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南
林育南
林育南(1898年12月-1931年2月7日),湖北黃岡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長期從事中國工人運動,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主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宣傳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中共湖北省委代理書記、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21年7月16日,與惲代英等成立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團體共存社。中共一大后,惲代英、林育南宣布解散共存社,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31年1月17日離奇被捕,同年2月7日在上海犧牲。
林育南
1918年5月,積極參加武漢學生反對北洋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條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鬥爭。
1919年3月,與同學胡業裕等在中華大學發起組織“新聲社”,出版《新聲》半月刊。“五四”運動爆發,與惲代英、陳潭秋等組織和領導武漢罷工、罷課、罷市的鬥爭,為武漢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
1919年6月,受武漢學聯的委託,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工作。不久,回到家鄉,在八斗灣創辦浚新小學。
1920年春,與惲代英等在武昌創辦利群書社、利群毛巾廠。同年考入北京醫學專科學校,常去北京大學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一起研討馬克思學說。
世系圖
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5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與其他同志領導漢陽鋼鐵廠大罷工,並籌建起全國第一個地方總工會——“武漢工團聯合會”,任該會秘書主任。先後參與領導、組織了同年9月,粵漢鐵路武長段工人為反對資本家無故開除工人再度舉行罷工,他草擬《告國人書》等罷工文告,並親自指揮罷工鬥爭。發動武漢各工團組織“粵漢罷工後援會”,聲援罷工工人。同年10月,任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與施洋創辦該會機關報——《真報》。
林育南
1925年,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在上海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
1926年5月,出席廣州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後,奉命回漢,與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一起領導湖北的工人運動。
1927年1月,任湖北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秘書長,被選為省總工會宣傳部主任。開辦工人運動訓練班、宣傳員訓練班,設立“工農通訊社”,出版《工人導報》、《工人畫報》等。同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又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並擔任太平洋勞動大會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秘書長。大革命失敗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與黃松齡、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長江》,繼續宣傳革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爾後,積極領導湖北的秋收暴動。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林育南在湖北轉入地下鬥爭,先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湖北省委代書記。
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
1929年11月在上海參與籌備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繼續被選為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任編輯委員會負責人、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
1930年起任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
1931年1月17日,他同何孟雄、李求實等在上海在上海東方旅社研究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問題,因叛徒告密,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獄中,林育南經受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對黨忠誠,同敵人進行了堅決鬥爭,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和崇高品格。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與何孟雄等24位共產黨員與革命者,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時年33歲。
南京舌戰陳立夫
林育南
林育南一行被押到龍華時,正好被先入獄的柴雲堂看見。柴在回憶材料中寫道:他們一行從東到西,站成一排隊形。獄中的小和尚輕聲對我說:“西邊前排的第六人是林育南。”我一看,見他不過30歲的模樣,頭上著青黑色呢子禮帽,身穿青灰色長袍,中等身材,兩眼閃閃發光,像射出怒火似的。一對眉毛像扇子一樣掀著…… 36個“犯人”,被敵人戴上20斤重的鐵鐐后,分別關押在一、二、三號牢房裡。國民黨對林育南的情況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認為,捉住林育南就是抓了一個特大政治犯。因此,對他的看管、監視極其嚴密。林育南雖然身陷囹圄,對生死卻置之度外。他心裡想的,仍然是黨的事業。為了將自己被捕的經過和情況告訴組織,他和李求實聯名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通過秘密渠道轉給了中央。
