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謐

李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淮，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儀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扌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廟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西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西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矣，為陋過約。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後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鬱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雲"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雲"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而復雲"凡室二筵"，而不以幾。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其，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而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像。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

余今省被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

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於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嘆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於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炫？'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岩，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佑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准玄晏，謚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雲。

李 謐（484～515）

北魏藏書家。字永和。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南）人。李安世子。13歲即通音律、五經、曆數、方技諸學。18歲，與博士孔璠討論經學，數年後孔璠卻要向他請教疑難，有同門師兄戲之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后他仍感覺書籍不足，乃發憤鳩集諸經，廣校異同。曾說“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又絕交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對重複訛誤之書，手自削刪校讎。所藏書“無重複者，4 000卷有餘”。因讀《考工記》、《大戴禮記》、考其明堂之制不同，著《明堂制度論》。另有《春秋叢林》。卒，詔謚貞靖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