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胎畫琺琅

琺琅彩繪採用的畫琺的製作技法起源於15世紀中葉歐洲比利時、法國、荷蘭三國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區。15世紀末，法國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其製作內填琺琅工藝為基礎，發展成畫琺琅的重鎮，初期製作以宗教為主題的器物，後來逐漸製做成裝飾性的工藝品。隨著東西貿易交往的頻繁，尤其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灣以後，禁海開放，西洋製品開始湧入，西洋琺琅便由廣州等港口傳入中國，並就地設廠研製，稱之為洋瓷，宮中則稱其為廣琺琅。當時，廣州的產品多保留著西方文化的韻味，由於燒造技術不高，釉料呈色不穩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請法蘭西畫琺琅藝人陳忠信來京，在內廷琺琅處指導燒造畫琺琅器。其式樣、圖案主要是中國風格，少有西方畫琺琅的特點。

琺琅又稱“拂郎”、“佛郎”、“發藍”，是一種玻化物質。它以長石、石英為主要原料，加入純鹼、硼砂為助熔劑，氧化鈦、氧化銻、氟化物等作乳濁劑，加入氧化銅、氧化鈷、氧化鐵、氧化錳、氧化銻等作著色劑，經過粉碎、混合、煅燒、熔融后，傾入水中急冷得到琺琅熔塊，再經細磨而得到琺琅粉。將琺琅粉調和后，塗施在金、銀、銅等金屬器上，經焙燒，便成為金屬胎琺琅。若以玻璃為胎，則稱為玻璃胎琺琅；以瓷器為胎者，則稱為瓷胎琺琅。

按裝飾工藝不同，琺琅器可分為掐絲琺琅、鏨胎琺琅、畫琺琅、透明琺琅等，也有將上述二種或二種以上工藝結合起來共同裝飾一件器物的，稱之為複合琺琅。其中與瓷器有關的琺琅工藝只有一種，即畫琺琅，一般稱之為“琺琅彩”，其正式名稱應為“瓷胎畫琺琅”。至於其俗稱“古月軒”，由於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琺琅彩瓷器上從未發現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畫琺琅上見有個別屬此款者，所以推測很可能是晚清時期宮中所藏署“古月軒”款的玻璃胎畫琺琅流散出宮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誤認為瓷胎畫琺琅上亦署“古月軒”款，進而將瓷胎畫琺琅稱作“古月軒”。

瓷胎畫琺琅的創燒，與康熙皇帝對畫琺琅的喜愛有密切關係。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內武英殿附近設置琺琅作，主要生產銅胎掐絲琺琅和鏨胎琺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復台灣，廢除海禁，歐洲的金屬胎畫琺琅器作為貴重工藝品，由來華的傳教士帶入廣州，並進貢內廷。這些舶來的畫琺琅器以它精細的彩繪技法和華麗的裝飾風格，而深受皇宮貴族和廣州地方官員和土庶的喜愛。由當時歐洲傳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對這種洋玩意兒也很感興趣，并力圖使中國的琺琅工匠掌握這門技術，於是廣州和北京內廷琺琅作的工匠分別在兩地試燒畫琺琅，經過大約10年的時間，成功地燒制出了我國的金屬胎畫琺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後，隨著廣州和歐洲的畫琺琅器製作匠師進入內廷，參與指導造辦處琺琅器的生產，甚至親自操作，畫琺琅器的生產遂呈現繁榮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經廣州巡撫楊琳推薦，廣東畫琺琅匠師潘淳、楊士章，並有西洋人三名，法藍（琺琅）匠二名，徒弟二名，進入內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琺琅作改歸養心殿，增設監造一人，顯示出康熙皇帝對琺琅器生產的重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國畫琺琅藝術家陳忠信被召至內廷指導畫琺琅器的生產。在中外匠師的共同努力下，宮廷造辦處琺琅作很快熟練掌握了金屬胎畫琺琅燒制技術，並燒造出一大批具有濃郁宮廷韻味的金屬胎畫琺琅器。同時，造辦處琺琅作還嘗試著將這種技法移植到瓷胎上，於是便產生了瓷胎畫琺琅，即今人所稱的“琺琅彩”。

