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儲銅事件

什麼是國儲銅事件

如英國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預測，2005年全球銅供應將出現10萬多噸的過剩；2004年11月中旬舉行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年會上，國際大投資銀行也大多預測2005年銅價會下調，市場將繼續過剩。但實際情況卻是國際銅價的逆市上漲，在2005年11月更是達到期銅市場百年來的最高紀錄，每噸高達4146.65美元。“國儲銅”事件正是發生在有關機構預測國際銅價會下跌，但實際卻持續上漲的時期。

2005年11月9日國家物質儲備局(簡稱國儲局)發布的國家儲備銅競價銷售公布稱：為緩解當前國內銅供應緊張的狀況，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國儲調節中心受國儲局委託，於2005年11月16日拍賣2萬噸國家儲備銅。

在此後短短的一個月內，國儲局舉行了四場現貨銅拍賣會，拍賣起價一次比一次高，給市場帶來的衝擊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場拍賣起價上海、寧波地區為每噸37140元，但首批100噸的成交價格就達38120元/噸，拍賣價遠高過市場的預期，消息一經傳出，滬銅期貨和LME銅期貨價格便快速上揚。

第四場現貨銅拍賣會上，佔2萬噸拍賣總量80%的1.6萬噸銅流拍的拍賣底價與市價不相上下，參與者怨聲載道。儘管國儲局聲稱拋售銅的目的在於滿足國內銅的需求，平抑銅價，但市場更願意相信國儲局此舉是在緩解其在期貨市場的損失所帶來的壓力。

因為自2005年11月13日開始，外電紛紛披露，中國國儲局一名交易員劉其兵在銅期貨市場上通過LME場內會員SEMPRA，在每噸3100多美元的價位附近拋空銅，建立空頭頭寸約15萬至20萬噸，這批頭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

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來，國際基金不斷以推高銅價的方式逼空國儲局，銅價每噸上漲約600多美元。不斷走高的國際銅價無疑會給國儲局造成巨額虧損，所以國儲局不得不通過不斷拋售國內現貨來緩解壓力，挽回損失。2005年年末，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坦言，由於缺乏對市場風險的有效控制，國儲局在此次事件中損失慘重。

2005年11月初，國際市場盛傳中國國家物資儲備局（下稱國儲）將釋放五萬噸庫存的消息，隨後，一向低調的國儲突然亮出手握130萬噸銅的“家底”，如此反常舉動引起種種猜疑。幾天後，外電報道了代表國儲在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從事銅交易的交易員劉其兵神秘失蹤的消息。國儲做空被套的蓋子由此揭開。國際炒家窮追不捨，國際銅價屢創歷史新高。這場悲壯的廝殺至05年年底尚未結束，但結果早已經註定……

誰能想到，在2005年的歲末，很少拋頭露面的國儲會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由於在倫敦金屬交易所的期銅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單，浮虧嚴重，加之操盤手劉其兵神秘“失蹤”，下落不明，國儲被全世界的媒體推到了聚光燈下。回顧過去，面對尚未癒合的傷口，人們的內心依然在隱隱作痛：株冶事件，3天內虧損1億多美元；中儲棉事件，虧損約6億元；中航油事件，虧損5.5億美元……國儲銅事件，損失已經難以避免。

許多人忍不住要問：為什麼受害的又是中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太多的問題需要反思。然而，反思的聲音依然微弱，人們聽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責任的借口，其中還包括許多樂觀而離奇的論調。如果帶著這種自欺欺人的心態去面對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國儲銅事件絕非最後一幕悲劇，國際炒家的魔咒還將降臨到我們頭上，給我們帶來新的痛苦記憶。

盤點國儲銅的損失

在國儲銅的諸多報道和評論中，損失往往被掩蓋，被淡化了。假如不盤點其中的慘重損失，這次悲壯的事件將很快被人們淡忘，也就失去一次痛定思痛、深入反省，並採取措施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的機會。

