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蘭

孫蘭，原名韋毓梅，筆名姜平，江蘇鹽城人。民國15年(1926年)，孫蘭入上海啟秀女中就讀，高中時是學生會的活動分子。九一八事變發生，她積極組織救亡活動，帶領同學去南京請願。從此，她在校內組織了一批同學閱讀進步作家的著作，帶領她們向校內一些反動分子進行鬥爭。高中畢業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與同學一起討論如何對待壓迫的問題，她極力抨擊面對壓迫持消極厭世態度的“出世哲學”，主張反抗壓迫的“入世哲學”。民國22年五一勞動節，在南市體育場因參加社聯活動被捕，后被保釋出獄。

民國23年，孫蘭赴北平轉學清華大學，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擔任清華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民國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孫蘭於清華大學畢業后回上海，以中學教員為公開職業，但用很大精力投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組織部的工作，主要是做女學生工作。還給當時進步刊物《婦女生活》編寫“不是家書”專欄，傳播革命真理。

創辦用上海方言寫的針對女工進行宣傳的刊物《小姊妹》，對於提高女工的抗日愛國覺悟起了很大作用。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后，參加何香凝主持的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積極從事抗敵後援工作。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后，孫蘭在許廣平領導下，先後負責主編《上海婦女》與《婦女知識叢刊》兩個進步婦女刊物，用隱蔽形式出版，繼續發動婦女投入抗日活動。民國27年冬，孫蘭作為上海婦女界代表，參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所組織的“上海民眾慰勞團”，秘密前往皖南慰勞新四軍。返滬后發表大量文章，宣傳新四軍腹背受敵仍堅持抗戰的精神，擴大了新四軍在上海人民中的影響。

民國31年春，孫蘭進入蘇北解放區，歷任蘇北鹽阜區漣東、建陽等縣文教科科長、華東五分區專署文教處處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淮安縣縣長等職。擔任淮安縣縣長時，深入實際，除奸救貧，是蘇北解放區第一個女“縣太爺”。從1952年至1958年，孫蘭任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廳長、黨組書記。

1959年至1964年，孫蘭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長、局長，為提高上海中小學的教育質量做了大量工作。在組織幹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制訂了《中小學工作條例》、《中小學學生守則》等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中小學工作有章可循。她堅決抵制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的“左”的偏見。孫蘭的領導作風給上海市教育局工作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孫蘭被連續批判、游斗達一百幾十次，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4月8日，孫蘭被迫害致死，時年55歲。1978年11月得到平反昭雪。

1964年，周恩來總理到上海視察工作，一天在接見上海市部分領導幹部時握住孫蘭的手，詼諧地對一些領導幹部介紹說：“這是蘇北解放區第一位女縣長，是我家鄉的父母官。”①聽總理這麼一說，她有點不好意思，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這個被總理稱為“父母官”的人，就是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曾擔任過淮安正、副縣長職務的孫蘭同志。

淮安有些老百姓以為，共產黨的縣長一定是身高力大的紅臉漢，腰上挎一支駁殼槍：可見了面，縣長卻是位端莊秀氣的大姑娘。

新縣長上任不久，淮安縣政府的天井裡擠滿了許多老百姓，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縣長判處一個人的死刑。“老太婆們穿著滿身補丁的斜紋布的棉襖，許多殘廢人手裡拿著‘殺死漢奸’的小紙旗。一個年邁的瞎子跪在地上舉著手臂，同樣要求把那個曾給他帶來不幸的人就在今天執行槍決。”②“我們要縣長答覆!”老百姓高呼著，過了一會，不知誰說：“縣長來了!”

老百姓頓時歡躍起來。他們沒想到共產黨的縣長這麼容易見。他們還猜測共產黨的縣長，一定是個身高力大的紅臉漢，腰上可能還挎支駁殼槍。可見了面，縣長卻是位端莊漂亮的大姑娘。她個子不高，穿著新四軍制服，短黑的頭髮很精緻地蓋在軍帽里。

“你就是縣長?”“對！我就是縣長。”被群眾圍著的孫蘭，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時間，全場鴉雀無聲。她接著又問：“你們信不信咱們的政府?”“信！信!”“那你們就應相信政府一定會公正處置他的。這是民主政府，你們可以來伸冤，這是你們的權利。現在，你們告訴我姓高的犯下什麼罪?”