琺琅彩圖冊

康熙時期的琺琅彩瓷器因處於初創階段，從色彩搭配、紋飾布局到款識內容和樣式，均摹仿當時銅胎畫琺琅的效果。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的白瓷僅在器物的裡面和底足內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則澀胎無釉，這就是人們所俗稱的“反瓷”。外壁畫面大多以黃、藍、紅、豆綠、絳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種顏色的彩料以雙勾技法描繪纏枝牡丹、月季、蓮花等花卉圖案，且有花無鳥。也有在四個花朵中分別填寫“萬”、“壽”、“長”、“春”等祝壽語的，風格嚴謹華麗。所用彩料系從西洋進口，所用畫稿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如意館提供。由於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且出現細小裂紋。康熙時的琺琅彩瓷器也有個別直接在宮中舊藏明代永樂白瓷盤上施彩的。

康熙時還有一種宜興紫砂胎畫琺琅器，現多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稱為“宜興胎畫琺琅”，造型有執壺、提梁壺、蓋碗、蓋盅等。裝飾題材多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繪的，也有的可能是考慮到紫砂胎不像白瓷那樣細膩光滑，就先在胎上塗抹褐色彩作地，然後再進行彩繪，褐色彩的顏色不僅酷似於紫砂的顏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澤增強。這種褐色彩僅施於器物外壁，器內則無。

康熙時瓷胎畫琺琅的款識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為“康熙御制”四字雙行紅色或藍色圖章式堆料款，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個別的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琺琅彩纏枝蓮紋瓶，外底陰刻“康熙御制”四字雙行款，外圍陰刻單線方框。也有個別器物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畫琺琅蓮花紋菱花式盤（永樂白瓷胎），外底雖也署“康熙御制”四字雙行紅色堆料款，但外圍的不是雙方框，而且雙線圓圈，圈線外粗內細。至於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琅器外底所署款識，一般為“康熙御制”四字雙行黃色堆料款，外圍雙線方框，個別的如台北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宜興胎畫琺琅四季花紋茶壺，外底所署黃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圍海棠花式雙線框。宜興胎畫琺琅用黃色琺琅料寫款，可能是因為黃色能與褐色地形成鮮明對比的緣故，而若以褐色地襯托紅或藍色料款則不夠鮮明醒目。

琺琅彩圖冊

雍正時期，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給予了更多的關心，並提出頗為嚴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隨著宮廷造辦處人員的擴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賴的怡親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琺琅彩瓷器的生產在造辦處琺琅作積極展開。但從清代檔案記載看，雍正六年以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進展緩慢，雍正帝對此也不甚滿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琺琅彩料需依賴西洋進口，數量有限，必須謹慎使用，不得有污損所致。如清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十八記載：“西洋國……雍正四年五月復遣使進貢……各色琺琅彩料十四塊。”又如《活計檔·清檔·雍正記事雜錄》載：“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親王交填白脫胎酒杯五件，內二件有暗龍。奉旨：此杯燒琺琅。欽此。於二月二十三日燒破二件，總管太監啟知怡親王。奉王諭：其餘三件爾等小心燒造。遵此。於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畫琺琅酒杯三件，怡親王呈進。”

從雍正皇帝的貴戚重臣年羹堯的奏摺中，也可了解此時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情況。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驛齋到御賜新制琺琅管雙眼翎二支，單眼翎十支……”。對這些翎管，年羹堯在二月十二日的謝折里稱：“……臣伏覩琺琅翎管，製作精緻，顏色嬌麗，不勝愛羨，謹繕摺恭謝天恩，更懇聖慈，如有新制琺琅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堯的摺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滿臣之貪念”這句話的“貪”字旁硃筆畫圈，在折尾空白處，雍正帝的硃批曰：“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今將現有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這句話，說明雍正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發展充滿信心。

年羹堯在得到這次賞賜之後，於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連三地被賞賜以琺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摺中說：“（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驛齋到御賜臣仿琺琅茶杯兩匣，臣叩頭祗領訖。伏覩此種窯器，顏色清麗，製作精雅，實不讓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鍾琪於四月十五日領兵進剿番賊，俟其事後回寧，臣當宣旨賞給四個另行謝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以聞。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雖然此時雍正皇帝頻頻用琺琅彩瓷器賞賜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情況並不滿意。如清代檔案記載，“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時燒的琺琅活計粗糙，花紋亦俗，嗣後爾等務必精細成造。欽此。”

