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佩雷菲特

他在從政的同時一直在學術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寫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蘭西之病》和《當中國覺醒時》剛一出版就引起轟動，之後不斷再版，印數高達幾百萬冊。由於他突出的學術貢獻，他先後當選為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學院院士。在法國，得到一個院士的頭銜已經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術權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獨佔兩個頭銜，其學術地位可見一斑。然而，他仍不滿足。步入晚年之後，他又開始研究經濟學。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經濟學的著作，認為他們都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信心”。於是，他著手研究這一問題，寫出了一部500多頁的經濟學著作《信任社會》，闡述了信心這一非物質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為了檢驗他的觀點，他把這本書當作國家博士論文來答辯，讓法國最著名的那些經濟學家當評委來評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經濟學界的權威們認為，他的這本著作是對經濟學界的重大貢獻，因為他在“傳統的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給人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國新聞界喻為一生有兩大癖好：戴高樂將軍與中國。他從政后一直跟隨在戴高爾將軍左右，後來又成為法國“戴派政黨”的領導人之一。晚年，他寫了許多有關戴高樂將軍的回憶錄。另外，從70年代初第一次訪問中國起，他一直對中國情有獨鍾，多次訪問中國，先後寫了4本有關中國的書，其中《當中國覺醒之時》和《中國已經覺醒》都屬於法國最暢銷的書。佩雷菲特在談論中國時，一方面非常重視歷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視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貴之處是從不人云亦云，不像許多西方輿論界的評論家那樣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事，而是設身處地地替中國人想。在中國最困難時，他始終能堅持自己的看法，對中國的前途持非常樂觀的態度。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國政壇左右翼領導人都對他表示哀悼，連他的政敵也都對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總統在悼詞中盛讚這位“偉大的記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傑出的部長、嚴格的政治家”，稱讚他為國家、思想、當代歷史與歷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佩雷菲特為促進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法國輿論界評論這些著作“永遠是未來幾代人了解中國的寶貴指南”。

為了紀念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提議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屬的支持。法國女雕刻家安娜·瑪麗·吉尼翁－莫雷蒂應邀塑造了身著法蘭西學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銅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銅像正式豎立在中國的武漢大學校園內。

戴高樂執政時期的年輕部長、作家佩雷菲特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發表的專著《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曾引起巨大反響，被視為“先知”之作，法國歷史學家布里賽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回顧了這位有遠見的思想家的生平及其作品。

沒有人比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更好地見證了1964年1月戴高樂將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過程。

他的預言式作品《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第一版於1973年在法亞爾出版社出版）銷量超過了兩百萬冊。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成功使得法國人（及所有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國。一種興趣乃至一股風潮由此興起，不僅至今沒有衰退，甚至呈現方興未艾之勢。

自1949年以來，有很多作家和旅行家曾試圖描寫過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韋爾科（Vercors）、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等。他們都在中國居住過一段時間，有的幾個星期，有的稍短，然而他們的書或報道文章的影響力都比不過阿蘭·佩雷菲特的作品。他的書出得正是時候，正是人們的思想剛好成熟到了能夠對中國產生興趣的程度。

阿蘭·佩雷菲特於1999年去世，現在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阿蘭·佩雷菲特非常傑出，他畢業於高等師範學院和國家行政學院，受的是人類學訓練，但從事了外交官職業。他既作研究，也在政界為國家效力。36歲時他成為戴高樂將軍手下的部長，曾擔任信息部和國民教育部部長，直至1968年。

1971年夏季，阿蘭·佩雷菲特帶領了一個研究小組去中國，那是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之後，北京接待的第一個西方官方代表團。他還訪問了上海，參觀了中國6個省份，包括西安、武漢、杭州、南京和廣州等城市。他還有機會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多次會談。為此，這次旅行后寫就的《有關中國狀況的調查報告》長達500多頁。

隨後的多年時間裡，佩雷菲特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的著作，既有政治角度的，也有社會角度的，其中包括著名的《不動的帝國，抑或世界的震驚》（1989年），之後是兩部厚厚的附錄《中國看法》和《英國視線》，遺憾的是第三部《傳教士之眼》卻再也不可能出版了。這些作品寫的是1793年在乾隆皇帝時期由馬戛爾尼（Macartney）領導的英國大使館。之後他的著作有《中國悲劇》（1990年），然後就是《中國覺醒了》（1996年），這是他有關中國的最後一本書，描寫了一個重獲活力的國家。就這樣，他的作品終於首尾相連了……。

阿蘭·佩雷菲特不會講中文，對此他毫不隱諱。有人也曾對他身邊環繞著很多“槍手”提出過非議，因為是這些外圍的合作者幫他完成了那些書的寫作。有關這一點，佩雷菲特從未聲稱過作品都是他一個人完成的。他總是求助於最了解情況的行家、優秀的翻譯和著名的漢學家，而這些人也都非常樂於向他提供他們的知識、建議和意見。

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專家所提供的寶貴信息，包括有關筆記、評論和文件資料等，佩雷菲特都是經過了認真的消化、重組而後又重新寫作的。因而讀者可以欣賞到他簡潔而又尖銳的清晰文筆，以及他對龐雜的歷史文化強大的綜合能力。

還有一種針對佩雷菲特的指責是說，他把毛治下的中國描繪成了一幅美好的畫卷，並把毛說成是個善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員、法蘭西學院院士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e-Brugière）駁斥了這種她認為出自惡意的說法。她表示，如果認真讀了佩雷菲特的書，就會很容易地發現他“並沒有為完美製度唱讚歌”，事實上阿蘭·佩雷菲特在學術上是誠實的，他只是試圖“道破這個民族和這場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這和伏爾泰在他那個時代的所作所為一樣，他的意圖並不是要散播“中國政治力量的宗教”，佩雷菲特並不認可所有發生在中國事。

學界那些自以為壟斷了中國研究的漢學家們對此有何反響？他們不會認為阿蘭·佩雷菲特輕率地踐踏了他們的花園並侵佔了他們的領地嗎？關於這一點我們來看一下1977年10月13日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怎麼說的：“這一通過數字錶現出來的巨大成功（指書的發行量）遮蓋了另一個成功，而您對這第二個成功更應該感到驕傲。”“您寫作的對象不是自己的專業領域，而且這個領域的專家們由於觀點和所採納方法的不同常常互不相容，但您看到了他們對您的書沒有絲毫異議，甚至那些整日為維護自己的學術領地而高度警惕的專業人士也或者帶有好感或者滿懷讚賞地接納了它。”

阿蘭·佩雷菲特對中國很著迷，在1971至1999年間，他總共去了中國18次，此外他還多次會見了到訪巴黎的中國要人。他通過書、講座、訪談和刊登在《費加羅報》和《費加羅雜誌》上的多篇文章表達了對中國的激情。他與我們分享了他的見聞、分析和判斷，對此，也許法國和中國應當以友誼的名義向他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