國儲銅的損失到底有多少？國儲中心向上級的解釋是，中心不像市場傳聞那樣因為投機虧錢。其理由是，國儲中心在國際市場均價每噸2200美元的時候購進了15萬至20萬噸銅。倫敦市場2200美元買的，上海市場價格38000元左右賣掉，即相對於倫敦是3700美元賣掉，這樣算下來，等於一噸賺了1500美元。中心在倫敦空頭建倉位置是3200美元，如果平倉，算在3400美元均價，然後再虧掉300美元升水，等於是3700美元平倉。“在倫敦是虧了1500美元，在上海市場賺了1500美元，兩頭一算賬，沒有虧什麼錢。”

這種說法只能糊弄外行人。

國儲中心在國際市場上購買銅，做的是現貨交易，這種交易對於我們這樣一個銅消費大國並非什麼稀奇事，更何況國儲的職責就是進行物質儲備？說得再直接點，即便國儲不進口銅，也會有別的部門負責進口銅，國儲中心焉能將功勞記在自己的賬上？國儲虧損是在期貨交易上，是實實在在的虧損，拉現貨賺的錢來消減期貨上的虧損，國儲中心的良苦用心不難理解，然而，這隻能是欲蓋彌彰。

國儲中心可以對公眾隱瞞真相，但它卻騙不了銀行。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指出，由於缺乏對市場風險的有效控制，“從國外的巴林銀行、安然公司，到國內的‘中航油’、‘國儲銅’事件，無一例外地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作為“惜墨如金”的銀行高官，劉明康用了“慘痛”一詞，國儲銅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

當大家都盯著劉其兵的空單的時候，不要忽略了那些跟著他做空的人。據媒體披露，這些被懷疑是老鼠倉（即先用個人資金建倉，再用公有資金推動大勢向與自己建倉的方向走，在公有資金的掩護下，安全地賺錢，因做法過於卑劣，故以老鼠稱之）的空單，數量同樣驚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讓國儲中心沒想到的是該中心進出口部主任劉其兵和他背後巨大的老鼠倉。“應該在1：1至1：1.5之間，也就是說20噸國儲空頭的話，老鼠倉應該有30萬至40萬噸。不然基金不會費這麼大力氣擠倉。”接著又有媒體披露，國有五礦集團旗下的五礦有色在倫敦交易期銅，就產生了2億以上的虧損。這些損失算起來，將是一個令人瞠目的數字。

國儲期銅事件所造成的虧損遠不止這些。期銅價格上漲，帶動現貨銅價一路上漲，作為世界上銅消費量最大、進口量最大的國家，我們的相關企業由此承受的損失，將是一個天文般的數字。強大的市場需求決定著，我們的企業除了停產，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無奈地接受高價銅。而對銅的需求，勢必會推動銅價進一步上漲，無疑，我們的企業將繼續被宰割。這個損失，對於我們這個銅消費大國，已經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必須正視的是，國家物資儲備是國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戰略後備力量，是保障國家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手段。如今，在某種程度上，國儲中心愚蠢的交易行為，已成了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因素：銅價飛漲，國內企業苦不堪言。事實上，當國儲中心從負責國家戰略物資儲備調節向投機賺錢的方向轉變時，它就已經開始背離其固有的職責。而這，正是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根源。而這，才是國儲造成的真正危害！

國儲在期銅事件上的負面影響，已經不再是錢的問題，而是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

腐敗是悲劇根源

在國儲銅事件發生后，人們更多的是從技術的角度對這次事件進行剖析和反思。其實，技術問題還在其次，根源在於腐敗。

一些從事期貨交易的專家透露說，中國公司，尤其是那些沒有取得期貨交易資格的公司，之所以敢於衝破法律的限制，在海外做期貨交易，關鍵是為了牟取私利。他透露說，這些公司的賬戶往往是公私不分，換句通俗的話說，賺了錢是自己的，虧了錢是企業的。這也正是中國公司在國際期貨市場上出手“賊狠”的原因，反正虧了錢是國家的，怕什麼？