琺琅彩圖冊

雍正六年以後，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預下，隨著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和愈來愈多的宮廷書畫家參與琺琅彩瓷器的繪畫和寫字，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遂取得較快發展。從當時造辦處檔案記載來看，雍正六年，造辦處新煉的琺琅料有月白、白、黃、淺綠、亮青、藍、松綠、亮綠、黑等九種顏色。新增琺琅料有軟白色、香色、淡松黃色、藕荷色、淺綠色、醬色、深葡萄色、青銅色、松黃色等，共九樣。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不僅擺脫了琺琅彩瓷器生產因依靠進口料而可能產生的捉襟見肘的窘態，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種亦可使畫琺琅人在表現物像時更加得心應手。據造辦處檔案記載，當時的宋七格是負責煉料全部工作的，鄧八格是具體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吳書是技術人員。另外，怡親王允祥、郎中海望、員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負責管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據檔案記載，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內務府造辦處召募各作匠藝人十三名，由員外郎沈嵛、唐英啟怡親王，發給每人每月二兩銀。接著“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親王諭：著燒煉琺琅料。遵此。於本日員外郎沈嵛、唐英說：‘此系怡親王著試燒琺琅料所用錢糧物料，另記一檔，以待試燒完時，再行啟明入檔。’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為畫琺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啟奏怡親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員外郎唐英啟怡親王，為郎世寧徒弟林朝楷身有癆病，已遞過呈子數次，求回廣東調養，俟病好時，再來京當差，今病漸至沉重，不能行走當差等語。奉王諭：著他回去罷。”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由於唐英供職內務府多年，在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對雍正皇帝的審美趣味和宮中生產琺琅彩瓷器需要什麼樣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鎮后，向宮廷造辦處提供了大量供燒琺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畫琺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鎮畫瓷器的工匠。還有張琦、鄺麗南，是廣東畫銅胎琺琅器的工匠。而從雍正六年開始，即有賀金昆、戴恆、鄒文玉、湯振基、譚榮等一批畫院畫家參與瓷胎畫琺琅工作，其中畫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賞賜。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李明久奉旨：琺琅畫青山水甚好。欽此。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鄧八格、宋七格來說，內大臣海望諭：鄒文玉所畫琺琅，數次皇上誇好，應遵旨用本造辦處庫銀賞給十兩。遵此。”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賞用單一料彩繪製的水墨及藍色山水兩個琺琅彩品種。至於為琺琅彩瓷器書寫底款者，從檔案記載來看，應是原武英殿修書處的寫字人，后調到造辦處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琺琅彩瓷器上的詩句，多為戴臨題寫。戴臨為武英殿待詔，檔案記載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臨在琺琅彩瓷器上題寫詩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對，奉旨：著將此碗上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著戴臨選詩句題寫，地章或本色配綠竹，或淡紅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燒琺琅。欽此。於八月十四日畫得有詩句綠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編《陶冶圖編次》（凡二十則）上的文字說明，也是由戴臨書寫的。

唐英到景德鎮御窯廠后，除了向造辦處提供白瓷以外，還推薦畫畫人到造辦處供職。如“雍正七年閏七月初九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怡親王交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周岳、吳士琦二名……於本月初十日將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所食工銀一事，郎中海望啟怡親王。奉王諭：暫且著年希堯家養著，俟試準時再定。欽此。”當時負責淮安關稅務的年希堯只是遙領景德鎮窯務，這些畫畫人名義上是年希堯送來的，實際上是由唐英挑選的。唐英本人就是畫家，經他挑選的畫畫人，善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備在瓷器上繪畫的豐富經驗，這些人進入造辦處后，經與宮廷畫家切磋配合，使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日趨精進。

琺琅彩圖冊

從傳世品看，雍正時期的琺琅彩瓷器除了少數如康熙朝琺琅彩瓷器那樣以色地裝飾外，大多是在潔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繪。器物造型有瓶、碗、盤、碟、盅等，均雋秀典雅，胎體輕薄，有的達到半脫胎的程度。這些白瓷胎除了極個別為清宮收藏的明代永樂白瓷外，絕大多數是由當時景德鎮御窯廠特製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歷次當中最多的一批，這就是檔案記載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親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堯燒造。郎中海望奉王諭：著收起。遵此。於本日將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訖。於七年八月十四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三對，畫琺琅瓷碟二對，畫琺琅瓷酒圓四對。九月初六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二對……”。