天井中人聲鼎沸。瞎子老漢和老太婆們一個接一個控訴了姓高的罪惡。當姓高的罪狀被一件件的揭露出來的肘候，群眾激憤了，一致要求縣長為他們伸冤，槍斃那個姓高的壞蛋。

“請大家靜一靜!”她告訴群眾，政府要確定一個日子，讓老百姓當姓高的面控訴他的罪行。她又當眾宣布，現在就去調查，調查后一定儘快作出裁決。

“我們要求今天就槍斃他!”有人要求說。孫蘭十分理解群眾的心情，她說：“你們如果相信我，現在就回去；如不相信，三天後可到這裡來找我，我叫孫蘭!”

老百姓安靜了一會，接著齊聲說道：“相信！相信!”她十分感激老百姓對她的信任。

沒多久，縣政府果然開大會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惡霸，其中就有那個姓高的，為老百姓伸了冤，報了仇。

從此，淮安人都知道女縣長能替群眾講話、作主，他們對女縣長，一方面敬重，一方面又覺得好奇，十分想知道女縣長的生平事迹。

女縣長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大律師。大律師的女兒卻也蹲過國民黨的大牢。父母說她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壞孩子”卻干著大事情。

女縣長孫蘭，原名韋毓梅，小名小梅子，鹽城秦南鎮劉村人，7歲隨父母離開鹽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務本女子中學讀書，思想進步。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她發動學生寫文章，揭露國民黨不抵抗、使東北淪陷和殺害胡也頻等進步作家的醜行，並帶領學生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又當面向宋美齡痛陳國難，呼籲抗戰。1939年春，她在復旦大學參加“左聯”，與我地下黨組織發生聯繫。同年5月1日，按照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部署，她組織學生到上海南市體育館聽取宋慶齡的演講和籌備示威遊行，不幸被警察逮捕。

她被捕后，因警察沒有搜到“罪證”，加之她那個當國民黨律師的父親暗中活動，不久便被釋放了。出獄后，不便在上海活動，她便毅然離開了官僚地主家庭，考取了清華大學。在清華讀書時，她和蔣南翔等人參加了“民族武裝自衛隊”，先任“社聯”組長，繼為團支部書記，兼任《清華周刊》編輯。1935年，她參加了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和清華大學的學生一起衝破西直門，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1936年春，她加入共產黨，同年7月由黨組織派回上海，以私立愛群女子中學語文教師身份作掩護，從事婦女救國會工作。在此期間，孫蘭結識了宋慶齡、何香凝、許廣平等婦女領袖。宋慶齡十分喜愛這個活潑於練、剪一頭短髮，頗象男孩子的孫蘭，一次見到她，對她說：“小韋，你就改姓孫，叫‘孫男’吧。”此後她把“孫男”改為“孫蘭”。孫蘭這個名字一直被沿用。“七·七”事變后，她發動上海婦女參加由何香凝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的“上海婦女界抗敵後援會”，協助許廣平組織“上海婦女界難民救濟會”，創辦《上海婦女》等刊物，許廣平為理事長，她為主編。在這些刊物上，她經常發表文章，號召婦女走革命道路。1938年春，孫蘭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問新四軍。她向項英贈送錦旗的照片，至今仍陳列在安徽省雲嶺新四軍總部舊址紀念館內。

1938年國民黨逮捕了許廣平以後，《上海婦女》辦不下去了，孫蘭便到了蘇北解放區。

1941年春，新四軍軍部重建於鹽城。她被分配到漣水、建湖等地工作，先任漣水縣文教科長、縣政府秘書，后又任建湖縣文教科長、鹽阜區行署文教科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1945年7月，她受黨組織委派，來到了被她稱為“是一個可愛的縣份”的淮安。女縣長剛到淮安還沒有一年。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便在《密勒氏評論報》上撰文稱她是“共產黨的女才子，紅色中國的女縣長。”

