琺琅彩工藝

琺琅彩瓷的製作過程與其他宮廷用瓷不同，先在景德鎮用高溫燒成白瓷，然後送到北京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繪彩，再由造辦處琺琅作在彩爐中燒成。康熙琺琅彩瓷全用進口彩料，尤其是其中一種玫瑰紅或胭脂紅色料，因含有微量的黃金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嬌艷效果。另外，中國傳統彩瓷的彩料都用清水或膠水調和，而琺琅彩瓷則像西方油畫一樣，以油來調配彩料，並且有一定的厚度，使得彩繪更具有立體感和層次感。

琺琅彩是一種古代工藝，色彩鮮艷，富有收藏性。

但是，琺琅彩對人體危害極大。

我們都知道，砷又名砒，是一種廣泛分佈於自然界的一種非金屬。本來砷因為不溶解於水，是沒有毒性的，但是砷化物，特別是三氧化二砷，卻是劇毒的。

我們從見諸報端的權威媒體報道中，不難發現一些證明琺琅彩釉料有劇毒的蛛絲馬跡：2006年5月30日，北京《新京報》登載了一篇題為《失傳200多年琺琅彩瓷“彩瓷皇后”6月亮相國博》的文章，文中指出，國家博物館專家聯合景德鎮制瓷大師研製恢復的琺琅彩將於6月6日在國家博物館展出，失傳200多年的琺琅彩制瓷工藝終於“重返人間”。而研製回復琺琅彩的景德鎮制瓷大師熊建軍則向記者談到，琺琅彩的彩繪顏料中含有硼或砷。砷是一種有毒物質，一次在高溫爐中煅燒琺琅彩時，溫度達到數百度之後，毒煙揮發出來，雖然當時在場的人都戴著口罩，但也都被毒得流鼻血。

康熙時期的琺琅彩瓷器因處於初創階段，從色彩搭配、紋飾布局到款識內容和樣式，均摹仿當時銅胎畫琺琅的效果。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的白瓷僅在器物的裡面和底足內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則澀胎無釉，這就是人們所俗稱的“反瓷”。外壁畫面大多以黃、藍、紅、豆綠、絳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種顏色的彩料以雙勾技法描繪纏枝牡丹、月季、蓮花等花卉圖案，且有花無鳥。也有在四個花朵中分別填寫“萬”、“壽”、“長”、“春”等祝壽語的，風格嚴謹華麗。所用彩料系從西洋進口，所用畫稿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如意館提供。由於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且出現細小裂紋。康熙時的琺琅彩瓷器也有個別直接在宮中舊藏明代永樂白瓷盤上施彩的。

康熙時還有一種宜興紫砂胎畫琺琅器，現多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稱為“宜興胎畫琺琅”，造型有執壺、提梁壺、蓋碗、蓋盅等。裝飾題材多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繪的，也有的可能是考慮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樣細膩光滑，就先在胎上塗抹褐色彩作地，然後再進行彩繪，褐色彩的顏色不僅酷似於紫砂的顏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澤增強。這種褐色彩僅施於器物外壁，器內則無。

康熙時瓷胎畫琺琅的款識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為“康熙御制”四字雙行紅色或藍色圖章式堆料款，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個別的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琺琅彩纏枝蓮紋瓶，外底印刻“康熙御制”四字雙行款，外圍印刻單線方框。也有個別器物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畫琺琅蓮花紋菱花式盤（永樂白瓷胎），外底雖也署“康熙御制”四字雙行紅色堆料款，但外圍的不是雙方框，而且雙線圓圈，圈線外粗內細。至於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琅器外底所署款識，一般為“康熙御制”四字雙行黃色堆料款，外圍雙線方框，個別的如台北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宜興胎畫琺琅四季花紋茶壺，外底所署黃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圍海棠花式雙線框。宜興胎畫琺琅用黃色琺琅料寫款，可能是因為黃色能與褐色地形成鮮明對比的緣故，而若以褐色地襯托紅或藍色料款則不夠鮮明醒目。