雍正琺琅彩瓷器在圖案裝飾方面，一改康熙琺琅彩只繪花卉，有花無鳥的單調局面，大量出現描繪院畫風格的花鳥、花卉、竹石、山水等圖案，畫面空白處題以書法極精、內容文雅的相應詩句，而且詩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閑章，句末則有或兩方皆朱文、或上為白文下為朱文的閑章。雍正琺琅彩瓷器真正成為制瓷工藝與詩、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珍品。

雍正琺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藍料彩“雍正年制”四字雙行宋鏨體印章式款最為多見，款外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極其規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圖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數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無邊欄。雍正琺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見有“雍正御制”四字雙行外圍雙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雙行外圍雙圓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書寫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一件雍正藍地琺琅彩花卉紋“萬壽長春”淺碗，四字分別題寫於外壁四個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雙方欄內署“雍正御制”四字雙行款。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據造辦處

琺琅彩圖冊

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乾清宮總管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著給琺琅作學燒琺琅。欽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人張維奇情願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銀糧，每月工食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嵛、員外郎三音保准行。記此”。這兩則資料說明，乾隆元年造辦處琺琅作即因缺人而進新人。

乾隆時琺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監毛團傳旨：著海望寄信與員外郎唐英，另將燒造琺琅之白瓷器燒造些來。欽此”。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彩繪和烘燒，大量的是在北京宮廷造辦處的琺琅作內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瓷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燒造。欽此”。很顯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彩繪、烘燒這兩道工序的。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裝飾題材較雍正時更加豐富，除山水、花卉、花鳥外，還有中國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影響的各種洋花圖案。新增的各種色地、色地開光、色地軋道琺琅彩瓷器，圖案繁複，不留空白，不題寫詩句。雍正時盛行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白地琺琅彩瓷，此時繼續生產，所題詩句和所用閑章與雍正時大同小異。如：

畫月季、竹石題“勁節亭亭千尺綠，芳枝長佔四時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閑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閑章、“君子”朱文閑章。

畫石榴、黃鸝常題“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迎首用“佳麗”朱文閑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閑章。

琺琅彩圖冊

畫山水風景常題“浦凈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迎首用“壽如”朱文閑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閑章、“水長”朱文閑章。

關於乾隆琺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琺琅彩瓷，一般為“乾隆年制”四字雙行藍料彩印章式宋槧體或楷體款，圍以外粗內細的雙線方框，框線也有個別內、外粗細基本一致的。器之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於底部署款之空間狹小，所署藍料彩四字雙行宋槧體或楷書款則不加框欄。有一種藍料彩四字雙行篆書款，外圍雙線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多見於瓶類器上，由於這種器物所繪圖案較繁密，故沒有題詩和閑章，器內和足內均施松石綠釉，款署於松石綠釉地上。

原清宮收藏康、雍、乾三朝琺琅彩瓷器最集中的地點是乾清宮東廡端凝殿左右屋內，共有400件，每一件或兩三件盛一木匣，匣內糊囊，匣蓋上刻填色品名，名曰“瓷胎畫琺琅”。其中的300多件於1933年古物南遷后離開故宮，1949年被運往台灣，剩下的40件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館和私人手中的琺琅彩瓷器應是晚清流散出宮或被英法聯軍從圓明園掠走的。

工藝特點：

琺琅沒有大的器物造型，絕大多數是盤、碗、杯、瓶、盒、壺，其中碗、盤最多，只是每一品種都有不同的變化。另外還有一個品種是宜興紫砂陶胎外繪琺琅料彩，這也是難得一見的。琺琅彩瓷器在胎質的製作方面是非常講究的。胎壁極薄，均勻規整，結合緊密。在如此的胎質上又施釉極細，釉色極白，釉表光澤沒有桔皮釉、浪蕩釉，更沒有棕眼的現象，確可用“白璧無瑕”來讚譽。