孫蘭在淮安工作期間，與她一起共過事的同志都知道她出眾的才幹和豐富的領導經驗。她貫徹黨的政策堅決認真，辦事果斷迅速，雷厲風行。平時，她很少蹲“衙門”，經常穿著一件紅衣服，背著～個挎包到處跑，因而贏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們說“共產黨，人才多，文武雙全，‘紅衣姑娘’，當縣太爺”③。地方上一些士紳遇到難事也都願意找女縣長解決，因為女縣長講政策，對他們不強迫，不擺架子。他們背後稱讚她“能力強，水平高，年輕有為”④，是共產黨的好乾部……

1946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孫蘭在城裡召開了有兩千多名婦女參加的紀念會。大會上，孫蘭號召婦女：“我們婆媽要組織起來，團結得緊緊的，搞生產，學本領，跟男子漢一樣能做主，將來照樣做市長、縣長、省長，代人民辦事，要大家看得起我們婦女。”⑤在這個會上，選舉成立了縣婦女聯合會。會後，婦女聯合會又組織了許多紡紗小組，紡紗織布，發展生產。

1946年11月2日，國民黨軍隊洗劫了淮安順河區茭陵、順河等十餘個村鎮。第二天孫蘭知道這個消息后，隨即往災區慰問群眾。她首先讓“各鄉、村、鎮政府立即恢復辦公，民兵維持秩序，並著手調查各戶損失數字，對全區被蔣軍無辜殺害的，分別給以撫恤，最多的為小麥700斤；房屋被焚者，依照損失輕重救濟小麥100至250斤；被蔣軍打傷者，除醫治外，另給糧食100斤；因蔣軍進入而未種麥者，民主政府貸以麥種……”⑥

孫蘭在淮安當縣長雖然不到兩年，但她為淮安人民做了許許多多有益的事情。每當群眾遇到什麼危難，她那嬌小的身影便出現在他們中間。她獲得了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讚頌，同時，她也對淮安人民和淮安這塊土地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她在一篇文章中說：“淮安是一個可愛的縣份。人們說著頗為悅耳的淮腔，有著悠久的文化遺址，出產著大米、小麥、玉米、鮮魚、藕，住在淮安的人，都會對她眷念起來，我曾步行許多村莊……春天，我們43萬人，共同熬過了災荒，還開了兩條河，漁濱河和衡河，這兩條河好似淮安的兩條動脈，它將減少水災對淮安人民的威脅……至於我，在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們受著災難，我是絕對要和他們在一起共甘苦的。”⑦

孫蘭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她眷念著淮安，把自己也獻給了淮安。

解放后做了大官。但在她家從看不出誰是主人。誰是保姆。她和保姆同桌吃飯，一起買布裁衣。冬天，自己總是穿著那件打著補丁的咖啡布大衣。

1947年1月，孫蘭調離淮安后，任華中五分區專署一處處長，江淮區宣傳部宣教科長等職。中國解放后，又擔任過安徽省教育廳廳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等職。她的地位變了，但她對人民群眾的感情沒變，對自己以及子女的要求更高了。

孫蘭有三個孩子。她的兒子小平上小學那年，按地段劃分該進一所全日制重點小學，保姆已幫著報了名，但她知道后，硬是把兒子轉到一所半日制小學。小平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上海外國語學校照正常手續招收他去就讀，被孫蘭阻止了，理由是：幹部子女不允許有半點特殊。她的女兒小蘭讀中學時，寫了一篇題為《我的媽媽》的作文，記述了媽媽在德、智、體各方面怎樣關心、教育孩子和怎樣以身作則的事情，上海《少年文藝》準備刊用，孫蘭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發表，但不能用孫小蘭的名字發表，以免別人知道這位“媽媽”是誰。