如果不是這樣，很多問題是難以理解的。比如在1997年的“株冶”事件中，國際期貨市場上已從事兩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員，在LME大量賣空鋅期貨合約，賣出多達45萬噸鋅，而當時株冶全年的總產量也才30萬噸。如果是正常的套期保值交易，全年總產量30萬噸至少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這對於從事了兩年交易的人來說，是一個最起碼的常識。倘若不是出於攫取私利的強烈慾望，很難想像他們會如此超常規地甚至可以說是喪心病狂地去進行交易。最後，不得不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專門召開辦公會議處理“株冶事件”，但由於空單超出株冶全年總產量的50%，中國除了斬倉別無選擇。僅三天，中國便損失了1.758億多美元，摺合人民幣14.591億多元！

虧了由國家埋單，在某種程度上，“株冶事件”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

這種結果將令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更加有恃無恐，他們猶如一群嗜血的賭徒，拿國家的錢在國際期貨市場上豪賭，賺錢的時候他們一言不發，被套住的時候將爛攤子交給國家。因而，人們看到的不是那些靠老鼠倉發財的投機者燦爛的笑容，而是一出又一出血淋淋的悲劇。

在這次的國儲銅事件，媒體披露出來的老鼠倉的情況同樣令人觸目驚心。據接近劉其兵的人士透露，光是劉這兩年通過在期銅上的投機，就給自己的小金庫增加了不下3億美元的收益。假如不是此次空單被套，這些重重黑幕，恐怕永遠不會進入公眾的視野。

除了老鼠倉，腐敗分子通過海外期貨交易洗錢的情況同樣值得關注。8月10日的《上海證券報》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剖析：

由於我國企業的境外賬戶難以有效監督，難以杜絕某些人通過期貨交易洗錢的可能性。更緊迫的是，洗錢者利用市場漏洞，盯上跨市套利的手段，將會更加嚴重地影響金融安全。理論上完全存在這種可能性。跨市套利者都要在國內外分別開設A(境內)和B(境外)兩個公開的賬戶，如果要把公開賬戶的資本洗出去，就需要再在國外市場開一個隱蔽賬戶C(境外)，將資金轉移到境外B賬戶可以合法地進行，再把B賬戶資金通過一些手段流進隱蔽的C賬戶。一般有以下兩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在有公開的跨市套利交易中，A賬戶與B賬戶具有方向相反的頭寸，以博取正規的套利差價。需要洗錢時，又讓C賬戶和B賬戶建立相反頭寸，利用目前我國頭寸較大時，B賬戶虧損概率極高，這樣C賬戶就很容易賺取B賬戶的錢，從而達到洗錢目的。

第二，洗錢者與外盤有實力的基金內外勾結。同樣先讓隱蔽的C賬戶和公開的B賬戶建立相反頭寸，然後基金找機會在短期內突然打擊B賬戶使其嚴重虧損，或乾脆就協同外人使B賬戶頭寸被吃掉，由於期貨交易的特殊性，虧損嚴重就必需認賠平倉，操作者就可在認賠的同時，讓隱蔽的C賬戶也平倉，這就自然地使C賬戶依賴B賬戶獲取暴利。有中國頭寸長期被逼倉的現象作掩護，就很難發現是洗錢。從時間特點上看，2003年10月到11月一次套利就具有這種嫌疑。在不能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我國在境外賬戶的期貨交易，很容易演化成灰色交易，納稅人的錢很容易成為腐敗分子的獵物，當他們貪婪地對準目標時，無論企業虧損還是盈利，他們個人都將有機會賺錢。

這個問題不解決，國儲銅這樣的悲劇還會重演！

懲戒缺位是悲劇的外因

當人們把目光集中在國儲銅要造成多少損失以及此事如何收場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被忽略了。那就是，國儲中心並沒有開展國外期貨投機業務的資格。一旦將國儲銅事件和“株冶事件”聯繫在一起來看，人們就不難發現，問題已是多麼的嚴重。