琺琅彩瓷的特點是瓷質細潤，彩料凝重，色澤鮮艷靚麗，畫工精緻。製作琺琅彩瓷極度費工，乾隆以後就銷聲匿跡了。康熙的琺琅彩瓷大多作規矩寫生的西番蓮和纏枝牡丹，有花無鳥，顯得單調。而雍正以花卉圖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當時尤為突出的是畫面上配以相呼應的題詩。雍正時這些題詩的書法極佳，並於題詩的引首、句后配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紅印章，其印面文字又往往與畫面及題詩內容相配合，如畫竹的用“彬然”、“君子”章；畫山水的用“山高”、“水長”章；畫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琺琅彩瓷器可以說秉承了歷史上中國陶瓷發展以來的各種優點，從拉胚、成型、畫工、用料、施釉、色彩、燒制的技術上幾乎是最精湛的。在乾隆時期出現了很多極其優秀的陶瓷作品，但琺琅彩在製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眾多品種無法比擬的。畫工也不是一般的窯工，而是皇宮裡面頂尖的專業畫師，所以這些器物可以代表當時最高的藝術水平，最高的工藝水準。

1、瓷胎：瓷胎細薄，修胎規則，完整無缺，大多為小件，超過一尺大的都少見。

2、造形：多為碗、瓶、煙壺之類的日用小件瓷，和動物擺設品。

3、底釉：為純白釉，不偏青也不偏黃，釉面光滑潔凈無疵。

4、琺琅彩色。色極鮮艷且柔和，很少為純色而為粉彩型偶合色。色種多，同一物上可出現七、八種顏色，多達十多種。

5、色料特點。每一圖案均由多種色料調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質反光感，有時還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觀。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顯的立體感，閉眼用手摸可明顯感覺到，若用十倍放大鏡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葉上看到極小的開片紋。這一現象用肉眼看不出，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特徵。而粉彩則感覺不到有凸出的情況。

6、繪畫與紋飾，琺琅彩器畫功特別講究，多為工筆畫；各個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琺琅彩大多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紅、黃、蘭、綠、紫、胭脂色等。

7、款識：康熙時期的款識有一度是被禁止寫款的。

琺琅彩瓷的繪畫是其精華所在。琺琅彩瓷的胎、彩和造型終究逃不過同時期其他彩瓷的影子，而繪畫卻有他獨特酌一面。琺琅彩的繪畫大多出自宮廷御用紙絹畫的畫稿。據記載，從康熙到乾隆畫供奉紙畫的名畫家眾多，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王原祁、蔣廷錫、郎世寧（義大利西洋畫家）、冷梅、唐岱、高其佩、袁江、董邦達、金廷標、李世倬、沈暉、袁瑛、王敬銘、錢維城等等。這些名畫家的畫稿被畫工精心地描繪於琺琅彩瓷器上，形神兼備，各具不同的風采。

琺琅彩繪的發展有各自的時代特點。康熙時候的琺琅彩繪大都仿照銅胎畫琺琅時的色彩圖案。內容多為纏枝牡丹、纏枝西蕃蓮、纏枝秋葵，也有寫生花卉。構圖上是講究對稱的規矩圖案，花大葉大，內容簡單，缺乏生氣。這時彩色質地的襯托就顯得非常有用，質地有紅、黃、藍、白等各種顏色，但所有色彩和繪畫都在器物外面，內壁潔白。施色勻凈是康熙琺琅彩的最大特點。

雍正初年時琺琅彩繪變化不大，構圖仍是呆板的對稱，但寫生畫開始多了起來，有了些活力，背景地仍是胭脂紅、黃、藍、白等色。到了雍正中期，“院畫”的工筆畫在整個社會流行開來，很得雍正皇帝的賞識。琺琅彩瓷器的畫工們迎合皇帝的好惡，在琺琅彩瓷器上以“院畫”為底稿，開始“勾、畫、皺、染”，這也是琺琅彩瓷器獨有的。繪畫題材多為寓意深刻的芙蓉鴛鴦、靈芝水仙、錦雞牡丹、梅蘭竹菊、翠竹麻雀、秋樹八哥等，更有各種山水樓閣畫面。因為雍正本人喜歡水墨及設色山水，所以這些畫中就有用赫，墨、藍單色或兩種顏色畫的，極為淡雅清麗。“團蝶圖”則是集所有顏色於一身，據說有36種顏色之多。終究是紙絹畫做底稿，這些畫有直接在潔白如雪的瓷器上畫的，有在設色上畫的，但設計都很精巧。此時的器物身上仍多數是里不畫，有少許里畫的則外面就被敷上彩色。此時也偶見“錦灰堆”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