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玉器

上個世紀80年代，當紅山玉在遼河流域破土而出時，這個來自遠古玉器中心的精美之器就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至寶。這個像它的名字一樣美麗、迷人的紅山玉，是五千年前的先民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結晶，是玉器時代的美好再現，也是當今收藏人士的愛與愁。紅山玉器時期幾千年，每個時期有各自特點。其中早期紅山玉器比較簡單粗略，到五六千年時期，製造的光素無紋但比較精緻。

紅山文化的玉文化是紅山文化的先祖們集體的智慧而集中反映在原始部落首領惟玉而尊的特權之中。牛河梁遺址的中心等級分明的惟玉而葬就是很好的證明。中心等級分明的惟玉而葬說明了4個事實：

1、紅山文化的原始部落已出現一人獨尊的等級制度。

2、紅山文化的原始部落已出現對物的私有化，特別是玉器的高度私有化。

3、紅山文化的原始部落已是以玉為最高的物質符號，進而成為最高的精神符號。

4、玉是紅山文化的部落首領或巫師的身份標記和特別寓意的象形符號。

紅山文化中還有包括陶器石器在內的形象器。如婦女陶象石象，日用器等等。但真正起象形符號主導作用的是玉文化。

紅山玉文化里，有四個大類是非常獨特的：雲勾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龍形玦，和Y形器。牛河梁考古的紅山文化玉器組合顯示了一種規律：在中心大墓里，都具有高等級的勾雲形器。而且勾雲形器是豎起來放在顯示王權的位置。

勾雲形器就是甲骨文和金文"我"字的原始形象的原始碼。甲骨文或金文的"我"字就是一件手握豎立起來的勾雲形玉器。正如楊伯達先生講的，雲勾形玉器是身份符號。

甲骨文和金文的"我"字就是一豎，加個齒角形器。這個齒角形器是什麼? 這個迷一直到紅山勾雲形玉器出土之後才明白。當紅山的部落首領豎舉起勾雲形玉器時，就在向部落說：這就是"我"的象徵符號。這也是部落首領之間的交流象徵符號。到了商代，商王的卜師將王豎握勾雲玉器的形象符號化，就在甲骨上刻了"我"字。這也解釋了勾雲形器在紅山文化之後消失的原因：夏王朝到商王朝在一統天下部落之後就禁止再造部落首領的身份證---勾雲形玉器了。

紅山玉文化不是甲骨文和金文的唯一象形原始碼或唯一源頭，但紅山玉文化是一個起創造性作用的象形文字元號的基本象形原始碼。

紅山玉的特點主要有如下幾方面：其一，創作題材廣泛，主要包括仿生和攝象兩大類。其中，仿生類是主要部分，指摹仿並被神化了的動物形玉器和人物形玉器等，尤以動物形玉器獨具特色。攝象類指攝取自然現象又經過藝術加工的璧、環、箍形器和勾雲形玉佩等。其二，造型手法多樣，既有淺雕又有浮雕。紅山文化玉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講求神似，大都以熟練的線條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藝，將動物形象表現得活靈活現，極具古樸蒼勁之神韻，紅山文化玉器多通體光素無紋，動物形象注重整體的形似和關鍵部位的神似。

紅山文化玉器主要有玉豬龍、C形龍、玉箍形器(或稱馬蹄形器)、勾雲形玉佩、玉璧、玉鐲、玉丫形器、玉匕形器、玉玦、玉臂韝、玉梟、玉龜、玉蟬、玉鳳、玉人、串珠等。紅山文化玉器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考古發現才認識到的，雖然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的玉器圖錄中偶爾可見紅山文化玉器，但那時人們並不認識這些玉器的時，所以基本上見不到那時的仿紅山文化玉器。

據目前統計，博物館和考古部門所藏傳世及發掘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總數大約在300件左右。相對來說，在紅山文化玉器種類中，玉豬龍、玉箍形器和勾雲形玉佩為三大重器，一般出土於墓地的中心大墓中，數量也最少；而玉匕形器、玉玦、玉梟、玉龜、串珠等則見於大小墓中，數量較多。近幾年來，內蒙古赤峰和遼寧朝陽地區很多紅山文化墓地和遺址被盜掘，一些紅山文化玉器流入古玩市場，其數量不詳，應該多於考古出土的數量，但在器形和紋飾上不會超出文博考古部門所藏紅山文化玉器的範圍。

