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xíng lù]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dà pì]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jì]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①刑戮：刑罰或處死。

②苟：只圖眼前。

③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有一定作為的皇帝，他在位年間，國勢強大，社會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

④大辟：徠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為最重的刑罰。

⑤罪大惡極：罪惡大到了極點。

⑥意：估計。

⑦冀免：希望赦免。

⑧賊：用作動詞，竊，私下行動，引申為窺測。

⑨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⑩干譽：求取名譽。

信義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種種刑罰則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的，又是小人中特別壞的人。寧願為正義而死，不願意苟且貪生，而視死如歸，這在君子中也是很難做到的。

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時，把判處死刑的犯人三百餘人登記在冊，放他們回家，約定好到期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壞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難。到了規定的時間，那些囚犯自動回來而沒有延誤。這是君子難以做到的，而小人卻很容易地做到了。這難道近於人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了；如果對他們採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轉變速度就愈快，有過這樣的事。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得到這種名聲。可是怎麼會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時，沒有料到他們一定會回來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們呢？又怎麼會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沒有料到他們自動回來就一定會被赦免自己的死罪，這才又回來呢？料想到囚犯一定會回來這才放他們回家，這是唐太宗從上面窺測到下面囚犯的內心想法；料想到一定會被赦免死罪這才回來，這是下面的囚犯在窺測上面的皇帝的內心想法。我從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窺測對方的內心想法才形成了這種名聲，哪裡還有皇帝採取恩德感化的辦法和囚犯遵守信義的事呢？不然的話，唐太宗在全國施行恩德感化的辦法，到這時已經六年了，卻不能讓小人不犯極惡大罪，只憑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視死如歸，而且堅守信義。這是一種說不通的觀點啊!

那麼應該怎麼去做才可以呢？我說：對放回家去而又回來的囚犯，殺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後再放出一批囚犯，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對放出的囚犯在他們回來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爾做一次。如果總是這樣去做，那麼殺人犯都不會被處死。這可以作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作為國家的常法。這難道能說是聖人之法嗎？所以說，堯、舜、三王治理國家，必定以合乎人情為標準，不以標新立異為高明，不能違背情理來博取自己的名譽。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讓將近400人囚犯回鄉一年，等到來年秋收后再回到獄中受刑。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個不差地全部歸獄。李世民很是高興，當場赦免了所有犯人。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歸獄案”。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並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覆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藉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

本文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本文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問題時，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並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於人情”。

本文的反問句較多，有助於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採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

歐陽修（公元1007年—公元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吉水（今屬江西）人。他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領袖，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與晏殊較接近，但也有不同處，如他有述懷、詠史、寫民情風俗之作，題材較晏殊詞廣泛。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有《歐陽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