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啟平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4年盟軍開始反攻，他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應派記者於世界各大戰區，親臨其境，向中國人民報道反法西斯戰爭實況，以鼓舞廣大群眾的抗戰決心。他自薦到美國太平洋艦隊當隨軍記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1945年9月2日，朱啟平作為《大公報》駐太平洋戰區隨軍記者，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目睹了中國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全過程。他當即寫長篇通訊《落日》並發表，反響強烈，這是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儀式通訊類作品的“狀元之作”。

《落日》結合現場報道，表現出中國人民戰勝強敵的民族自豪感，揭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提醒人們展望前景，激起歷史責任感和危機感，是一篇能振奮民族精神和民眾意志的好文章，是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儀式通訊類作品的“狀元之作”——此文現已編入高中語文教材；由於他在二戰中國際大局報道和對日作戰報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譽為“《大公報》繼范長江之後的又一個傑出記者。”

抗戰勝利后，朱啟平奉派赴美國任駐美特派員兼駐聯合國記者，其間寫了《大戶人家辦喜事——共和黨第24屆代表大會》等不少精彩的通訊。 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雖然他的兩個弟弟均在台灣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職，他卻毅然偕妻子經香港回國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朱啟平參加創辦每日《英文參考消息》。1951 年7月，他自願報名參加赴朝慰問團，在戰火中採訪停戰談判。美軍飛機多次襲擊代表團駐地，大部分記者都撤離了，朱啟平冒著生命危險一直在朝鮮堅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最終簽字的那一刻。

從朝鮮回國后，他任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反右運動中，朱啟平被打成右派，被遣送至北大荒勞改農場。1960年經廖承志提名，朱啟平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外語。及至“文革”，他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慘遭迫害。

1978年，朱啟平調到香港《大公報》任編輯部副主任，次年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憑弔戴高樂墓，撰寫了《偉大的平凡》一文，文筆優美，意義深遠，一時為人們所傳誦。

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國加利福尼亞，1993年末病逝家中。

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

“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傑出的戰地記者朱啟平

《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的名字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陌生的，但是他筆下記錄的一頁頁歷史風雲卻時常被提起。

正當他準備升入協和醫學院就讀之際，一·二九運動爆發。

由於醫學預科功課繁重，又要忙於參加學生運動，為了多爭取些課餘時間，朱啟平改讀了新聞。七七事變后，日寇佔領北平，他輟學南下，後轉到復旦大學。之後，他輾轉到了重慶，先後在《新蜀報》和《國民公報》工作兩年。

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先任夜班編輯，不久被派往昆明，採訪滇緬公路通車新聞，一年後返回重慶任外勤記者。

抗戰烽火中朱啟平耳聞目睹了敵人的殘暴和同胞的苦難，從一個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名優秀新聞記者。1939年5月3、4兩天日寇對重慶大轟炸，朱啟平親眼看到轟炸過後慘象。

轟炸過後重慶各報也損失慘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聯合版，由《時事新報》編印，各報輪流派人編報。朱啟平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第一晚就輪到他在小樓上編稿，就在樓下的院子里，工兵正在挖一枚入土而沒有爆炸的炸彈。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要說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方將士浴血奮戰，我們連承擔這一點風險也不行嗎？”

“誰也沒有把握炸彈一定不炸，然而編輯、排字等員工，個個都認真工作。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抗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形成。朱啟平一直關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1944年盟軍開始反攻，他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派記者採訪世界各大戰區，他自薦到美國太平洋艦隊當隨軍記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戰爭是慘烈的，戰地記者不是戰士，卻承擔著和戰士同樣甚至更大的危險。臨行之前，朱啟平特地到重慶和父母辭行。去車站的路上，他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還。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對日寇的瘋狂要有足夠的估計，作為一個到美國艦隊中當隨軍記者的中國人，自己的言行無可避免地隨時隨地地被人認為是國家的代表，特別是在生死關頭上，我決心在採訪任何戰鬥中不落在美國戰友的後面。”

1945 年3月他從重慶乘美軍用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經印度加爾各答、澳洲達爾文，4月5日到達關島，隨太平洋艦隊進入戰區採訪。4月20 日當美軍登陸殲滅日軍時，他從關島飛到沖繩逗留兩周採訪新聞。一次乘吉普車去前線，一隻腳剛下車，另一隻腳還在車上時，一枚彈片飛來，正好擊中他剛剛離開的座位，摸之猶燙。如果晚起一兩秒鐘，彈片正好直貫胸腹。戰火瀰漫，想也不想，也不看第二眼，立刻下車。沖繩之戰激烈時，他就住在機場旁的一頂帳篷里，夜間敵機來襲，只好貼卧在行軍床旁的地上，聽天由命。子彈在身邊掃過，著地時泥土騰起，如同暴雨。當時根本無法構築任何防禦工事，只好擠進山腳下的石築墳墓中暫避，聽著石案上骨灰瓶的搖動聲入眠。對於自己在戰場出生入死的經歷，在新聞中他很少提及，他的觀點是：“到戰場採訪，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讀者要知道的是戰況，不是個人的洋相。”