玉龍、玉豬龍、勾雲形玉佩可謂最具代表性的玉器。1971年，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 件紅山文化玉龍，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保存最好的龍的形象。該玉龍用整塊墨綠色軟玉雕刻而成。體蜷曲呈“C”字形，昂首揚頸、彎背卷尾、吻部前伸、鼻端截平、梭眼上翹、頭似豬首、頸鬣上卷。龍背重心處對穿一孔。該龍除龍頭部分用浮雕和陰刻的手法表現眼、鼻、嘴外，龍身上下光素無紋，通體磨光，使其看上去如蟒似蛇、生氣凜然。此龍形體之大、雕工之細，世所罕見。它可能是紅山先民的神靈崇拜物或氏族部落的象徵及保護神，也可能是祭司祈天求雨的法器。玉豬龍是紅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其形制極富豬的特徵，豬在原始社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各種祭祀活動中，以豬作為人神之間媒介物是很自然的事情。文物工作者在遼寧省建平縣發掘到一件玉豬龍，它體蜷如環、肥頭大耳、圓眼有皺、口露獠牙，頭尾之間的缺口未完全斷開，頭部有一圓形鑽口。該豬龍通體拋光，渾厚圓滑、線條流暢、造型生動，是紅山文化同類玉器中形體較龐大、形制最規整的 件。它既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圖騰，也可能是祭司的法器，還可能是財富、身份、地位的象徵物。

勾雲形玉佩也是紅山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它不是一般性的裝飾品，也不是對於某種使用工具或具體動物的直接摹仿，而是為適應當時的宗教典禮需要專門製作的。在遼寧省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出土了一件勾雲形玉佩，它由淺綠色玉製成，呈長方形薄板狀，中心鏤空作勾雲狀迴旋，四邊出勾角和圓突，有正反面之分，正面磨出與中心紋飾走向相 致的淺槽，反面光素無紋。該勾雲形玉佩溫潤靈動、寓意深刻，是同類器物中形體較大也較規整的一件。從勾雲形玉佩通常出土於等級較高的中心大墓，並且多放置於墓主人的胸部等人體關鍵部位來看，它可能是當時祭司的專用物品，可能被用於溝通祭司與上天或祖靈之間的媒介，具有其它器物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與紅山文化的分佈在同地區的從8000多年前的興隆窪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統稱為“泛紅山系文化”，各個文化類型均有玉雕製品，在紅山文化時期達到玉器製作與使用的巔峰，其圓潤簡約的風格，生動詮釋了“天人和諧”的哲學思想。用料考究、做工精美、紋飾天然、造型繁多的紅山玉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和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紅山文化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已被發現，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大量紅山古玉流失海外。這次特展的展品是由海外收藏家經過數十年精心搜集而來。展品依器形、作用、特色分為三大主題十系列：“天工開物”包括打制狩獵工具、石制抓魚工具及磨製非配飾器，“幾何樂章”包括耳塊形配飾、環璧形配飾、符節信物及隨身工具配飾、管珠形配飾，“生命禮讚”包括人形配飾及非配飾器、神獸異形配飾、生肖動物配飾、昆蟲花草及特化形配飾等。產品中既有原始質樸的興隆窪文化玉器，也有渾然天成的紅山文化玉器，還有中規中矩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玉器，簡直可以說是一部泛紅山文化玉器發展史。

這批紅山古玉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3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看過展品后表示，興隆窪文化玉器是中國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由此將中國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歷史推進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本次展出興隆窪文化典型玉器如塊、匕型器、小型斧、錛、鑿等約200件，極大地豐富了對於興隆窪文化玉器內涵的認識。現今正式發掘出土的興隆窪文化玉器不足百件，而此次集中展示出數量如此之多的興隆窪文化玉器，對中國玉器源頭的認識將產生重要影響。而展出的玉塊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神器，用於祭神、敬神和溝通上天。這意味著統一的宗教神權的出現，意味著當時社會已經有了比較強大的管理狀態，為中華文明的產生和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是“中華文明8000年”的古老佐證。

對古玉鑒別最有發言權的，當數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楊伯達先生與周南泉先生。楊伯達是1956年調入故宮博物院的，周南泉也於1972年進入故宮開始與玉打起交道，幾十年來，他們參與鑒定、整理了不計其數的各時代古玉，多年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使他們成了古玉方面的活辭典。甚至在民間，收藏者還有這樣的傳說：包在被子里的玉塊，他們只要上手一摸，就能馬上說出其年代、品質、背後的故事。在古玉真偽的鑒別上，專家們主要是從形制、文飾、琢工和玉質這四個方面來著手。而針對紅山玉，周南泉先生依靠多年的摸索，提出從玉料、沁色、製作工藝等幾方面來辨別真假。

鑒定紅山玉真偽的首要問題是玉料。周南泉先生說，紅山玉採用的玉料有三類：類似新疆瑪納斯碧玉的深綠色玉，被稱為“老岫玉”的寬甸玉和岫岩玉。第一種玉的代表是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採集的紅山文化玉龍，推測其產地很可能在東北、內蒙古或靠近這一文化區域的蒙古國，也可能是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某地。由於仍沒有調查清楚這種玉料的確切產地，因此也沒辦法造假，所以周先生認為符合這種玉料的紅山玉基本是可信的。

