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

王匡（1917－2003），廣東東莞人，從少年時起，就參加愛國進步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才20歲的他，立即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其後又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

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員。抗戰後期，他隨同部隊到中原解放區，歷任江漢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科長、部長。

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辦事處任秘書，兼任南京新華分社採訪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他到太行山解放區任新華社臨時總社國內部副主任，並參加劉鄧大軍前線記者團，隨軍挺進中原，進軍江漢。在革命戰爭時期，他是新華社的四大著名記者之一。

1949年夏、秋間，他跟隨葉劍英同志南下，隨軍解放廣東后，擔任葉劍英為首的廣州軍管會的文教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副處長（後任處長），領導對國民黨報紙的接管工作，同時擔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第一任社長。為了創辦南方日報，他在南下途中，就與曾彥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準備南方日報創刊頭三天的大量稿件，從而使得南方日報得在廣州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順利出版。1952年8月，他被調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擔任副部長，併兼任南方日報的第三任社長。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華南分局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華南分局撤銷，改設廣東省委后，他仍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之後，又升任省委候補書記，分管宣傳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和省委之命，主管籌備創辦羊城晚報的工作。後來他被調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員、宣傳部長后，仍一直關心羊城晚報的工作，特別是當羊城晚報轉由中南局直接領導后，他經常指導羊城晚報的辦報事宜。“文革”期間，他成了廣東省最早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代表人物，倍受長達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復出到中央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之後又被調任香港，擔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回京后又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離休后，他仍一直關心國家大事和黨的思想宣傳、新聞出版工作，晚年長期患病，終年87歲。

1957年初，當時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同志提出廣東應辦一份晚報，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兄弟報。王匡同志對此表示贊同，還把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曾任中央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同志說過的“各家報紙面孔雷同，這是新聞界的恥辱”的話轉告了陶鑄。於是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決定把創辦羊城晚報（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份晚報）的任務交給省委宣傳部，並由王匡同志主持領導此事。之後，在王匡同志統一領導下，由南方日報派人成立籌備工作組。應該說，羊城晚報的得以創辦，首先應歸功於陶鑄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開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領導的羊城晚報，被廣州的“造反派”強行封閉。王匡當時之所以成為要被打倒的“走資派”，其中有兩條重要“罪名”，就是他參加創辦和經常“遙控”《羊城晚報》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紅線女等著名的“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記得在他於1977年被“解放”，從拘留所回到廣州后，他曾對我談起，他因與《羊城晚報》有關而大受批判的經過。在那次談話中，他還開玩笑說：“當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聞得臭氣陣陣！”原來他指的是過去大家寫字都使用毛筆，而且用的是質量很差的墨汁，寫起字來晾乾了，紙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從他這番話中，卻可見他對文稿是怎樣認真和嚴格修改的。他還回憶起，當年為了準備紀念廣州起義30周年，省委決定由宣傳部寫一本正確反映廣州起義經過、意義及其經驗教訓的名為《廣州起義》的書的經過。“文革”后，羊城晚報復刊，我到了晚報工作。

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當時已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匡的提名，經省委派遣，上京參加對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遺作的文選的編輯工作。在那段時間裡，我經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訪，他也喜歡與我談論他在廣東工作時的往事。他認為，編輯那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文選時，應持“一分為二”的態度。對當年這位領導同志在世時的事迹應“一分為二”地看，對他的遺作也應“一分為二”地挑選。公開、正式出版文選時，應選用那些經得起歷史考驗，對當前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仍然適應的講話、文章，至於那些曾受錯誤路線影響，帶有嚴重“左”的色彩的內容就不要選用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廣大讀者有利。至於要對一些人的生平、功過進行全面評價，那就要根據和參考各種材料，這另當別論。羊城晚報復刊后，王匡雖已不在廣東工作，但每當他從北京、香港回粵時，他都很關心羊城晚報的發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廣州休養。他在羊城晚報創刊35周年紀念時，與曾任省委宣傳部長的陳越平同志一起蒞臨羊城晚報社，暢談晚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使得報社的同志們大受啟發。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雲山移葬與他同命運、共奮鬥一生的戰友、愛侶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樹。並作“種樹歸來”一詩，充滿了真情實感。田蔚同志是我黨在延安建立廣播電台時的最早幾位廣播員之一。

廣東解放后，曾先後擔任廣東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副台長、台長，離休前還擔任過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和省廣播電視局局長，對廣東廣播電視事業曾經作出重要貢獻。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為悲痛，後來王匡長期患病，恐怕與他對其妻子的深切懷念不無關係。1993年，王匡同志經親友們的多番勸告，才決定出版他的《長明齋詩文選錄》一書，這實際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選集，於1994年正式出版。從書中的詩文，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華，使讀者看后得益不淺。在該書中，收集有多篇有關新聞工作的論述，這些都是當年他向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的工作人員所作的專門講話，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南方日報：白手起家創辦的產業

王匡是南方日報社的第三任社長，為這份報紙的發展也是傾盡心血。帶著對王匡的敬意，記者重新走訪了南方日報社以往的辦公地址，希望從這些舊址中，一窺這位老領導當年的工作痕迹。

《南方日報》創刊時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社址。這座破舊、狹窄的四層樓房，坐落在廣州光復中路（后改名為光明中路）48號。1950年5月1日，軍管會增撥了沙面復興路42號前萬國寶通銀行舊址給報社，作辦公和排字之用（印報仍在光復中路48號）。1953年，斥資100萬元，在西堤新基路37號建了一幢新樓，同時在西堤二馬路新建了印刷廠，這才開始有自己的產業。