在“株冶事件”中，湖南省株洲冶鍊廠原廠長曾維倫不顧開展國外期貨投機業務須報總公司主管部門審批的規定，未經批准違規從事境外期貨交易，最終導致了巨額虧損。遺憾的是，當初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結果上，而忽略了對違規從事期貨交易的處理。也正因為這一點，一些企業在突破法律法規界限從事境外期貨投機交易的時候，變得毫無顧忌可言。在這種情況之下，怎麼可能不出問題？

早在1994年3月31日，國務院就發文明確要求各期貨經紀公司不得從事境外期貨業務。2001年5月，中國證監會、國務院生產辦公室、對外貿易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外匯管理總局頒發了《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第九條明文規定：“獲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能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進行投機交易。”第五十一條規定：“對違反規定從事境外期貨業務的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獲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尚且只能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進行投機交易，何況那些沒有取得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然而，迄今為止，違規從事國外期貨交易的公司已有多家，沒有哪家受到過嚴厲懲處。懲戒機制的缺位，使得國家的有關規定成了廢紙一張，失去了應有的約束力。

在這次的國儲銅事件中，國儲中心同樣沒有資格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然而，他們早就做了，只不過當初賺了錢，悶聲發大財，上面即使知道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干涉。等到問題出來了，有關部門只顧忙於應付困局，也沒有人提起對違規從事期貨交易這回事。這正是悲哀之處！法律法規是約束企業行為，使他們不敢鋌而走險的唯一利器。當這一點也不復存在的時候，相關單位不論從事境外期貨交易還是搞投機交易，更無顧忌可言。

中國是世界銅消費量最大、進口量最大的國家，同時又是銅精礦、廢銅進口量最大的國家。從套期保值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企業應該在LME以低價位做多。這樣有兩個好處：如果價格下跌，我們可以買到便宜的現貨，在買現貨的同時又推動銅價上揚，可同時在兩方面受益。如果價格上漲，我們在現貨上的損失，可以在期貨上得到彌補。這既符合套期保值的操作規律，也符合中國的法律規定。而且，銅為小品種期貨，容易逼空但不容易逼多。中國做多，哪個國際炒家敢死命向下打壓？價格跌得太多，大不了中國把現貨全部接下來，很容易在現貨上大賺。別忘了，中國可是世界第一銅消費大國。而且，掌握著這麼多的銅，銅價還不是由你說了算。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這樣操作才可以真正地發揮中國的影響力，在銅的定價方面才能取得越來越多的話語權。

然而，作為一個銅進口大國和消費大國，國儲中心卻在國際市場上做空，且空單量非常之大。國儲這樣做，同樣顯現出懲戒機制缺位所造成的可怕後果。

國儲中心之所以敢這樣干，原因是他們提前已經知道國儲局計劃釋放很多庫存。事實上，國儲過去能在上海期銅市場呼風喚雨，賺取大把大把的鈔票，也跟他們這種獲取信息的優勢有關係。在國外，這樣做是一種嚴重違法的行為，將遭受到嚴厲的懲處。然而，國儲在上海通過信息不對稱從散戶手中巧取豪奪來了那麼多資金，並未受到絲毫懲戒，在這種縱容的環境中，獲利豐厚的劉其兵之流便誤以為在LME，他們同樣可以利用信息優勢對其他投資者生殺予奪。他們錯了。事實上，當他們脫離套期保值的初衷，在LME進行投機的時候，一條繩索就已經套在他們脖子上，只不過他們不知道罷了。

法律法規形同虛設，人們就不會去敬畏它，人們就很難用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懲戒措施缺位，人們不必為自己的違規、違法發行付出任何代價，人性中惡的一面就會顯現出來。