雍正時期，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給予了更多的關心，並提出頗為嚴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隨著宮廷造辦處人員的擴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賴的怡親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琺琅彩瓷器的生產在造辦處琺琅作積極展開。但從清代檔案記載看，雍正六年以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進展緩慢，雍正帝對此也不甚滿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琺琅彩料需依賴西洋進口，數量有限，必須謹慎使用，不得有誤損所致。如清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十八記載：“西洋國……雍正四年五月復遣使進貢……各色琺琅彩料十四塊。”又如《活計檔·清檔·雍正記事雜錄》載：“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親王交填白脫胎酒杯五件，內二件有暗龍。奉旨：此杯燒琺琅。欽此。於二月二十三日燒破二件，總管太監啟知怡親王。奉王諭：其餘三件爾等小心燒造。遵此。於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畫琺琅酒杯三件，怡親王呈進。”

從雍正皇帝的貴戚重臣年羹堯的奏摺中，也可了解此時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情況。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驛齋到御賜新制琺琅管雙眼翎二支，單眼翎十支……”。對這些翎管，年羹堯在二月十二日的謝折里稱：“……臣伏覩琺琅翎管，製作精緻，顏色嬌麗，不勝愛羨，謹繕摺恭謝天恩，更懇聖慈，如有新制琺琅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堯的摺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滿臣之貪念”這句話的“貪”字旁硃筆畫圈，在折尾空白處，雍正帝的硃批曰：“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今將現有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這句話，說明雍正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發展充滿信心。

年羹堯在得到這次賞賜之後，於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連三地被賞賜以琺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摺中說：“（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驛齋到御賜臣仿琺琅茶杯兩匣，臣叩頭祗領訖。伏覩此種窯器，顏色清麗，製作精雅，實不讓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鍾琪於四月十五日領兵進剿番賊，俟其事後回寧，臣當宣旨賞給四個另行謝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以聞。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雖然此時雍正皇帝頻頻用琺琅彩瓷器賞賜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情況並不滿意。如清代檔案記載，“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時燒的琺琅活計粗糙，花紋亦俗，嗣後爾等務必精細成造。欽此。”

雍正六年以後，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預下，隨著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和愈來愈多的宮廷書畫家參與琺琅彩瓷器的繪畫和寫字，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遂取得較快發展。從當時造辦處檔案記載來看，雍正六年，造辦處新煉的琺琅料有月白、白、黃、淺綠、亮青、藍、松綠、亮綠、黑等九種顏色。新增琺琅料有軟白色、香色、淡松黃色、藕荷色、淺綠色、醬色、深葡萄色、青銅色、松黃色等，共九樣。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不僅擺脫了琺琅彩瓷器生產因依靠進口料而可能產生的捉襟見肘的窘態，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種亦可使畫琺琅人在表現物像時更加得心應手。據造辦處檔案記載，當時的宋七格是負責煉料全部工作的，鄧八格是具體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吳書是技術人員。另外，怡親王允祥、郎中海望、員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負責管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據檔案記載，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內務府造辦處召募各作匠藝人十三名，由員外郎沈嵛、唐英啟怡親王，發給每人每月二兩銀。接著“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親王諭：著燒煉琺琅料。遵此。於本日員外郎沈嵛、唐英說：‘此系怡親王著試燒琺琅料所用錢糧物料，另記一檔，以待試燒完時，再行啟明入檔。’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為畫琺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啟奏怡親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員外郎唐英啟怡親王，為郎世寧徒弟林朝楷身有癆病，已遞過呈子數次，求回廣東調養，俟病好時，再來京當差，今病漸至沉重，不能行走當差等語。奉王諭：著他回去罷。”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由於唐英供職內務府多年，在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對雍正皇帝的審美趣味和宮中生產琺琅彩瓷器需要什麼樣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鎮后，向宮廷造辦處提供了大量供燒琺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畫琺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鎮畫瓷器的工匠。還有張琦、鄺麗南，是廣東畫銅胎琺琅器的工匠。而從雍正六年開始，即有賀金昆、戴恆、鄒文玉、湯振基、譚榮等一批畫院畫家參與瓷胎畫琺琅工作，其中畫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賞賜。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李明久奉旨：琺琅畫青山水甚好。欽此。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鄧八格、宋七格來說，內大臣海望諭：鄒文玉所畫琺琅，數次皇上誇好，應遵旨用本造辦處庫銀賞給十兩。遵此。”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賞用單一料彩繪製的水墨及藍色山水兩個琺琅彩品種。至於為琺琅彩瓷器書寫底款者，從檔案記載來看，應是原武英殿修書處的寫字人，后調到造辦處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琺琅彩瓷器上的詩句，多為戴臨題寫。戴臨為武英殿待詔，檔案記載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臨在琺琅彩瓷器上題寫詩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對，奉旨：著將此碗上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著戴臨選詩句題寫，地章或本色配綠竹，或淡紅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燒琺琅。欽此。於八月十四日畫得有詩句綠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編《陶冶圖編次》（凡二十則）上的文字說明，也是由戴臨書寫的。