1931年1月底,他用暗語向同鄉陸若冰寫了一封信: 17日被累,23日轉龍華司令部,戚妹如要見他,可於星期三12點至下午3點,以親戚名義到龍華司令部看守所要求會晤湖北黃陂人李少堂(廣告商人)即可。如第一次不允見,送來之物(他要小說書)定可交到,且第二次必要接見也。案關政治,女戚接見較便,請戚友放心可也,知注特聞。陸若冰將這封信轉給了中共中央。與此同時,中央對林育南等人也極為關心,除經常派人以“李少堂”家屬的名義探監外,還指示“互濟會”給他們送去一些衣服、藥品和錢。中央的慰問和關懷,鼓舞了林育南的鬥志,也更堅定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決心。他在獄中的牆壁上畫了一面紅旗,然後將自己的名字寫在上面,其他難友也一一效法,以此表達誓死不屈的信念。國民黨抓到了林育南,總想在他身上撈一點什麼。儘管幾次審訊未獲任何結果,他們仍不死心。蔣介石指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出面對林育南進行“勸降”,然後登報宣傳。
2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押解到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他被帶進一間又寬又大的辦公室。一特務對他說:“你在這裡坐一會兒,陳部長馬上要來與你談話。”他坐了一會兒,陳立夫帶著幾名高級黨工進來了。過去,林育南未與陳立夫見過面,只在報紙上看到過他的文章和照片。陳立夫走到林育南身邊坐下,然後自我介紹說:“我叫陳立夫。”林育南瞅了陳立夫一眼,沒有作聲。陳立夫笑了笑又說:“秘書長先生,你受委屈了。” “我不存在受什麼委屈!” “秘書長先生,”陳立夫接著說,“你們共產黨已不行了吧?” “誰說不行?” “嘿嘿,”陳立夫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了幾步又回過頭說,“你們的黨內訌外離,分崩離析,已到了一蹶不振之時。這一點,你比我清楚得多。儘管你們在東方旅社集會,想有所作為,實際上很難挽救這不振之勢。本黨為了愛護有所作為的青年人才,想方設法挽救你,並願給你較好的出路。”林育南鄙視地盯著陳立夫說:“我不同意你這種說法!”陳立夫說:“你談談不同意的理由吧。” “很簡單嘛,”林育南說,“你通過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產黨內的一些情況,但並不了解我們共產黨人!”陳立夫邊搖頭邊說:“以秘書長先生的才華,本可為黨國做大事,不知道你為什麼迷上了一個完全是空想,又沒有任何希望的共產黨?”林育南聽到這裡,氣憤地站起來說:“陳立夫先生,我不允許你誣衊、誹謗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列主義指導的革命政黨,它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為人民謀翻身、謀福利。我們共產黨人握有一種特殊武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武器能推動歷史前進並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我們還能用這種武器加強黨內的團結,打倒國內的敵人。我們黨擔負著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任,這是一個既偉大,又崇高的事業。這樣一場艱巨而重大的革命,能不發生一點缺點和錯誤嗎?能一點爭論也沒有嗎?你把我們的正常爭論說成是內訌、分裂,那是大錯特錯了!老實講,我們在黨內雖有爭論,但對你們卻是一致的。要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的目標也是一致的。目前,我們的黨雖然還很弱小,還沒有執政,它卻是一個有強大生命力,又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黨。”
“秘書長先生,”陳立夫邊搖頭邊說,“你們那幾個人,在窮鄉僻壤、山溝樹林里,憑那幾條破槍、幾把銹刀能打倒我們國民黨嗎?” “能夠打倒!” “你們的紅軍在荒無人煙、草茂林密的山上如同乞丐,還能打勝仗?我就不信你們共產黨人有那麼大的本事!”林育南馬上反擊道:“目前,我們的紅軍由於你們的封鎖、追擊、圍剿,生活的確很艱苦。但這種苦,我們能夠克服,能夠解決。同時,我們共產黨人,包括黨所領導的紅軍官兵對苦已有了準備,並把這種苦認為是革命勝利的必經階段。我們以苦為樂,以苦為榮。苦過去了必是甘甜。將來苦的,必是你們國民黨!”陳立夫輕蔑地一笑:“陳勝、吳廣勝利了嗎?李自成、張獻忠勝利了嗎?洪秀全從苦難走向歡樂了嗎?你們共產黨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動聽,那不過是痴人囈語罷了!” “我們不是陳勝,不是李自成、張獻忠,也不是洪秀全!” “他們造反,你們也造反,怎麼不是?” “部長先生,”林育南理直氣壯地反駁道,“我們是共產黨!我們共產黨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有綱領、宗旨,有嚴密的組織和鋼鐵般的紀律,還有革命根據地。更重要的是,我們代表民眾,有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我們有這些歷代農民起義沒有的東西,所以我們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陳立夫連連搖頭道:“你們共產黨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林育南不願再論戰下去,對陳立夫說:“你們用專機將我弄到南京來,而且又有你這麼大的官向我勸降,可謂費盡心機、用心良苦。為了不多浪費時間,我實話告訴你吧,你們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勸降,真是太天真了。你們要我放棄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的工作,作為對我安全的交換條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從加入共產黨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們敬愛的黨宣誓,要保守秘密,永不叛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我現在雖然被你們關在獄中,但在獄外,有無數優秀共產黨人還在英勇奮鬥。可以肯定地說,要不了多久,共產主義之火必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燒起來,燒得你們無處躲避。勝利必屬無產階級,天下必屬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林育南大義凜然,陳立夫尷尬無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將手往上一揚說:“秘書長先生,你很年輕,只要與我們合作,你前途無量。來,合作吧!”林育南拒不伸手,並對陳立夫說:“我們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問題。” “秘書長先生,”陳立夫縮回手,又說,“你要知道,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風帽——不識時務。你怎麼不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呢?” “這我已想過了。俗話說,落在鬼手裡,不怕見閻王。我的生命屬於人民,屬於我們的黨。我想,只要我是為黨而死,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滿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林育南
龍華犧牲留英名
陳立夫勸降失敗后,打電話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甚為氣憤,罵道:“對這類頑固不化的傢伙,殺!”