而寬甸玉和岫岩玉因確定為紅山文化所用玉料，產地亦在紅山文化區域內，取材方便且價格不高，故今作偽者多用它製作假紅山玉，用這兩種料製作的紅山玉就沒辦法單從玉料上判斷真偽了。

藏家們會有這樣的經驗，得到的古玉上手盤玩幾日後即變得光亮、溫潤，而一旦停盤數日則灰暗無光，再盤又會變亮。周先生認為，這說明年久古玉吸收的地下異物微量元素在持續地排出，也進一步證明了真品玉質變化發自其里，而經人工處理將變化附著於表的偽品就沒有這特點。這是新石器時代不同文化遺址出土的遠古玉器的“共性”。

具體到紅山玉，周先生透露，從他們接觸過的大量真品中發現，即使在土中埋藏了五六千年的紅山玉，其沁色亦較少或淺，往往只在某件玉器外表的局部或原有綹紋及有磕缺損傷等處有所表現，很少有被沁色整體掩蓋者。所以市場上常見的整件玉器均被鈣化或呈雞骨白色，或有很重很濃的侵蝕色掩蓋著，其真實性就有問題。

周南泉還指出一個訣竅：采自河流水中的仔玉，往往在未做玉器前就有天然侵蝕和皮色，一般呈黃、灰或紅褐色，其情況很似出土玉器上的侵蝕色。這些皮色，在六千年前紅山文化的做玉者看來，是玉料有毛病、有瑕斑的表現，在製作玉器前，幾乎都要把它全部去除。而作偽者為使新做玉器有如土中埋藏而形成的自然土沁感，常留下一些皮色，這是他們百密一疏、弄巧成拙，沒有站在古人做玉的角度去考慮。古人做玉是“料有所選、形有所意、工有所敬、神有所求、沁有所生”，而造假者是被利益驅使著的，根本不管那麼多，以為舊就是真、殘就是真，這樣的造假也就比較容易識破。可以這麼說，凡玉器留有玉料中的原沁色者，幾乎都可斷定為偽品。

從現有的實物資料來推斷，紅山時代做玉器的基本工序，與其後各文化期和朝代相似，也需要經過採集玉料、看料取材、因材施藝及製作玉器時的開料、切割成形、琢磨紋圖、穿孔和拋 光等多道工藝。周先生認為，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因材施藝方面，紅山文化的玉器，特別是小件玉器和用仔玉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對玉料略施琢飾完成的。其中又以神異動物和寫實動物器採用此法者居多。即使是同一造型的玉器，其大小厚薄和五官形式也往往各有所別，甚至可以說，所有的紅山玉中沒有任何兩件是完全相同的。而市場上遇到了“千人一面”的紅山豬龍、紅山玉人時，就需要用到我們辨識假幣時候用到的邏輯：如果有一打號碼相同的人民幣擺在面前，很顯然這其中最多只有一張真幣；每件紅山玉也都有自己獨特的“身份號碼”，面目雷同的眾多紅山產品，也不會都是真傢伙吧。

細說起來，比如穿孔工藝，當時玉器上的孔有的是兩孔斜穿相通，有的是兩面對穿相通，且在孔內多留有似來福線的穿鑽痕。其孔均呈喇叭形、馬蹄形，且打孔時對接不正。與真品相比，假的紅山玉穿孔太急、太勻、太正，一蹴而就，顯得太“高科技”了。

“單條陰線和粗細不等的較粗的凹槽”是紅山玉紋圖線條的特點。若用放大鏡觀看，其中較粗凹槽的製作，是先用大小不等的寬邊砣具，沿陰線凹槽的橫向磨琢，再用粗細不等的條棒，帶動俗稱“解玉沙”的石英顆粒，順著陰線凹槽來拉動摩擦。因此，其上的陰線凹槽應能看到先後兩種方法加工留下的痕迹。

按照柳冬青先生的理解，原始先民用瑪瑙、水晶、玉髓等製作的工具打出的“馬蹄孔”，與用現代金屬工具“絲錐”打出的孔內“螺旋痕”是不同的。前者是不規則、不等距的，後者是規律而“等距”的。紅山玉在史前古玉中，雖說每一件作品的製作加工都耗費了漫長的歲月，非常精美，但大多器物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不規則的刮削痕迹在放大鏡下十分明顯。紅山古玉原始加工的掛窪工藝是用鋒利堅硬的刮削器手工刻出橫向凹窪，然後再用“水砂”順向研磨。細緻觀察後會發現，真品的打窪痕迹是二次加工而成，有不規則的石器刮削底，在懂玉的人看來，這與粗細相同、距離相等且平行而直的機電砂輪打磨痕迹是很容易區別出來的。

紅山文化玉器的主要參考書有：《中國玉器全集》(6卷，楊伯達主編，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卷，古方主編，科學出版社，2005年)、《中國文物考古之美》(楊瑾、黃明山主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紅山玉器》(於建設主編，內蒙古遠方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