唐英到景德鎮御窯廠后，除了向造辦處提供白瓷以外，還推薦畫畫人到造辦處供職。如“雍正七年閏七月初九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怡親王交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周岳、吳士琦二名……於本月初十日將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所食工銀一事，郎中海望啟怡親王。奉王諭：暫且著年希堯家養著，俟試準時再定。欽此。”當時負責淮安關稅務的年希堯只是遙領景德鎮窯務，這些畫畫人名義上是年希堯送來的，實際上是由唐英挑選的。唐英本人就是畫家，經他挑選的畫畫人，善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備在瓷器上繪畫的豐富經驗，這些人進入造辦處后，經與宮廷畫家切磋配合，使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日趨精進。

從傳世品看，雍正時期的琺琅彩瓷器除了少數如康熙朝琺琅彩瓷器那樣以色地裝飾外，大多是在潔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繪。器物造型有瓶、碗、盤、碟、盅等，均雋秀典雅，胎體輕薄，有的達到半脫胎的程度。這些白瓷胎除了極個別為清宮收藏的明代永樂白瓷外，絕大多數是由當時景德鎮御窯廠特製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歷次當中最多的一批，這就是檔案記載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親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堯燒造。郎中海望奉王諭：著收起。遵此。於本日將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訖。於七年八月十四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三對，畫琺琅瓷碟二對，畫琺琅瓷酒圓四對。九月初六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二對……”。

雍正琺琅彩瓷器在圖案裝飾方面，一改康熙琺琅彩只繪花卉，有花無鳥的單調局面，大量出現描繪院畫風格的花鳥、花卉、竹石、山水等圖案，畫面空白處題以書法極精、內容文雅的相應詩句，而且詩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閑章，句末則有或兩方皆朱文、或上為白文下為朱文的閑章。雍正琺琅彩瓷器真正成為制瓷工藝與詩、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珍品。

雍正琺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藍料彩“雍正年制”四字雙行宋鏨體印章式款最為多見，款外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極其規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圖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數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無邊欄。雍正琺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見有“雍正御制”四字雙行外圍雙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雙行外圍雙圓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書寫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一件雍正藍地琺琅彩花卉紋“萬壽長春”淺碗，四字分別題寫於外壁四個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雙方欄內署“雍正御制”四字雙行款。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乾清宮總管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著給琺琅作學燒琺琅。欽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人張維奇情願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銀糧，每月工食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嵛、員外郎三音保准行。記此”。這兩則資料說明，乾隆元年造辦處琺琅作即因缺人而進新人。

乾隆時琺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監毛團傳旨：著海望寄信與員外郎唐英，另將燒造琺琅之白磁器燒造些來。欽此”。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彩繪和烘燒，大量的是在北京宮廷造辦處的琺琅作內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燒造。欽此”。很顯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彩繪、烘燒這兩道工序的。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裝飾題材較雍正時更加豐富，除山水、花卉、花鳥外，還有中國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影響的各種洋花圖案。新增的各種色地、色地開光、色地軋道琺琅彩瓷器，圖案繁複，不留空白，不題寫詩句。雍正時盛行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白地琺琅彩瓷，此時繼續生產，所題詩句和所用閑章與雍正時大同小異。如：

畫月季、竹石題“勁節亭亭千尺綠，芳枝長佔四時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閑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閑章、“君子”朱文閑章。畫石榴、黃鸝常題“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迎首用“佳麗”朱文閑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閑章。

畫山水風景常題“浦凈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迎首用“壽如”朱文閑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閑章、“水長”朱文閑章。

關於乾隆琺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琺琅彩瓷，一般為“乾隆年制”四字雙行藍料彩印章式宋槧體或楷體款，圍以外粗內細的雙線方框，框線也有個別內、外粗細基本一致的。器之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於底部署款之空間狹小，所署藍料彩四字雙行宋槧體或楷書款則不加框欄。有一種藍料彩四字雙行篆書款，外圍雙線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多見於瓶類器上，由於這種器物所繪圖案較繁密，故沒有題詩和閑章，器內和足內均施松石綠釉，款署於松石綠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