在這期間他寫下了《硫磺地獄》、《沖繩激戰》、《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許多出色的戰地通訊。他還曾跟隨美國航空母艦“泰康提羅加”號出航一個月，與戰士們同吃同住，目睹戰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出擊、返航、降落，以及年輕的戰士們英勇獻身的精神，撰寫了長篇通訊《鷹揚大海》。這是當時唯一一篇中國記者采寫的反映美國航空母艦的報道。

從防守到反攻，艱苦卓絕的抗戰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勝利。當獲悉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的準備工作由麥克阿瑟司令部負責準備時，朱啟平馬上乘美國軍艦到達東京灣。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簽字投降儀式，朱啟平是在場目睹這一歷史性時刻的三名中國記者之一。在場各國記者可謂高手雲集，然而朱啟平卻獨樹一幟，脫穎而出，發回的長篇通訊《落日》傳誦一時，被公認為是“狀元之作”，許多記述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後來還被收入了大學新聞教材。

朱啟平晚年病重時和老友陸鏗談及當年寫作情況時說：“在密蘇里號軍艦上，有各國記者參加受降儀式。我想我必須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中國人的感情來寫好這篇報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落日》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打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也因此成為永垂史冊的經典：

“這簽字洗凈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當時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曾幾何時，現在在這裡重逢了。”

“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看錶是九時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

勝利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更可貴的是在勝利時刻仍然保持清醒頭腦。記者的憂患意識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在此刻表現出來。“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民眾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後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

49年後，朱啟平在國際新聞局參加創辦每日《英文參考消息》。緊張的工作，微薄的收入，絲毫沒有影響他投身新中國建設的熱情。1951 年參加赴朝慰問團，美軍飛機多次襲擊代表團駐地，朱啟平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最終簽字的那一刻。

從朝鮮回國后，他任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1957年因對新聞業務問題提了幾條意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遣送黑龍江省東部虎林縣，修大壩、燒炭，食馬肉，經常看見抬出死人，真可謂“九死一生”。直到1960年經廖承志提名，朱啟平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外語。及至“文革”，他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

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他說：“作為記者，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萬不得已時，可以不寫，不能打誑。”“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心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假話，不炫耀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顆熾熱的為讀者服務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寫特寫，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其中體現出來的敬業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聞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標。

朱啟平，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鹽。出身江南世家大族，燕京大學高才生。據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中介紹，“一二·九運動”中，燕大“洋氣衝天紅光滿園”，其中就有朱啟平叱吒風雲的身影。

太平洋戰爭中，他成為活躍一時的隨軍記者；1945年9月2日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中，朱啟平就是三名中國記者其中之一，發回的長篇通訊《落日》傳誦一時，被公認為“狀元之作”，後來還被列為大學新聞系教材。其後他又任駐美特派員兼聯合國記者，赴朝鮮戰地採訪，通訊享譽海內外。

老新聞人嚴秀先生1997年讀到遲來結集出版的《朱啟平新聞通訊選》，就發自內心地讚許說：“朱啟平的新聞之所以值得長久保存，關鍵在於兩個字：眼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投降簽字儀式定於1945年9月2日上午九時在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日本的投降儀式分明在上午，為什麼題目叫落日？這裡有象徵意義，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今天終於在世界人民面前低頭簽字投降，如同日落西山一樣；日本侵略者當年侵略他國，其以“旭日東升”自喻的國旗，令人望而生惡，今天，它的“墜落”不僅大快人心，且透出作者的嘲諷之意。

落日——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原載1945年11月2日《大公報》）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離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聯合國投降。

這簽字，洗凈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天剛破曉，大家便開始準備。我是在七點多鐘隨同記者團從另一艘軍艦乘小艇登上「密蘇里」號的。「密蘇里」號艦的主甲板有兩三個足球場大，但這時也顯得小了。走動不開。到處都是密密簇簇排列著身穿卡嘰制服、持槍肅立的陸戰隊士兵，軍衣潔白、摺痕猶在、滿臉笑容的水兵，往來互相招呼的軍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國記者。灰色的艦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徑的大炮，斜指天空。這天天陰，灰雲四罩，海風輕拂。海面上艦船如林，飄揚著美國國旗。艙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蘇里」號艦注視著。小艇往來疾駛如奔馬，艇后白浪如練，摩托聲如猛獸怒吼，幾乎都是載著各國官兵來「密蘇里」號艦參加典禮的。陸地看不清楚，躺在遠遠的早霧中。

