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

新聞出版界人士

王匡(1917-2003),廣東東莞人。1946年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任周恩來秘書。籌備新華社臨時總社。參加劉鄧大軍前線記者團,發表了《南征散記》、《躍進大別山》、《蔣管區農村見聞》等著名新聞通訊。解放后歷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社長,南方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參與創辦《羊城晚報》。1977年起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後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

人物簡介


王匡(1917-2003),廣東東莞人,從少年時起,就參加愛國進步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才20歲的他,立即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其後又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

人物經歷


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員。抗戰後期,他隨同部隊到中原解放區,歷任江漢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科長、部長。
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辦事處任秘書,兼任南京新華分社採訪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他到太行山解放區任新華社臨時總社國內部副主任,並參加劉鄧大軍前線記者團,隨軍挺進中原,進軍江漢。在革命戰爭時期,他是新華社的四大著名記者之一。
1949年夏、秋間,他跟隨葉劍英同志南下,隨軍解放廣東后,擔任葉劍英為首的廣州軍管會的文教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副處長(後任處長),領導對國民黨報紙的接管工作,同時擔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第一任社長。為了創辦南方日報,他在南下途中,就與曾彥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準備南方日報創刊頭三天的大量稿件,從而使得南方日報得在廣州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順利出版。1952年8月,他被調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擔任副部長,併兼任南方日報的第三任社長。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華南分局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華南分局撤銷,改設廣東省委后,他仍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之後,又升任省委候補書記,分管宣傳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和省委之命,主管籌備創辦羊城晚報的工作。後來他被調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員、宣傳部長后,仍一直關心羊城晚報的工作,特別是當羊城晚報轉由中南局直接領導后,他經常指導羊城晚報的辦報事宜。“文革”期間,他成了廣東省最早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代表人物,倍受長達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復出到中央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之後又被調任香港,擔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回京后又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離休后,他仍一直關心國家大事和黨的思想宣傳、新聞出版工作,晚年長期患病,終年87歲。
1957年初,當時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同志提出廣東應辦一份晚報,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兄弟報。王匡同志對此表示贊同,還把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曾任中央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同志說過的“各家報紙面孔雷同,這是新聞界的恥辱”的話轉告了陶鑄。於是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決定把創辦羊城晚報(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份晚報)的任務交給省委宣傳部,並由王匡同志主持領導此事。之後,在王匡同志統一領導下,由南方日報派人成立籌備工作組。應該說,羊城晚報的得以創辦,首先應歸功於陶鑄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開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領導的羊城晚報,被廣州的“造反派”強行封閉。王匡當時之所以成為要被打倒的“走資派”,其中有兩條重要“罪名”,就是他參加創辦和經常“遙控”《羊城晚報》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紅線女等著名的“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記得在他於1977年被“解放”,從拘留所回到廣州后,他曾對我談起,他因與《羊城晚報》有關而大受批判的經過。在那次談話中,他還開玩笑說:“當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聞得臭氣陣陣!”原來他指的是過去大家寫字都使用毛筆,而且用的是質量很差的墨汁,寫起字來晾乾了,紙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從他這番話中,卻可見他對文稿是怎樣認真和嚴格修改的。他還回憶起,當年為了準備紀念廣州起義30周年,省委決定由宣傳部寫一本正確反映廣州起義經過、意義及其經驗教訓的名為《廣州起義》的書的經過。“文革”后,羊城晚報復刊,我到了晚報工作。
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當時已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匡的提名,經省委派遣,上京參加對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遺作的文選的編輯工作。在那段時間裡,我經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訪,他也喜歡與我談論他在廣東工作時的往事。他認為,編輯那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文選時,應持“一分為二”的態度。對當年這位領導同志在世時的事迹應“一分為二”地看,對他的遺作也應“一分為二”地挑選。公開、正式出版文選時,應選用那些經得起歷史考驗,對當前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仍然適應的講話、文章,至於那些曾受錯誤路線影響,帶有嚴重“左”的色彩的內容就不要選用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廣大讀者有利。至於要對一些人的生平、功過進行全面評價,那就要根據和參考各種材料,這另當別論。羊城晚報復刊后,王匡雖已不在廣東工作,但每當他從北京、香港回粵時,他都很關心羊城晚報的發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廣州休養。他在羊城晚報創刊35周年紀念時,與曾任省委宣傳部長的陳越平同志一起蒞臨羊城晚報社,暢談晚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使得報社的同志們大受啟發。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雲山移葬與他同命運、共奮鬥一生的戰友、愛侶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樹。並作“種樹歸來”一詩,充滿了真情實感。田蔚同志是我黨在延安建立廣播電台時的最早幾位廣播員之一。
廣東解放后,曾先後擔任廣東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副台長、台長,離休前還擔任過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和省廣播電視局局長,對廣東廣播電視事業曾經作出重要貢獻。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為悲痛,後來王匡長期患病,恐怕與他對其妻子的深切懷念不無關係。1993年,王匡同志經親友們的多番勸告,才決定出版他的《長明齋詩文選錄》一書,這實際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選集,於1994年正式出版。從書中的詩文,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華,使讀者看后得益不淺。在該書中,收集有多篇有關新聞工作的論述,這些都是當年他向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的工作人員所作的專門講話,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尋覓足音