1931年2月7日深夜,獄方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胡也頻、殷夫、柔石等人(包括3名婦女,其中一個是孕婦),說要將他們押到南京去。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心裡明白了:敵人要動手殺人了。他們相互勉勵了幾句后,將頭髮、衣服整理了一下,拖著沉重的腳鐐走出了牢房。不大一會兒,到了一條小河旁的木橋邊,押送他們的警官突然高聲喊道:“停止前進!”隨後,一名早已等候在小橋邊的法官向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宣布了被“判處死刑”的決定。宣判書還未念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就高聲唱起了《國際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他們的歌還未唱完,架在背後的幾挺機槍響了。一代英傑林育南和他的二十多位戰友壯烈犧牲。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犧牲的當天,龍華監獄中的難友萬分悲痛,並舉行了悼念活動。難友張愷帆還在牆壁上題了一首紀念詩:龍華千載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終;牆外桃花牆外血,一般鮮艷一樣紅。龍華二十四烈士就義之後,黨中央一直不知道。
直到3月中旬,周恩來才得到消息。他與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系革命戰友,感情甚深。他們犧牲了,周恩來甚為悲痛,而且夜不能眠。
為了揭露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3月12日,周恩來親自為《群眾日報》寫了《反對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論。社論說,林育南、何孟雄等23同志(實際為24人)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們的犧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損失。革命戰士的英勇熱血必然更要燃燒著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毀和埋葬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及一切反動勢力。
1931年4月下旬,魯迅得知林育南及左翼五作家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消息后,非常憤慨。4月25日,他和茅盾、史沫特萊共同發表了題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的宣言。宣言中說,國民黨用了活埋和槍斃的毒刑,與同一時刻暗殺了19個革命家、5個革命作家——一共約殺了男女24人,連資產階級的法律手續也不曾有過,他的堂弟林彪一直不知道,直到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后,他才得知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哥在上海犧牲了。林彪同林育南的感情相當深,而且對林育南極為敬佩。他得到這一消息時,很悲痛了一陣。對堂哥犧牲的內因,因處在戰爭時期,他無法、也無精力去弄清。
1945年,中共中央在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烈士作了很高的評價: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上海解放不久,有關部門經過反覆調查,終於找到了龍華二十四烈士的就義地點,並在大坑內找到了烈士們的遺骨、遺物及敵人帶在他們腳上的鐐銬。上海烈士陵園建成后,林育南等烈士的遺骨被移葬在陵園墓區,並一一立了碑。
1930年冬,中共中央決定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蘇區舉行,並通知林育南立即帶人去中央蘇區做大會的準備工作。然而,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蘇區的途中,因蔣介石對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封鎖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們無法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被迫從浙江秘密返回上海。林育南返回上海后,中共中央未給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利用這段空餘時間,一邊認真讀書,一邊領導中央“蘇準會”機關的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想抓住這個機會,把大家的政治理論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後的革命工作。不料,“蘇準會”機關的學習開始不久,黨內發生了王明篡奪最高領導權和殘酷打擊迫害持不同意見同志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干預、操縱下,在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被排擠或未到會的情況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當時,有的中央委員在會前20分鐘才接到開會通知,有的人到了會場還不知道開什麼會,還有的委員因與王明意見不合,到了上海竟不被通知開會。林育南是候補中央委員,因與王明有分歧,王明將他排除在會議之外。在這次全會上,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且又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空頭理論家王明,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雖然在這次全會上被選為黨的總書記,但實權卻落到了陰謀家王明手中。目睹米夫、王明的陰謀活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認為,中國革命極其複雜,要取得勝利,必須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備、又有實際鬥爭經驗的同志來領導,否則,革命難以成功。