簽字場所

簽字的地方在戰艦右側將領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上。簽字用的桌子，原來準備向英艦「喬治五世」號借一張古色古香的木案，因為太小，臨時換用本艦士官室一張吃飯用的長方桌子，上面鋪著綠呢布。桌子橫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邊放一把椅子，桌旁設有四五個擴音器，播音時可直通美國。將領指揮室外門的玻璃櫃門，如同裝飾著織綿畫一般，裝著一面有著十三花條、三十一顆星、長六十五英寸、闊六十二英寸的陳舊的美國國旗。這面旗還是九十二年前，首次來日通商的美將佩里攜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飄揚過。現在，旗的位置正下視簽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聯合國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給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將排列美國五十位高級海軍將領，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級陸軍將領。桌后架起一個小平台，給拍電影和拍照片的攝影記者們專用。其餘四周都是記者們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將領指揮室的上面和各槍炮的底座上，都被記者們佔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徑的機關槍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離開簽字桌約兩三丈遠。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著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口上又排列著一小隊精神飽滿、體格強壯的水兵。

白馬故事

八點多鐘，記者們都依照預先規定的位置站好了。海爾賽將軍是美國第三艦隊的指揮官，「密蘇里」號是他的旗艦，因此從來客的立場講，他是主人。這時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艦的高級將領們一個個握手寒暄。之後，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軍到了，海爾賽將軍陪著這位上司走入將領指揮室，艦上升起尼米茲的五星將旗。海爾賽以前曾在向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說過這樣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閱兵時騎的那匹白馬。他說，想等擊敗日本之後，騎上這匹名駒，參加美軍在東京街頭遊行行列。他還說，已經有人在美國國內定製了一副白銀馬鞍，準備到那時贈他使用。一個中士也從千裡外寫信給他，送他一副馬刺，並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時扶他上馬。我還想起，第三艦隊在掃蕩日本沿海時，突然風傳「密蘇里」號上正在蓋馬廄。現在，馬廄沒有蓋，銀駒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卻登艦簽字投降來了。

樂隊不斷奏樂，將領們不斷到來。文字記者眼耳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筆記。攝影記者更是千姿百態，或立或跪，相機對準各處鏡頭，搶拍下這最有意義的時刻。這時候，大家都羨慕四五個蘇聯攝影記者，其中兩個身穿紅軍制服，仗著不懂英語，在艦上到處跑，任意照相。可是我們這些記者因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點，聽候英語命令，無法隨意挪動。這時，上層甲板上的人漸漸多了，都是美國高級將領，他們滿臉歡喜，說說笑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在這樣一塊小地方聚集這麼多的高級軍官。

代表到來

八點半，樂聲大起，一位軍官宣布，聯合國簽字代表團到。他們是乘驅逐艦從橫濱動身來的。頃刻間，從主甲板大炮後走出一列衣著殊異的人。第一個是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他穿著一身潔凈的嘩嘰軍服，左胸上兩行勛綬，向在場迎接的美國軍官舉手還禮后，拾級登梯走至上層甲板上。隨後，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的代表也陸續上來了。這時，記者大忙，上層甲板上成了一個熱鬧的外交應酬場所。一時間，中國話、英國話、發音語調略有不同的美國英語以及法國話、荷蘭話、俄國話，起伏交流，笑聲不絕。身移影動時，只見中國代表身穿深灰黃軍服；英國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褲制服，並穿著長襪；蘇聯代表中的陸軍身穿淡綠棕色制服，褲管上還鑲有長長的紅條，海軍則穿海藍色制服；法國代表本來穿著雨衣，攜一根手杖，這時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黃卡嘰制服；澳洲代表的軍帽上還圍有紅邊……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時五十分，樂聲又響徹上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到。他也是坐驅逐艦從橫濱來的。尼米茲在艦面上迎接他，陪他進入位於上層甲板的將領指揮室休息。艦上升起他的五星將旗，和尼米茲的將旗並列。軍艦的主桅杆上，這時飄起一面美國國旗。

