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斯

在尼斯

在法國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過來的手。我對法國朋友說：“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裡面”，這不是“外交辭令”，我是帶著真摯的感情講話的。法國友人關心中國人民的鬥爭，願意了解中國，勤奮地學習漢語，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法國讀者關心我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談起來他們對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國太太拿了法譯本的《寒夜》來找我，說是她喜歡這本書，要我為她簽 名，還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太多的痛苦”。可是寫了出來，“太多的”三個字沒有了。作為作者，我不希望給讀者帶來痛苦。這種心愿是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來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開始拿筆的時候，我的想法並不是這樣。但是作品一發表，就像一根帶子把我同讀者連接起來了。從此我就時時想到了讀者。我總是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幫助，而自己又覺得它們對讀者並無實際的益處。因此產生了矛盾，產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擱筆，說在白紙上寫黑字是浪費生命，而同時我卻拚命寫作，好像有人在後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在我的內心正在進行一次長期的鬥爭。兩股力量在拉我，我這樣經過了五十年，始終沒有能離開藝術。今天快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還下決心爭取時間進行創作。我當時利用藝術發泄我的愛憎，以後一直擺脫不了藝術。現在我才知道藝術的力量。過去我不了解藝術，也不了解自己，難道我就了解讀者嗎？

我常說我的作品給人們帶來痛苦，談到《寒夜》，我稱它為“悲觀絕望的書”。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還為最後那一句“夜的確太冷了”感到遺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一直折磨著我，在那難忘的十年中間，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說，特別害怕人提到《寒夜》。沒有想到去年我無意間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一句話：“這是一本燃燒著希望的書。”原來讀者也有各人的看法，並不能由作者一個人說了算。難道我真的就只給讀者帶來痛苦嗎？現在連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協會分會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同時也歡迎從瑞士到尼斯來會晤我們的韓素音女士。招待會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廳和飯廳里舉行，不少的人參加了招待會，他們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協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會上酒菜點心相當豐盛，客人們談笑，親切自然。兩位年輕太太或者姑娘過來跟我談《寒夜》和《憩園》里的兩個女主人公。她們說，她們了解她們，一點也不陌生。我說，我寫的是舊中國，舊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們說：“我們理解，心是一樣的。她們是好人啊。”這時又有一位女讀者參加進來。我就帶笑說，女讀者找我談話，我不緊張，因為我在小說里很少把婦女寫成壞人。後來在巴黎的確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我回答：在舊中國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總是受壓迫，受欺負，受剝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們。在這之前我還參加過一次同讀者見面的會，我雖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實際卻有點像中學生接受考試，幸而讀者們十分友好，沒有出難題，一個半小時就順利地過去了。我列舉這幾件事，為了說明一個問題：讀者們不是一塊鐵板，他們有各人的看法，他們是“各取所需”。我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我還要談到它。

那個晚上的招待會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法國人的晚宴常常繼續到午夜甚至更遲，因為我年紀大了，女主人允許我早退。尼斯友協分會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會的成員和骨幹。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華僑醫生的法國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個還在大學念書的小兒子講漢語，書寫漢文。這裡是一所相當漂亮的別墅，房內還有各種古玩陳設。我們一行四人住在這裡，另外還有三位住在車夫人未來媳婦的家中。她們對我們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遠方來的親戚。招待會的菜點都是車夫人和女兒、媳婦準備的。我們出去參觀訪問都是車夫人自己開車。兩天以後我們代表團從尼斯坐火車去馬賽，友協分會負責人和車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車站。我們在車廂里看見車夫人頻頻揩眼睛，我的女兒也落了眼淚。

我在法國的訪問還是一次在讀者中間的旅行。我的作品引著我走了這麼遠的路。我常常說：“讀者們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榮譽。”我也曾把“讀者們的期待當做對我的鞭策”。到處我都聽見一個友好的聲音：“寫吧。”“我要寫，我要寫。”沒有把我想的和應當寫的東西寫出來，我對讀者欠了一筆債。不償清債務，我不會安靜地閉上眼睛。對於真誠、深厚的友誼，我一定要有所報答。

在尼斯車夫人家那間窗明幾淨、寬敞的房間（她的小兒子把自己的住房讓了給我）里，或者在巴黎我接待過《新觀察家》記者（他寫了那篇《會晤巴金》）的“豪華的”旅館里，我常常早晨七點前後站在窗前望著外面院子里盛開的野蘭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濕了的街道，窗內外都是那麼安靜，我站了好一會。回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深深感覺到我和他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為什麼法國讀者的友誼這樣吸引我？法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使我這樣感動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我的養料，也是我寫作的源泉。握著每一隻伸過來的朋友的手，我感覺到祖國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興的是我要把這樣的友誼帶回給他們。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個目的就是追求友誼。五十二年後重訪法國，我滿載而歸。我不會白白地接受這珍貴的友誼，我要讓它開花結果。……

矛盾解決了。我要永遠捏著我的筆。寫了幾十年，我並沒有浪費我的生命。我為什麼還要離開藝術、擺脫藝術呢？離開了友誼和藝術，我的生命是不會開花的。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