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5日），林育英出生在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回龍山鎮林家大塆村。清宣統元年（1909年），13歲的林育英入塾讀書，不久，因家庭貧困輟學，隨父操持祖傳手工染織業。

民國八年（1919年），林育英參加族弟林育南在家鄉創辦的通俗講演社學習，從而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在家鄉開展愛國活動。當林育南從黃岡考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部之後，結識了教務主任惲代英，隨即加入了由惲創辦的“互助社”。

1921年7月，惲代英、李求實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們創辦的“浚新小學”內發起成立了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淵源了。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把全部精力用於發動工人運動，林育英也成為中共早期的“工運”骨幹。當“二七”大罷工發動之後，他奉命去長沙開展工作，熱烈地鼓動人力車夫開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運動。

1924年5月，林育英前往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國，不久即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12月6日，上海總工會舉行萬人集會，頭部被刺刀戳中，被槍托打到，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大革命失敗后，在長沙幫助恢復湖南省委和組建工會，後來因受追捕扮僧人跋涉到上海。

1930年4月，中央派林育英去東北籌組滿州省委。5月，滿州省中共臨時省委成立，任省委書記。不久，由於叛徒告密，林育英被日軍逮捕。1932年1月，林育英經營救出獄，但身體已遭受嚴重傷害。

1933年1月，林育英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林育英化名張浩，由外蒙入境，扮成商人，帶著密電碼，牽著駱駝，跋山涉水，月余后穿過茫茫無際的沙漠，終於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找到了與共產國際長期失去電訊聯繫的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來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繫，林育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隨後在1935年12月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育英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為之後的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礎。

1935年12月底，中央決定，由張浩作說服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北上的工作。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的“中央”，沒有經過黨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更沒有向共產國際報告，未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重大問題、組織變動都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毛澤東知道，張國燾比較聽共產國際的話，由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是最合適的。張浩接受了任務，並致電張國燾，說明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1936年6月6日，張國燾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又聯名給朱德、張國燾發電，歡迎他們前來會師，並派林育英親自到前方去接。9月27日，張國燾、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意見，決不再改變。10月19日，林育英從保安啟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寧夏同心城迎接紅軍二、四方面軍。經過幾天的急行軍，紅二、四方面軍於11月3日抵達同心城，林育英在關橋堡會見了張國燾、朱德，並在紅四方面軍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報告，向廣大幹部介紹了黨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意義。又過了幾天，張國燾回到保安。

1936年10月下旬，原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兩萬餘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西路軍渡過黃河后，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兩萬餘人。但由於這次西渡黃河作戰是戰略上的失誤，戰術上起不到大的作用，加上部隊準備不足，環境生疏，沒有後方，補給困難，西路軍陷入困境。西路軍進入祁連山地區后，曾連續給中央發電，請求中央派部隊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組建援西軍問題的指示。軍委決定抽調第四軍、第二十八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二軍及一個騎兵團組成援西軍，由劉伯承任司令員，林育英任政委。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即115師、120師、129師。林彪為115師師長，林育英為129師政委。

1938年春，林育英由於傷病被調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在延安期間，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負責有關工人運動的工作。3月中旬，林育英任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大隊長，曹瑛任教導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林育英是中央候補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林彪也列席了大會。由於林育英對革命事業的突出貢獻，大會選舉他為中央委員。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應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溝出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議開始后，突發腦溢血，因搶救及時，林育英無生命危險，但卻無法站立起來，更無法再為黨工作。

1941年8月，日軍戰機飛到延安上空，轟炸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領導人住處，林育英病情急劇惡化。經過中央醫院全力搶救，病稍有好轉。1942年2月14日，接到林育英口信的林彪回到延安，看望林育英。

1942年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惡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等人叫到身邊說：“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勝利，深以為憾。我死後，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3月6日凌晨1時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遺體移入中央大禮堂。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3月8日上午4時至9時，延安各界人士萬餘人參加了林育英的遺體告別儀式。3月9日上午9時，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念祭文。儀式結束，萬餘人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上安葬。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執紼抬棺。安葬林育英當天，《新華日報》發表了《悼張浩（林育英）同志》的社論，對林育英一生的貢獻和功績，作了很高的評價，毛澤東還為他的墓碑題寫“張浩同志之墓”。

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中國是反法西斯主戰場之一，與世界各國一道儘快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迫在眉睫。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並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林育英回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又一次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經過。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制定和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在新形勢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線、策略和方針的一次重要的會議，解決了黨在遵義會議上沒有來得及解決的路線和策略，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為配合中共中央做出的這個決定，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和隨四方面軍行軍的朱德，稱“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這一時期，林育英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給張國燾等人發了數封電報，要求他們取消另立“中央”，儘快率部隊北上。在爭取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的過程中，林育英利用自己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對爭取張國燾北上起了重要作用，除有黨史記載和有關老同志的記述外，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中也說，他對林育英“極為看重”。

“四。八”烈士陵園位於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是中國第一批重點烈士紀念建築物保護單位。1957年，中共中央決定重建“四。八”烈士陵園，並將張浩、關嚮應等人入園安葬，陵址遷往王家坪，“文化大革命”中，陵園又遭劫難。1971年烈士遺骨被遷往城北李家現址。1992年5月12日，撥款維修，經過擴建整修，陵園宏偉壯觀，面貌煥然一新。

林育英故居位於回龍鎮林家染鋪灣，土磚建築，基本保存了當年的風貌，故居內陳列了當年林家生活起居及耕作的器物。林育英，1897年出身於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回龍山鎮林家大灣村，林育南和林彪的堂兄。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家，是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