為了使黨的事業不受損害,1月8日,他們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聯絡張金保、李求實等18名共產黨員在黨內發表了反對王明的《告同志書》。此正義之舉,深深觸犯了王明。王明掌握大權后,拚命打擊、排斥持不同意見或反對過他的人。林育南、何孟雄成了他打擊的主要對象。何孟雄當時的組織關係在江蘇省委,王明便利用自己兼任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之職,以貫徹四中全會精神為名,幾次召開擴大會議,殘酷地迫害何孟雄。 1930年1月3日、10日,林育南兩次給朋友陸若冰寫信,因此,這些時我得更要費力參加…… 這些時真是忙啊!每天總是到處跑,個人的許多事都放著,為的是要將“校務”徹底改造一番。雖然我們的努力已有相當的成效,然去我們的期望尚還遠得很,這是要長期的努力奮鬥,當然不是馬上可以成功的。這一切的經過,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所詳細一談。為了團結其他共產黨人,徹底糾正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路線,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經過研究,決定召開一次會議,研究反對王明的措施。後來,他們決定將反對王明及六屆四中全會的黨員分成兩組活動。林育南一組在漢口路東方旅社,何孟雄一組在天津路中山旅社。東方旅社31號房間是何孟雄租的一處住房。過去,林育南經常到何孟雄的這間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飯後,林育南、龍大道、歐陽立安及“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陸續來到了東方旅社。會議開到下午,一個巡捕化裝成茶房走進了31號房間。他斷定裡面的7人是中共黨員后,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發出信號。數十名巡捕一擁而入,將毫無準備的林育南等人抓住。隨後,化裝守候在31號房間里的幾名密探又抓捕了後到會的李求實等人。與此同時,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這次大搜捕持續了一夜,到18日,共有36名中共黨員被抓。
對於這36人的被捕,早期史料上說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許多海內外的書刊上說是由康生叛賣所致,而且與反王明的鬥爭有關。下面,我們選登一些,供讀者參考。
1992年,美國著名學者翰拜倫在紐約出版的康生傳記《龍爪》一書中,談到康生當年出賣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時寫道:事實上,真正殺死這30多個共產黨員的兇手不是蔣介石。而是康生。
1967年,解放初抓獲的國民黨特務吳炳叔交待說,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國民黨已掌握了他們每個人的詳細背景材料,包括入黨的時間、入黨后的活動,還有些連當事人自己也不易記起的細枝末節,因此後來的審訊過程只是核對一下事實而已。吳炳叔相信資料來源於共產黨內部。但具體是誰,他不清楚。康生當時身為共產黨組織部的頭頭,掌管每個黨員的檔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觸並提供這些能置人於死地的文件。除了吳炳叔的證言外,還有更直接的證據。另一個解放后被抓獲的國民黨特務王雲程,曾親眼目睹康生出賣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及“左聯”五烈士。王雲程本來是留蘇回國的共產黨員,一度當過共青團的書記,是王明的親信(他在中山大學讀書時是王明的保鏢之一)。
1933年被國民黨抓住后,他寫了投降聲明,轉而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他寫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個追隨者,都是死於趙容(康生的名字)領導下的……”康生為什麼要出賣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倫在書中分析說:後來,隨著王明的逐漸得勢,康生最終選擇了他的立場,把政治賭注押在王明這一邊。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樣的人才能對付敵手,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進了新的中央委員名單之中。康生自然急於證明自己在派系鬥爭中的才幹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殺人計,幫助王清除了障礙,也為自己撈到了好處。 《炎黃春秋》雜誌曾發表麥陽的《誰是告密者——龍華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謎》一文,則說林育南等龍華二十四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麥陽在文中講,王明告密的說法最早是由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反對王明和六屆四中全會的王克全傳出的。王說,王明是通過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做事的一個安徽籍同鄉告的密。麥陽在文中還說,據曾任過中共中央委員的張金保回憶,解放大連接收偽公安局時,在文書檔案中發現有一本日本出版的書,裡面也說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麥陽在文中還分析說:這次集體被捕事件,不可能與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及王明無關。被捕人員幾乎全是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及王明的,而烈士們被捕時所在的中山旅社、東方旅社的房間,則是他們聚會商議事情的地方。