1995，搞垮了巴林銀行的尼克·里森，後來做了牢。法院作出判決：今後里森所有的現金收入都將由巴林銀行的債權人直接掌管，里森今後要花錢買東西，必須提前兩天以書面形式向巴林銀行的債權人提出申請；不得利用巴林銀行倒閉故事從傳媒手中賺錢；必須徹底公布自己的財產狀況，否則一旦查明有隱匿財產行為，還會判他繼續坐牢……違法的人，終生都將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假如我們的法律，也以如此嚴厲的手段，懲處那些視國家法律如兒戲、視國有資產如草芥的人，那麼，類似這樣的悲劇，還會如此頻繁地上演嗎？

期貨市場應走向開放

從株冶事件到這次的國儲銅事件，笨拙而愚蠢的交易技術是中國企業屢屢被國家炒家圍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得不感嘆：我們的企業顯得太稚嫩了。比如，在風險控制方面，在發達國家成熟的期貨市場，風險控制已經發展成為完整的系統，即便是像索羅斯、巴菲特這樣的大鱷，也無不視風險控制為第一生存要素。

然而我們卻截然不同。有媒體披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國家物資儲備調劑中心最先有一個交易團隊，後來主要由劉和另一個交易員從事交易，此後這位交易員被調離崗位，劉遂成為惟一的交易員。誰能想到，中國數億資金，竟然掌握在一個年輕人的手中？誰能保證一個衝動的年輕人不會因為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貨市場上賭氣？這意味著，我們的風險控制系統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為沒有風險控制，導致劉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銅空單，一直都沒有止損。

其實，從“株冶事件”事件開始，中國的企業就一再重複同樣的悲劇：沒有風險控制，不懂得止損，最後將自己逼上斷頭台。

不僅風險控制沒有建立，我國的企業在應對危機方面的手法，同樣顯得拙劣不堪。空單被套，國儲局在北京拍賣儲備銅以壓低銅價，然而，國儲在拍賣銅時，一反過去的低調，變得大張旗鼓甚至聲嘶力竭，還故意透露出庫存銅130萬噸。結果，被國家炒家解讀為虛張聲勢、心虛。更令人費解的是，在第4次拍賣銅的時候，上海、寧波儲備銅底價一下上升至39000元/噸，拍賣底價剛一公布，馬上帶動了滬銅期貨上漲。國儲抬高拍賣價格，看起來是多掙了一點，但因此給多頭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令國內對銅有需求的企業雪上加霜。那麼多錢都賠進去了，還在這點蠅頭小利上計較什麼呢？

令人擔憂的是，國儲選擇展期的做法，竟然受到一些媒體的推崇，樂觀地評價此舉有可能讓國儲大賺一筆，如此無知無畏的心態，如何能感受到危險的臨近，又如何能及時採取相應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陳久霖就是由於展期將虧損成倍放大，從潛虧580萬美元翻倍虧損到了5.5億美元，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國際炒家這次會讓國儲幸運地從他們的口中逃脫嗎？

與國際職業的炒家相比，我們的企業不僅顯得幼稚，也顯得可憐，根源在哪裡呢？這跟中國在期貨市場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關係。長期以來，我們既限制國內企業到境外從事期貨交易，也限制國外公司在中國從事期貨交易，這不僅使我們的企業缺少在期貨市場上接受鍛煉的機會，也使他們養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魚肉散戶的惡習。有人評價我們的這些企業：內在內行，外在外行。

更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國雖然是消費大國，卻由於期貨市場不開放，無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競爭，也無法形成令西方國家認可的定價體系，導致我們在石油、金屬等基礎商品上沒有定價話語權。或許，有關部門是擔憂中國的企業在國際期貨市場上容易被國家炒家狙擊，故而加以了嚴格的限制，但現在看來，這種約束是無效的，要不也不會連續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無效的，何不逐步開開放中國期貨市場，讓企業在開放的期貨市場的博弈中逐漸成熟起來？

而且，一旦我們的期貨市場真正成為國際性的博弈場所，那麼，靠著國家第一買家這個強大優勢，我們將有機會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價話語權。進而，我們將在國際市場上把握主動，在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上擺脫處處受外國牽制的被動局面，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跨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開放期貨市場，使中國的期貨市場儘快與國際接軌，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