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社區

封閉小區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首先是上世紀50年代單位“圈大院”，接著改革開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來房地產開發商蜂擁建起封閉的住宅小區。前者是“單位制”下的結果，人以單位區分，享受各個系統的服務與福利；後者是“住房市場化”的產物，封閉小區的建築特點，與不斷分化的城市階層相輔相成，彼此強化。按照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的說法，封閉式小區的形成，是因為“過去地方政府財力有限，把大塊土地承包出去，全都讓開發商搞，可減輕一些負擔”。

城市發展的土地儲備日漸稀少，同時陷入道路供給不足、街區活力趨弱和城市開放度、包容度降低的困境。面對這問題，如何去解決，封閉小區、大院的那堵牆是最顯眼的。因此，從政策上不批封閉住宅小區，並逐漸打開已經建成封閉住宅小區的圍牆，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是一種典型的“衝擊-回應”治理邏輯。

“衝擊-回應”的治理邏輯和封閉小區的形成類似，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自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重要的是如何回應？公共政策的制定、決策和執行，講究的是一種“系統性思維”，要儘可能以一種系統化的思維來考慮封閉小區、大院的“拆牆”政策。

這就要做好廣泛的調研和多方位的思考。從目前的一波分析文章來看，至少提出了三方面的有益建議。其一，拆掉小區和大院的牆，是否存在一個先後性。

如果真的可以封閉式小區都打開，將極大緩解城市道路交通壓力，為進一步的城市規劃建設做好準備，也算是普惠大眾的好事。

不僅是公共停車位和園林綠地，開放式小區的社區安全、衛生、物業權責都將是亟待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所以打開封閉式小區基本是不可能的，最適宜的方法是先做出幾個標準的開放式小區，最大限度減少打開封閉式小區的阻力。

例如許多機關大院都在核心市區，佔據的面積也比住宅小區大許多，是必須一起拆呢，還是應該先拆公共功能更強的機關大院？

其二，郊區的大盤的牆是否有必要拆。以廣州番禺為例，著名的華南板塊存在多個大盤，周圍交通道路也算通暢，基於交通目標開放小區似乎意義不大，是否要納入到拆牆範圍？其三，住宅小區的公共道路、停車場、廣告牌和綠地面積，都屬於業主共同所有，拆牆之後，產物如何保護？是否準備贖買，又將以怎樣的方式、價格進行贖買呢？

公共媒體和自媒體上湧現的一系列討論，許多都非常有價值，上述三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雖然住宅小區是億萬民眾每日生活、居住之所，從安全到產權，從小區房價到公共服務，都是居民所關心的。但毫無疑問，對於城市本身乃至城市的居民來說，開放是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只有開放的城市才能更加包容，才能更富創造力，商業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才能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甚至也必須承認，封閉式的小區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業主們的安保開支。

然而，宏大、抽象價值的實現與已有的安全、秩序訴求要能達至平衡。例如，開放小區之後的治安真空，能否及時填補；小區共有物業的產權能否獲得保障，業主們能否獲得合理的收益補償。這些非常實際的問題，縈繞在許多業主的腦海中。因此，對於試圖推動小區開放的政府來說，如何尋找一個支點，引導乃至吸引小區開放，是更值得探尋和推介的辦法。

城市是人類偉大的發明，每個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理由讓她更加開放、文明和繁榮。建立開放式的社區，並不是簡單拆牆就可以實現的，而應該通過多元博弈、共享收益的方式，這樣城市開放問題的決策和執行才能夠更加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