南方日報:白手起家創辦的產業
王匡是南方日報社的第三任社長,為這份報紙的發展也是傾盡心血。帶著對王匡的敬意,記者重新走訪了南方日報社以往的辦公地址,希望從這些舊址中,一窺這位老領導當年的工作痕迹。
《南方日報》創刊時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社址。這座破舊、狹窄的四層樓房,坐落在廣州光復中路(后改名為光明中路)48號。1950年5月1日,軍管會增撥了沙面復興路42號前萬國寶通銀行舊址給報社,作辦公和排字之用(印報仍在光復中路48號)。1953年,斥資100萬元,在西堤新基路37號建了一幢新樓,同時在西堤二馬路新建了印刷廠,這才開始有自己的產業。
印刷設備也是從無到有逐步添置的。創辦時,接管了國民黨《中央日報》未及撤走的3台對開活版鉛印機和一台抗戰勝利后便沒有使用的舊低速輪轉機。印刷工人發揚了當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復好這台輪轉機和另一台接收《前鋒日報》的低速輪轉機。這兩台“老爺機”便擔負了1952年前的報紙印刷任務。
據報社的老同志介紹,在這之前,經過朱德總司令批准,於1950年用黨費從香港購進原天津《大公報》一台美國司高脫鉛印輪轉機(理論時速24萬份)。這台輪轉機於1951年運抵廣州時,由於美帝國主義封鎖,不給安裝圖紙,使安裝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後來,在廣州重型機器廠的大力支持下,終於把機器安裝起來,於1952年勝利試機投產,成為當時遠東地區印報能力最強、印刷機時速最高的印刷廠。
電話通信設備初期只有接管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一台20門電話總機,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產的50門總機。這個時期的交通工具也較少。只有舊的福特、霍素小房車各一輛,美製威利士吉普車一輛,大貨車只有兩輛,一輛為斯蒂蓓克舊車,另一輛是由大客車改為貨車的道奇T118.記者外出採訪,往往要靠步行。

家鄉情懷


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
身為東莞人的王匡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王匡生前最喜歡買書,在晚年,他把自己畢生最珍貴的東西留給家鄉,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後又發還給他的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在圖書館專設“王匡書室”,為其珍藏展覽,以育後人。王匡書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讀書筆記、名人贈書,第二部分是珍藏圖書,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畫冊。贈書中有珍藏的圖書:《上海博物館藏畫》、《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珍藏的畫冊:《廣東省名畫家選》、《廣東書院畫集》、《關山月畫集》、《徐悲鴻油畫》、《李鐵夫》、《潮汕國畫家選集》、《明清廣東書法》、《張大千畫集》、《鄧白畫集》、《關山月旅美寫后畫集》、《美國名畫原作展》、《潘天壽作品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王匡多次回莞。新中國成立初期,東莞的可園曾做過敬老院、幼兒園、小學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園的設想。1965年在陶鑄的關懷下,由當時的東莞縣委林若直接領導修復可園。

鉤沉輯軼


曾被毛澤東單獨召見
王匡畢生曾見過毛澤東兩次,一次是王匡二十歲在延安抗大做紅軍老師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幾個教員談如何教好文化課的問題。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澤東在廣州珠島賓館單獨召見王匡。王匡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才二十歲,到第二次見毛澤東時,已經四十歲,估計毛澤東也忘記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見過這位紅軍教員。1958年被毛澤東召見的時候,王匡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次相當的意外,王匡沒有任何的準備,他和女兒正在家裡吃午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他立即到珠島賓館去,說北京來的客人要見他。王匡問是誰,對方說你來了就知道。沒想到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習慣是將黑布鞋後跟踩在腳下,當拖鞋穿,他一見到毛主席當即狼狽萬分,第一時間蹲下去將鞋後跟提上來。誰知毛主席對他說:“王匡同志,就這樣吧”。
那次毛澤東單獨見他,但並沒有吩咐特別的任務,也沒作出工作安排,只是問他過往的經歷,問他有沒有讀過馬寅初和凱恩斯的書。王匡回來后也不太明白毛澤東的意圖,但估計是毛澤東想對負責宣傳工作的人才進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個可用之才。

衝破阻力重版35部名著


“文革”后,王匡任國家出版局局長時,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決策,而且還用了印毛選的紙張。
這個決策在當時來說是一件十分艱難而冒險的事情,如果當時政治形勢再有變動的話,這兩條都是“死罪”來的,但王匡就是這樣,完全豁出去了,不會因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變自己的追求,在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終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選擇,這也是兒女最敬佩父親的地方。
重印這批書籍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究竟哪些書可以重印,哪些書不能重印呢?由誰來界定?標準是什麼?真叫人疑慮重重,邁不開步子。想來想去,王匡就先從馬克思肯定過的書、列寧肯定過的書、毛澤東肯定過的書入手,後來確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難題就是缺乏紙張。“文革”期間因為長期不出書,倉庫里根本沒有儲存的紙張,加上紙廠全部停工,僅存在倉庫的8萬噸紙全部是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為“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會涉及到“反右”鬥爭、三面紅旗、廬山會議等問題的評價,這些問題中央都還沒有做結論,為此,王匡專門為這件事去找吳冷西、胡喬木商量。吳冷西笑笑不回答,胡喬木則說:“‘毛選’四卷編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編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說什麼時候能編出來。”雖然是這麼說,可這些紙是專門為出版“毛選”第六卷、第七卷準備的,誰敢動用“毛選”的紙呢?“毛選”印不出來豈不是要你負責嗎?這個罪名可不小。於是王匡連夜進中南海,請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吳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從汪東興那裡拿到了紙,書終於順利地開印了。
這批書首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新華書店發行。售書的第一天,對廣大讀者來說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人們通宵排隊等候書店開門。書店裡人頭涌涌,摩肩接踵,新華書店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買到書的人滿頭大汗,如獲至寶地捧著一尺來高的一大疊書從人群中擠出來,心滿意足地走出店門,口裡說要留給兒子看、留給女兒看。對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會上有口皆碑,普遍讚揚。這批書出版后,很大程度緩解了書荒,初步滿足了廣大讀者對書籍如饑似渴的需求,給出版界帶來了顯著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