1月17日上午,江蘇省委也在此開秘密會議,因這些人都是擁護六屆四中全會的,一個也沒有逮捕。對王明、康生叛賣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四期《博愛》雜誌發表的魯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張文秋的歷史恩怨》,還說出了另一內因。魯訇在文中說,康生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利用職權,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賣山東省委負責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曹文敏叛變的張文秋(毛澤東的親家)及山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向中共中央揭發了曹文敏的罪行,並要求將曹文敏清除出黨組織。中央派人調查這件事時,張文秋如實向黨揭發了曹文敏的問題,並寫了書面材料。張文秋在材料中說,曹文敏的叛賣行為已對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這樣的人不能留在黨內,更不能讓她做黨的機要工作,也不應該住在康生這樣的中組部負責人家裡,以免她再對黨組織造成新的危害。張文秋的正義之舉,深深地觸怒了康生。為報復張文秋,他背著中央通知張文秋,要她單獨去一個秘密地點,就曹文敏的問題與有關人員進行“當面對質”。張文秋得到通知后,認為這樣做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領導林育南作了報告。林育南認為康生這樣做是錯誤的,並馬上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件事。周恩來與林育南商量決定:張文秋已向黨組織寫了書面材料,不必搞什麼對質。
隨後,林育南將他與周恩來商量的意見通知了康生。林育南還對康生說:“蘇準會”的工作很忙,張文秋在此離不開,有什麼需要她說明的,可以叫她寫材料。如果認為她寫的材料不完全可信,可以派人去山東進一步調查核實。不久,周恩來、鄧發等中央領導派人去山東調查張文秋反映的問題,結果證明張文秋寫的材料是正確的,曹文敏確系自首變節分子。在事實面前,康生不得不低頭,並向中央作了檢討。但事後,康生並不認錯。他認為林育南、張文秋使了他的壞,弄得他幾乎下不了台。他幾次利用職權尋機報復張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來、鄧發、林育南等領導人設法保護,康生的陰謀才未得逞。直到全國解放后,張文秋成了毛澤東的親家,康生仍不忘當年舊事,勾結江青對她進行迫害。魯訇的文章還說:陰險狠毒的康生,還早就對保護過張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操縱下,佔據了中央領導崗位,推行“左”傾機會主義一套。康生立即投靠過去,積極為他們拍馬抬轎。林育南等許多負責幹部和忠誠黨員,公開反對、抵制他們的錯誤方針。有一天正在一處開會,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夥,把他們開會的時間、地點和人員名單,故意泄露給敵人,使敵人突然包圍會場,將林育南等同志一齊捕獲,很快全被殺害於上海龍華。筆者仔細研究過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聯”五作家的死因后,也認為僅以叛徒王掘夫告密造成了這麼多人被捕,是說不過去的。其理由是:
一、據有關史料記載,王明本來已經從中共中央特科得知國民黨特務混入了林育南、何孟雄等反四中全會及王明的人內部,他不讓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並以“很危險”、“已來不及”為借口,極力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報信。
二、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時,正在主持中共江蘇省委的會議。黨內這麼多重要負責人被捕,他不但未採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併當著與會人員的面說:這是早預料到的,是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反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林、何等人是在反對中央的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質有所不同。接著,他又將組織關係在江蘇省委的何孟雄開除出黨組織。
三、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犧牲后不久,王明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寫了一首《悼“二七”龍華死難烈士》詩:“廿六英雄同遇難,而今二七更愴然。育南師輩孟雄友,淚灑春風泣杜鵑。”讀了這首詩,使人感到很奇怪:龍華二十四烈士都是強烈反對他和六屆四中全會的人,他曾在大會小會上攻擊龍華二十四烈士有“個人野心”,“反黨分裂黨”,此時怎麼又寫起悼念這些人的詩了呢?而且還稱林育南為“師”,稱何孟雄為“友”,豈不怪哉?
四、筆者意外地在原黃州市檔案館發現的一件尚未發表的重要史料,也證實了吳炳叔、王雲程的證言。這篇史料寫於“文化大革命”初期,作者叫柴雲堂,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頻、柔石、殷夫一起被關押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柴雲堂在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裡人、多大年齡、何時入黨、歷任職務等情況,敵人了如指掌,並把他作為“首犯”、“要犯”對待,還用專機將他押到南京勸降。敵人審訊他時,直呼他為“秘書長”。如果不是內部有要人向敵特機關提供了很詳細的情況,敵人是不會知道得那麼清楚的。
五、中央特科準備在途中營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敵人知道。國民黨原計劃將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開處決,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準備在途中劫車營救,由於黨內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給敵人,使蔣介石臨時改變決定,立即下令將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及“左聯”五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處決。當時,中央特科的行動是極其機密的,不是黨內要人不會知道此情況。王明、康生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出來繼續反對他們,故用這樣的辦法將他們置於死地。
林氏三兄弟關係表
林大靜 | 林焱臣 | 林育英 | |
林時郎 | 林協甫 | 林育南 | |
林明卿 | 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