印刷設備也是從無到有逐步添置的。創辦時，接管了國民黨《中央日報》未及撤走的3台對開活版鉛印機和一台抗戰勝利后便沒有使用的舊低速輪轉機。印刷工人發揚了當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復好這台輪轉機和另一台接收《前鋒日報》的低速輪轉機。這兩台“老爺機”便擔負了1952年前的報紙印刷任務。

據報社的老同志介紹，在這之前，經過朱德總司令批准，於1950年用黨費從香港購進原天津《大公報》一台美國司高脫鉛印輪轉機（理論時速24萬份）。這台輪轉機於1951年運抵廣州時，由於美帝國主義封鎖，不給安裝圖紙，使安裝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後來，在廣州重型機器廠的大力支持下，終於把機器安裝起來，於1952年勝利試機投產，成為當時遠東地區印報能力最強、印刷機時速最高的印刷廠。

電話通信設備初期只有接管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一台20門電話總機，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產的50門總機。這個時期的交通工具也較少。只有舊的福特、霍素小房車各一輛，美製威利士吉普車一輛，大貨車只有兩輛，一輛為斯蒂蓓克舊車，另一輛是由大客車改為貨車的道奇T118.記者外出採訪，往往要靠步行。

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

身為東莞人的王匡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王匡生前最喜歡買書，在晚年，他把自己畢生最珍貴的東西留給家鄉，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後又發還給他的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在圖書館專設“王匡書室”，為其珍藏展覽，以育後人。王匡書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讀書筆記、名人贈書，第二部分是珍藏圖書，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畫冊。贈書中有珍藏的圖書：《上海博物館藏畫》、《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珍藏的畫冊：《廣東省名畫家選》、《廣東書院畫集》、《關山月畫集》、《徐悲鴻油畫》、《李鐵夫》、《潮汕國畫家選集》、《明清廣東書法》、《張大千畫集》、《鄧白畫集》、《關山月旅美寫后畫集》、《美國名畫原作展》、《潘天壽作品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王匡多次回莞。新中國成立初期，東莞的可園曾做過敬老院、幼兒園、小學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園的設想。1965年在陶鑄的關懷下，由當時的東莞縣委林若直接領導修復可園。

曾被毛澤東單獨召見

王匡畢生曾見過毛澤東兩次，一次是王匡二十歲在延安抗大做紅軍老師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幾個教員談如何教好文化課的問題。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澤東在廣州珠島賓館單獨召見王匡。王匡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才二十歲，到第二次見毛澤東時，已經四十歲，估計毛澤東也忘記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見過這位紅軍教員。1958年被毛澤東召見的時候，王匡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次相當的意外，王匡沒有任何的準備，他和女兒正在家裡吃午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他立即到珠島賓館去，說北京來的客人要見他。王匡問是誰，對方說你來了就知道。沒想到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習慣是將黑布鞋後跟踩在腳下，當拖鞋穿，他一見到毛主席當即狼狽萬分，第一時間蹲下去將鞋後跟提上來。誰知毛主席對他說：“王匡同志，就這樣吧”。

那次毛澤東單獨見他，但並沒有吩咐特別的任務，也沒作出工作安排，只是問他過往的經歷，問他有沒有讀過馬寅初和凱恩斯的書。王匡回來后也不太明白毛澤東的意圖，但估計是毛澤東想對負責宣傳工作的人才進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個可用之才。

“文革”后，王匡任國家出版局局長時，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決策，而且還用了印毛選的紙張。

這個決策在當時來說是一件十分艱難而冒險的事情，如果當時政治形勢再有變動的話，這兩條都是“死罪”來的，但王匡就是這樣，完全豁出去了，不會因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變自己的追求，在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終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選擇，這也是兒女最敬佩父親的地方。

重印這批書籍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究竟哪些書可以重印，哪些書不能重印呢？由誰來界定？標準是什麼？真叫人疑慮重重，邁不開步子。想來想去，王匡就先從馬克思肯定過的書、列寧肯定過的書、毛澤東肯定過的書入手，後來確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難題就是缺乏紙張。“文革”期間因為長期不出書，倉庫里根本沒有儲存的紙張，加上紙廠全部停工，僅存在倉庫的8萬噸紙全部是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為“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會涉及到“反右”鬥爭、三面紅旗、廬山會議等問題的評價，這些問題中央都還沒有做結論，為此，王匡專門為這件事去找吳冷西、胡喬木商量。吳冷西笑笑不回答，胡喬木則說：“‘毛選’四卷編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編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說什麼時候能編出來。”雖然是這麼說，可這些紙是專門為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準備的，誰敢動用“毛選”的紙呢？“毛選”印不出來豈不是要你負責嗎？這個罪名可不小。於是王匡連夜進中南海，請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吳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從汪東興那裡拿到了紙，書終於順利地開印了。

這批書首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新華書店發行。售書的第一天，對廣大讀者來說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人們通宵排隊等候書店開門。書店裡人頭涌涌，摩肩接踵，新華書店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買到書的人滿頭大汗，如獲至寶地捧著一尺來高的一大疊書從人群中擠出來，心滿意足地走出店門，口裡說要留給兒子看、留給女兒看。對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會上有口皆碑，普遍讚揚。這批書出版后，很大程度緩解了書荒，初步滿足了廣大讀者對書籍如饑似渴的需求，給出版界帶來了顯著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