有一年，由於刮“共產風”，保姆的家鄉安徽發生飢荒。孫蘭知道后，就主動把保姆的五歲兒子接到家中撫養，象對待親兒子一樣。就這樣，保姆母子二人，一直和孫蘭生活在一起。孫蘭對保姆十分尊重和愛護，以至當時有人認為她們是親姐妹。但她們也紅過兩次臉。一次，保姆見家裡毛巾破了，就去外面買了兩條。孫蘭從內部文件上知道毛巾要提價，於是硬逼著保姆把毛巾退了，氣得保姆和她鬧了幾天的彆扭。還有一次，孫蘭知道大米將要提價，就叫保姆最近不買米。家裡米吃完了，保姆自己作主買了十斤回來。孫蘭知道后，便和保姆爭了起來。保姆說：“米吃完了，總不能餓肚子!”孫蘭說：“米吃完了，就吃麵粉；麵粉買不到就餓肚子，反正別買米!”幾天後，米調價了，孫蘭把原因跟保姆講了，並向保姆檢討自已的“軍閥作風”，直到保姆破涕為笑。

孫蘭對保姆這樣真摯熱忱，也得到了保姆對她的深深的愛。“文化大革命”中，孫蘭被送到醫院搶救，喉嚨里有一口痰硬是吸不出來，老保姆便口對口地把那口痰吸了出來，使孫蘭死而復生。

這一舉動，體現了一種多麼高尚和難能可貴的幹群關係啊。

她說“陳伯達確曾自首過”。批評葉群打扮得“蘭麝香薰，妖里妖氣，不於工作”。她一貫講實話。於是便招來了一場橫禍。

孫蘭在上海擔任教育局長時，林彪的老婆葉群曾挂名當了副局長。她看不慣葉群的所作所為，便批評她“不幹工作”，加之孫蘭又公開說過“陳伯達確曾自過首”，“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便首先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孫蘭受到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是難以言表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她竟被連續拉去批鬥了一百幾十次。那些日子，她隨時都可以被人關押，乃至嚴刑拷打。有次她被打得遍體鱗傷，頭腫得象小斗一樣，連熟人都認不出她來。儘管這樣，孫蘭還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的氣質。上海在“一月奪權”后，搞了一個“電視批陳(丕顯)曹(荻秋)”，孫蘭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領導同志的“罪狀”時，她毅然地站出來說：“這件事是我乾的，責任應由我負責。”她這樣挺身而出沒有考慮會遭致什麼結果。事後，她的女兒問她為什麼要這樣說，她回答：“誰做的事情誰承擔，做人應該這樣。”據孫蘭的子女回憶，那一年，他們從一個流著淚的好心人那裡得知：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舉行了慶祝儀式之後，把孫蘭關進了小房間。房間四周站著打手，你一拳，我一腳，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孫蘭發現自己傷重，主動要求將她隔離，因為她怕自己的累累傷痕給子女看到，會去找造反派報復，發生武鬥。

1968年4月8日，這位深受淮安人民愛戴的女縣長被迫害致死。死後，在她的遺體上新傷蓋著舊傷，有皮帶抽的，有棍子打的，甚至還有大號六角螺帽的印子，那是夾在彈弓里彈的。就這樣，造反派還是不肯罷休，還揀了一雙鞋放在她的遺體上，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孫蘭就這樣地辭世了。她的老同學、老戰友韋君宜在一篇悼文中意味深長地說：“孫蘭會那樣死，成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後；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前，我是絕對沒法夢想到的。……你把我引上了這條路，而你自己卻慘不忍睹地死在這條路上了……但是你也象那些在前線犧牲的八路軍同學一樣，流了血。他們的血換來了1949年的新中國，而你的血換來了什麼？只換來我們這些老年人將涸的眼淚么？我很希望再能換來些什麼，換不到別的，換來人們的心裡動一動想一想就好了，我不知道好些青年人很硬的心能不能動，能不能想。”⑧是啊，但願我們每個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現在都能好好地想一想。

註釋：

①見1985年上海《婦運史資料》第一輯第3頁

②見1946年2月21日《新華日報》第四版

③④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戰論文選第5頁

⑤見1946年3月18日《鹽阜大眾》二版

⑥見1946年11月13日《鹽阜日報》一版

⑦見1946年11月1日《鹽阜日報》一版

⑧見1980年12月7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