上層甲板上熱鬧的外交場面漸漸結束了。聯合國代表團在簽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隊靜立。以徐永昌將軍為首的五十位海軍將領和五十位陸軍將領，也分別排列在預先安排好的位置上。這時有人說，日本代表團將到。我急急翹首望去，只見一艘小艇正向軍艦右舷鐵梯駛來。不久，一位美國軍官領先，日本人隨後，陸續從出入口來到主甲板。入口處那一小隊水兵向美國軍官敬禮后，即放下手立正。樂隊寂然。日本代表團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掛著手杖，一條真腿一條假腿，走起路來一蹺一拐，登梯時有人扶他。他頭上戴著大禮帽，身穿大禮服，登上上層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隨後，一身軍服，重步而行，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到上層甲板后，即在簽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對桌子列成三行，和聯合國代表團隔桌而立。這時，全艦靜悄悄一無聲息，只有高懸的旗幟傳來被海風吹拂的微微的獵獵聲。重光一腿失於淞滬戰爭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閱兵時，被一位朝鮮志士尹奉告投擲一枚炸彈炸斷。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著名的《何梅協定》日方簽訂人。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當年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曾幾何時，現在在這裡重逢了。

儀式開始

九時整，麥克阿瑟和尼米茲、海爾賽走出將領指揮室。麥克阿瑟走到擴音機前，尼米茲則站到徐永昌將軍的右面，立於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爾賽列入海軍將領組，站在首位。麥克阿瑟執講稿在手，極清晰、極莊嚴、一個字一個字對著擴音機宣讀。日本代表團肅立靜聽。麥克阿瑟讀到最後，昂首向日本代表團說：「我現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他說完后，一個日本人走到桌前，審視那兩份像大書夾一樣白紙黑字的投降書，證明無誤，然後又折回入隊。重光葵掙紮上前行近簽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邊，除手套，執投降書看了約一分鐘，才從衣袋裡取出一支自來水筆，在兩份投降書上分別簽了字。梅津美治郎隨即也簽了字。他簽字時沒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著欠身執筆簽字。這時是九時十分，軍艦上層傳來一聲輕快的笑聲，原來是幾個毛頭小夥子水兵，其中一個正伸臂點著下面的梅津，在又說又笑。但是，在全艦莊嚴肅穆的氣氛下，他們很快也不出聲了。

麥克阿瑟繼續宣布：「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簽字。」接著回身邀請魏銳德將軍和潘西藩將軍陪同簽字。魏是菲律賓失守前最後抗拒日軍的美軍將領，潘是新加坡淪陷時英軍的指揮官。兩人步出行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后立在他身後。麥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筆簽字。才寫一點，便轉身把筆送給魏銳德。魏銳德掏出第二支筆給他，寫了一點又送給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筆簽字。簽完字后，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這時，尼米茲步出行列，他請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這兩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兩人出列后，尼米茲入座簽字，簽完字，就各歸原位。麥克阿瑟接著又宣布：「中華民國代表現在簽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簽字。這時我轉眼看看日本代表，他們像木頭人一樣站立在那裡。之後，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在麥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時，先後出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后，請人陪同簽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個，荷蘭、紐西蘭最少，各一人。各國代表在簽字時的態度以美國最安閑，中國最嚴肅，英國最歡愉，蘇聯最威武。荷蘭代表在簽字前，曾和麥克阿瑟商量過。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看錶是九點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

投降書髒了

按預定程序，日本代表應該隨即取了他們那一份投降書（另一份由盟國保存）離場，但是他們還是站在那裡。麥克阿瑟的參謀長蘇賽蘭將軍本來是負責把那份投降書交給日方的，這時他卻站在簽字桌旁，板著臉和日本人說話，似乎在商量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記者們議論紛紛。後來看見蘇賽蘭在投降書上拿筆寫了半晌，日本人才點頭把那份投降書取去。事後得知，原來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書上簽字時簽低了一格，佔了法國簽字的位置，法國代表順著簽錯了地方，隨後的各國代表跟著也都簽錯了，荷蘭代表首先發現這錯誤，所以才和麥克阿瑟商量。蘇賽蘭後來用筆依著規定的簽字地方予以更正，旁邊附上自己的簽字作為證明。倒霉的日本人，連份投降書也不是乾乾淨淨的。

日本代表團順著來路下艦，上小艇離去。在他們還沒有離艦時，十一架超級堡壘排列成整齊的隊形，飛到「密蘇里」號上空，隨著又是幾批超級堡壘飛過。

機聲中，我正在數架數時，只見後面黑影簇簇，蔽空而來，那都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頃刻間都到了上空，然後向東京方向飛去。大戰中空軍將士厥功甚偉，理應有此榮譽，以這樣浩浩蕩蕩的陣勢，參加敵人的投降典禮。

我聽見臨近甲板上一個不到二十歲滿臉孩子氣的水手，鄭重其事地對他的同伴說：「今天這一幕，我將來可以講給孫子孫女聽。」

這水兵的話是對的，我們將來也要講給子孫聽，代代相傳。可是，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民眾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後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

(1945年9月3日寫於橫須賀港中軍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