶到四川。鄧華又是高鵬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現在的老上司，接受調查是不可免的。沒有了後台的交底和庇護，高鵬一腦袋糨糊，不知如何是好，結果選擇了自殺。當年晉察冀一分區的高副司令，最終走到了這個下場，這是他昔日的那些老戰友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